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江冰，文化学者、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文│本刊记者 梁思慧
《同舟共进》：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重要的一环。您觉得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文化建设占据什么地位、起到怎样的作用？
江冰：在我看来，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来源及自信所在，文化传承在当下的语境中相当重要，它不仅仅是文化活动的问题，也是找寻我们精神的中流砥柱的问题，可以说，文化是乡村建设中的灵魂。
最近我看了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刚开始面对乡村“慢生活”的镜头，习惯了快节奏的我，多少有些不适应，但看下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部很好的片子，同时也是一部主旋律的片子。它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这里面其实就涵盖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人们试图在云南这样一个“有风的地方”来解决现代都市人的种种心理问题、生存问题。所以这部作品表面看起来是在讲俊男美女的乡村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它涉及了很深的社会文化问题、现代人归宿问题、人生前途的问题，同时给我们以启发：乡村抚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闲适惬意的乡村生活是我们的心灵港湾，富有治愈的能力。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问题，往大的方向看，是整个中国文化在21世纪要往哪儿去的问题，往小里看，则牵涉到我们的文化如何传承、如何转型、如何适应新的形势。人类与大自然唇齿相依，大自然具有调剂人心的巨大容量与伟力。中国文化中的山水文化非常发达，我们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其中的文化自信，就是跟我们传统文化相连接的，而要跟传统文化相连接，就必须跟中国的山水、乡村相连接。
《同舟共进》：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文化形成了强大示范效应，城市文化的强势来袭，使得传统乡村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改变，乡村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应如何重新构建乡村的文化自信？
江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都市在快速地扩张、膨胀，乡村空心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当然这也是不可抗拒的。2000年时中国的人口就已是乡村和城市各占一半了，大批的农村人在城市里打工、生活，近几年虽有一些回流的倾向，但农村年轻人的主要走向还是城市。
所以说，当今的乡村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跟中国传统的乡村已大不一样，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题。在今日的城乡文化构建中，我觉得首先要建立都市与乡村良好互动的关系，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构建我们的乡村文化。当下的乡村文化不是纯粹的、传统的，要融进城市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在乡间兴办民宿一样，民宿的硬件要向城市的生活方式看齐，比如要有先进良好的洗浴设备、干净新鲜的餐饮搭配……但在软件方面，我们又要回归山林水色，回归慢节奏、轻物质的生活。
《同舟共进》：一说起乡村文化来，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乡村是文化的荒漠，我们要送文化下乡。您如何看待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之间的关系？
江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广东为例，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经济好了就修祠堂等，把乡村的文化、民俗很好地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得好，外来人口较多，本地的传统反而变得淡薄。我走访了粤西的很多地方，像雷州半岛，它的经济就不大发达，但他们在文化方面反而积淀了深厚的传统，那里流行的石狗文化、石狗崇拜，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秦百越的气息；再如粤西方言复杂，犹如浪潮交替，“你中有我我中有它”；高州古城带有中原色彩，是进贡给杨贵妃的荔枝出产之地。
潮州、汕头的GDP也是较低的，但他们藏富于民，老百姓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潮汕当地保留了很多古代习俗与民间风俗，一句话体现潮汕文化的特色，就是“种田如绣花”。潮州祭祀天下闻名，每到初一、十五，就可见提篮担筐的人们奔波于许多寺庙之间。暑假的时候，村集体出资给孩子们免费培训各种“营老爷”（游神赛会）的活动，学习如何传承民俗，而珠三角在这方面就比较淡。所以，文化的事情要比经济复杂得多，评价经济，可能靠GDP指数就可以解决，文化却要一地一地地分析。
