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徒尚纪（中山大学教授、博导、史地学家）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华文化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认识广东的自然地理空间分布特点与文化内涵，有利于深入挖掘绿美广东的文化价值，活化历史人文资源，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东故事。为此，本刊采访了史地学家、岭南文化地理专家司徒尚纪教授。
《同舟共进》：从整体上，如何把握广东的区域文化地理特征？
司徒尚纪：广东地处我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造成它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区位，极利于孕育和发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
横亘广东北部的五岭山地，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广东与中原的沟通。但是，广东又恰处在我国南海航运枢纽位置上，生活在岭南的古越人很早就驱驰于这片广阔的海洋。随着航海、造船等技术进步，岭南人又不断假道海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走上与世界各地交往的道路，从而不断削弱自己的封闭性，增加开放性，并最终使海洋给广东带来无限开放的优势和生机。
广东跨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热带，加上地形影响，又兼具了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垂直地带性特点，形成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复杂的地理景观。水、土、光、热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为人类驯化生物品种，捕捞水产，创造丰富物质文明提供强大后备基地。所以古人说，广东物产“兼中外之所产，备南北之所有”。
广东境内大致可分为三大地理区域，北为山地丘陵，含广东北部和东北部；中部为河网密布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平原，镶嵌部分山地丘陵，含北江中下游、东江下游、西江下游等。南部沿海平原台地，间有少量山地丘陵，以及近岸海岛，潮汕平原、粤东沿海平原、珠江三角洲、漠阳江、鉴江河谷平原、雷州半岛、海南沿海等都属这一地理区域。
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初民一开始就创造出三种亚文化并存的态势，奠定了文化区域差异的基础。北部山区，居民以耕山为主，梯田文化占优势，民风强悍好勇。中部河谷和冲积平原，既利于农耕和稻作文化发生，又因其居于沿海和山区过渡交汇之处，易于成为交易之所，故其“人多务贾与时逐”，渐渐形成商业文化的优势。至于沿海地区，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逐海洋之利”“耕三渔七”，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当地居民敢于冒险、勇于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成为广府人和潮汕人共有的海洋文化特征。
《同舟共进》：从生态文化地理的角度，如何认识广东生态环境的古今变迁？
司徒尚纪：历史上，广东虽然开发较迟，却是后来居上地区，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至为明显，追溯其历史演变过程及不同活动方式的后果，总结利弊得失、经验教训，有利于加深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且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
森林是生态环境的核心，它的数量、性质和分布等状况，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它周围地区各个生物因子的运动与变化。森林又是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就是从开垦森林开始的。从森林更替状况，可窥见广东文化生态历史演变的轨迹。
广东上古几乎全为森林覆盖，到处是一派荒古景象。在今珠江三角洲平原地表以下1~2米处，常见大量腐木，在三水、四会、高要一带挖出不少埋藏树木，部分木质良好，连片分布，被称为“地下森林”。经碳14年代测定，这些树木距今约两千年，相当于汉代初期。
宋代开始，广东踏上较大规模开发道路，土地开发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广东始有耕地面积记载。大片森林被砍伐，成为新的耕地和粮仓，稻作文化也勃兴起来。有些地方已开始成为木材生产基地，这种为商业利益驱动的采伐森林行为谅已达相当规模。不过即使在宋代，被开发的土地主要在河谷平原和沿海低地，山区仍是森林的王国。许多文献都说岭南“山林翳密，多张瘴毒”，许多百姓不得不结巢而居。宋代广东地区野生大象活动频繁，“每秋有群象食田禾”，于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捕杀野象。这些记载反映，宋代广东大部分地区基本上维持过去的文化生态环境。
明代，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已开发为全国先进地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广程度大大超过前代。垦田面积的增加，除围垦河海滩涂之外，主要是毁林开垦的结果。特别是晚明番薯、玉米、烟草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更加剧了森林的消失，故到明代，过度采伐森林导致的生态平衡失调问题已经出现，到清代则更加严重。人口滋长，平原难以立足，多转徙山区，以毁林开荒为生，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广东沿海，森林对防风固沙的作用特别明显，是人类生产生活一道屏障，也是一些地区风水林分布所在。大抵在清代，沿海防护林被砍伐引起风沙之害已不乏其例。近世以来，广东也和全国一样灾害频仍，生态环境更加每况愈下，森林面积急剧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曲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森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并且掀起一次次植树造林运动，许多荒山重新披上绿装，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经过多年的努力，广东生态环境正日益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作用，森林生态意识加强，毁林现象减少，植林绿化日渐成为社会风气。
