刘金祥
回望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政治上慷慨激昂，学术上发愤勤笃，在短暂的五十六载春秋中存留下皇皇140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在哲学、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创见和贡献。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梁启超著述写作的效率极高，所谓“草一稿片刻即脱”。他在撰写文章著作时，一经动笔便情如烈焰、文思泉涌，瞬间成文、涌汇成篇。其中口碑极佳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篇幅为十余万字，但他仅用一周时间即告完成。可见他为文著述的速度远超常人，于才思敏捷中援笔立成，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撰文著述的快手和高手。
1920年初至1922年秋约两年半的时间里，梁启超就撰写了长达100多万字的政论文章和学术著作。1920年3月，梁启超结束为期两年多的欧洲之旅，返回上海，决心“重理旧业”，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大学教书和文章著述上。除了在北京、天津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各大学进行巡回讲演外，他将其它时间均用于撰写文学和史学著作。
清华大学社会系著名教授陈达先生曾撰文回忆：“我在学校当《清华学报》总编辑时，思永（梁启超次子）在我的班上做学生。有一次我跟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写篇稿子吧。稿子来了，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我只说了几天，稿子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由此可见，梁启超即便是撰写专业性较强的高深史学文章，也是恣意挥洒、酣畅淋漓、笔扫千军。
1914年，梁启超借用清华大学工字厅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彼时，一战战火刚刚点燃，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规模前所未有，如果不以文字加以记载，实乃史学家的失职。鉴于战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很难寻找到一手翔实材料，在此种极为不利的情形下，梁启超以强烈的史家自觉和迅捷的史学敏感，在短短十日内就将《欧洲战役史论》这部百页学术著述迅速草成。其得意门生、著名法学家杨鸿烈先生对乃师的这段故事有过简洁生动的记述：“十日脱稿，盖十日间未尝停辍矣。”
1916年，梁启超发起护国活动，应蔡锷将军之约赶赴南方各省开展宣讲动员，袁世凯派兵搜寻追捕，梁启超只好以日人之名绕道越南北部山区，躲藏在一个名为帽溪的小村庄里。由于水土不服，他罹患重病，待病情稍微好转，他又“文兴发而忘诸苦”，转瞬间写出了《国民浅训》，并在这部“病起后即捉笔著成”的著作序言中写道：“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由此看出以家国大业为重的梁启超，其著书立说几乎没有受到时空或身体状况的限制。
梁启超写作速度有时快得离奇，进而在近代学界留下了一些美谈和佳话。1918年12月，梁启超携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六人游历欧洲。回国后，蒋百里结合自身感悟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小书，并延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慨然应诺，立马动笔，其间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遂“既下笔而不能收”。
结果，一篇序言洋洋洒洒写了8万字，比蒋百里原著的篇幅还长。无奈之下，蒋百里希望梁启超将此序单独出版，而梁启超也不客气地反过来请蒋百里为此“序”写序。蒋百里在序言开头写道：“方震（蒋百里自称）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此书即后人广为传颂的《清代学术概论》。嗣后梁启超又将此书增添扩充至25万字，是为影响甚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也可称为一篇亘古未见的长序了。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的一生是在紧张匆忙的写作著述中度过的，正是运笔如飞的写作著述，使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