《同舟共进》：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其气候、地理环境、自然资源造就了这方水土的历史积淀与人文景观，您觉得分布于广东省各村镇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其它省份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
江冰：广东乡村在历史文化资源方面最大的优势，我归纳为三点：第一是鸟语花香，这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势。“鸟语”，说的是在外地人看来，广东人说话就像鸟儿在唱歌一样的，广东不仅有粤语，还有潮汕话、客家话、粤西方言等，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体现出自唐宋以降的浓浓古风。花香”说明这里长夏无冬，温暖如春，四季花开。
第二，广东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兴盛是由三大流域由北向南不断开发完成的，先是黄河流域，然后到长江流域，江南的地位异军突起，但后来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过来，南宋的句号被画在了广东，此后珠江流域的开发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三大流域的变化发展，使得广东一方面离中原文化很近，另一方面又离大海很近，距世界不远，最终造就了它“古今同在、中西交融”的独特气质。
第三是节气与乡愁。“湿而暖”是岭南气候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就冬季而言，也有“湿而寒”。俗语说“二四八月乱穿衣”，到了岭南则此类现象四季皆有，气候变幻确如“孩儿面，说变就变”。中华古典诗词中咏四季变换，像白居易写道：“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但岭南的四季界限很不显著，可有趣的是，广东居民在日日煲汤的食材中，却体现出鲜明的四季意识，各有对应。
广东人也特别注重乡愁，比如这边很重视清明祭祖，这种祖先崇敬在中原的很多地区都开始淡化了，在岭南却得以很好地留存下来。
《同舟共进》：您平日经常到各地调研，在走访途中，有没有哪些县、镇、村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冰：一个是江苏的兴化。那里保留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东西，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兴化明朝时出了一批京城高官，总理级三人，部长级十人，显赫一时，其中有文武状元各一。虽交通闭塞，但物产丰富，文风昌盛。一县之地，明清两朝共出进士105人，人才马太效应形成，所以那里才会诞生“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以及“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刘熙载、“平民理学家”韩乐吾等一批文化名人。
兴化的百姓生活悠闲，“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即早吃茶，晚汤浴。在兴化吃茶有四种功能：人际交流、谈生意、获信息，还有一种是讲理——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争议各方协调，最后由理亏一方支付茶资。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兴化古城、兴化人气质中的魅力。
二是广东高州。曾经的粤西俚人僚人文化中心，曾经的高凉郡首府，如今古风犹存，驻立在粤西鉴江之畔。那里传统农耕家风犹存，重人伦，重孝道，重读书。高州外地人很少，市区人口稳定，比如兰州拉面原在市区开了五六家，最后只剩一家。高州几乎没有北方人，他们的口味是广府加当地特色——相当清淡，由此可见，高州的人民安居乐业，很少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而春节更可见传统习俗的留存，比如，市区家家必贴春联、派利是；乡村更有祭祀程序，拜天、拜地、拜祖先，一个都不会少。
明代进士吴国伦任高州知府期间，打击倭寇，振兴经济，繁荣文化，政绩载入史册。他创办了“南岳书院”（高州中学前身），藏书曾达二万册。他的《高州杂咏》流传至今：“粤南天欲尽，风气迥难持。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此诗可见高州地处偏僻，中原文化进入较晚，地方特色明显。这里的好处在于：有着自身底色又兼容多元文化，恰巧成了传统原色的存留处。
三是从化的罗洞小镇。那里的荔下学堂、非遗学堂、工匠学堂、美食街、民宿群、创意园、文艺园，琳琅满目，让人大开眼界。罗洞的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者是一位地产企业家，事业有成后他返回故乡，全身心投入乡村建设。他邀请众多中小学生到此游学，让城里的青少年了解乡村，山风拂面，溪水叮咚，田野里的课堂鲜活而生动。这里更有工匠小镇非遗文化会、中秋非遗押花展会、传统非遗木偶戏展演、从化非遗水族舞庆丰收节展演等非遗文化活动。目前工匠小镇已被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认证为广州数字产业园、广州文化产业园，同时与多所大学协作，开展各种人才培养项目。
在我看来，乡村振兴，罗洞小镇做了很好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