《同舟共进》：海陆交通的繁华畅通，对于广东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司徒尚纪：古代广东与中原联系，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是从粤北乐昌入湖南宜章。二是沿西江至广西梧州，再经漓江、贺江、潇水入湖南，转中原各地，这是秦汉时期广东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三是沿北江溯浈水达南雄梅关，入江西转中原各地，此道水路长陆路短，比乐昌之路方便，因此梅关古道便成为五岭南北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在岭南文化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和重大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隋唐时期，中国海运事业发展开始进入鼎盛。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诸国，再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一直远达非洲东岸，沟通了亚非两大洲的联系，促进了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这条航线全长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线。海上运输与陆上运输相比，具有行驶平稳、载重量大等优势，因而对于瓷器出口贸易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适宜。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对境外香料的需求不断增加，香料产地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及中东等海路交通发达的国家，这都有赖于海上交通贸易。故而，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和“香料之路”。
“广州通海夷道”的畅通，更得益于广州港口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以及盛行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等优良的自然条件。利用季风风力，海船每年可往返一次，当时广州便有“雄蕃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赞誉。
唐代及南汉王朝以高度开放的气魄，打开国门，发展海上贸易，不但确立了广东的贸易中心的地位，而且带来了海洋文化的繁荣。不少循海路来华的高僧大德，多在广州上岸，再转往内地。海外科技、医药等文化的传入，也以广东为窗口、桥梁。
海上丝绸之路和梅岭古道相互对接和沟通，有效地发挥中外文化交流功能，广州及沿海城市的文化风格变得更为多元、开放和包容，成为岭南文化最大的特质。
宋元之际，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广泛分布于珠三角、粤东山区和高、雷、琼、廉等地，揭开了广东开发高潮。南雄珠玑巷作为主要通道和居留地，被广府系人视为发祥地，形成“珠玑巷情结”，寻根问祖。至今已是发展旅游业的一笔无形资源。
《同舟共进》：河流是文明的摇篮，珠江水系对于广东文化地理有何重要意义？
司徒尚纪：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网河组成，因受“华南弧”地质构造控制，珠江水系除了东西走向的西江，还有南北走向的北江和东北—西南走向的东江及流溪河。这些河流最后汇流于珠江三角洲，形成扇形地理格局。
一方面，因流域北有南岭横亘，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限制了与中原北方的往来，所以它对内是相对封闭的，形成“山高皇帝远”的政治格局，也少受中原、北方正统文化影响，利于保留较多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因流域南临大海，故对外是开放的，可以假道海洋，纳四海之新风，形成多元融合的文化风格。就流域对内封闭、对外开放两者比较而言，后者作用远大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珠江文化实质上以海洋性为主流。
珠江水系扇形的地理格局使各支流都汇聚于广州，故广州能成为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一座兼容南北、涵摄中外，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文化中心，这是其他大河流域所欠缺的。广州由此成为两千年不衰的河海港兼备的城市，影响了整个流域文化的发展，并以自己的文化成就，彪炳于珠江流域文化史册。
今日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境内气候温湿，雨热同季，地貌多样，植被良好，物种众多，水资源丰富，对人类活动、创造物质文化、发展繁荣经济非常有利，在许多方面胜于许多大江大河。
广东江河密布，水资源丰富。水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深刻影响地方文化。古人说：“近山则诚，近水则灵。”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含和，变通在我。”广东的文化兼容性与水不无关系。“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洋过渡的力量。”广东文化属水文化或海洋文化类型的本质根源也在于此。
《同舟共进》：近代以来，广东一地常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这与广东的地理区位条件有怎样的关系？
司徒尚纪：广东之所以能成为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的试验区，与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与文化特质关系密切。
广东近海，深受海洋文化影响，也有很多域外特质，与内地迥然有异，形成多元、开放、重商、创新、兼容的文化特质。
近世西风东渐，先进科技、观念文化首先登陆广东，引起社会变革。当然，广东又由此首先受西方列强侵略，引起社会性质改变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广东人经受斗争锻炼，走向成熟，如凤凰浴火，涅槃重生，不断推动广东历史前进，并对全国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一定意义上，华侨文化也可视为广东的优势之一。广东有数千万海外华侨，为全国最独特的省区。一位华侨可影响3~4个人，广东有6000~8000万人口与华侨相关，相当于另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海外广东”。华侨在经济、文化、信息上有其优势，是广东历史尤其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从康梁变法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抗日战争乃至改革开放，无不体现华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本文由本刊记者钟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