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伊绯
【远涉重洋，治疗眼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危急。陈三立此时已85岁了，他毅然绝食抗议日军侵略，5天后逝世。47岁的陈寅恪在为父亲守灵的日日夜夜里，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他一直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疲累与悲愤，交织而来。加之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此类姿势对早年就已高度近视的陈寅恪极不相宜，直接诱发了视网膜脱落。
陈寅恪在为其父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已经基本没有视觉。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同时，医生还建议他术后必须有相当时间的休养，方才康复有望。但因陈寅恪决意要继承父志、坚决抗日，将携全家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最终放弃了手术治疗。
抗战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至1943年底才到达四川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入住学校租赁的民房内，生活与学术条件都极差。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仅有的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多篇论著。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
1944年12月12日早起床后，陈寅恪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陈寅恪住入存仁医院治疗。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术后一个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实施第二次手术。陈寅恪自行决定暂不再手术，因他认为第一次开刀不但未将视网膜脱离的部分粘上，还弄出了新毛病；若二次开刀，医生回复又无把握，现静养一月渐有进步，万一将来忽然变坏，再考虑开刀。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陈寅恪于旧历除夕前出院。至此，陈寅恪双目失明，无可挽回。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陈寅恪决定远涉重洋，去伦敦治疗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此次能恢复一定的视力。
陈寅恪的赴英线路，是先从成都飞往昆明，再从昆明飞往印度，复从印度飞往英国，其间还曾在昆明“小住十日”。1945年11月3日，陈寅恪正式入住全球知名的伦敦圣马利亚医院，青霉素的发明者——英国著名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就曾在这所医院的医科学校就读并供职。
但陈寅恪施行了两次手术后，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效果，仅把眼前的一片黑影除去，最初医生仍希望把已破坏的视神经换掉，使新的眼神经和网膜长到一起，可新神经终不能生长，所以双目依然模糊。医生说假若休养得好，两年以内无变化，就不至于更严重。得知结果后，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
【“双目失明，等于再生”】
1946年10月26日，陈寅恪治疗眼疾未果后，终于重返故都，返归清华大学任教。
陈寅恪是直接由伦敦回到南京，夫人唐筼则带着三位女公子，由成都经过七个月的长途旅行才到南京。比起一路上转换多种交通工具的困难，唐筼更担心两箱贵重书籍的遗失——她们始终随身携带陈寅恪亲笔加批的书籍，衣物和其他书籍，则由轮船运输——途中听说那船在宜昌附近触礁沉没，东西捞起来又被匪人抢去，唐筼惋惜道：“衣物遗失无关重要，书籍遗失实在可惜。”
当年陈寅恪在清华任四门功课，历史系是中古史和专题研究，国文系是白香山诗与唐诗研究，其中只两门功课需要上讲堂。陈寅恪行动不方便，假若选课的同学不多，就改为在宿舍里讲书或做研究。同时他准备着手写《白诗集注》和《唐代文化》《唐代社会》等著作，撰述完全凭着以往的记忆，并且打算在黑暗中摸索着写出来。
1946年11月，《华北日报》闻陈寅恪返国北归之讯，遂派出记者采访。访谈中，记者提及陈于抗战军兴、政府南迁以后的诗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问他：“此次终于再归故土，作何感想？”我已双目失明，等于再生”，陈寅恪回答，语调中充满悲凉。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一句，出自陈寅恪的诗作《南湖即景》，原诗为：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此诗写于1938年夏，当时陈寅恪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云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大分校。此诗赋予了蒙自南湖独特的时代况味，将家国沧桑与世途苍凉融于诗句之中，颇令人动容。诗中的“南渡北归”之句，更是传诵一时，至今未绝。
记者又引用陈寅恪诗作《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中的一句“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问陈寅恪是否当时已料到国事之堪忧？陈则回应：“本人一向是个悲剧论者。”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写于1945年8月11日，原文为：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据诗文可知，8月10日晚，日本宣布将投降的消息传至中国西南后方，当时尚在搬迁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分校任教的陈寅恪，于次日晨起后得知了这一消息，即所谓“降书夕到醒方知”。
众所周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1945年8月15日正午。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陈诗于1945年8月11日即“提前”写成，恍若“预言诗”，让人称奇。
事实上，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即已分别电请中立国瑞典、瑞士，将其投降之意愿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于此日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世界。当时，陈寅恪通过何种渠道获知此讯，尚无从确考，但其初得此讯的激奋之情及其复杂心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是表现得相当强烈，此诗即为见证。
诗中“何幸今生见此时”与“国仇已雪南迁耻”之句，恰与七年前所作《南湖即景》诗中的“北归端恐待来生”与“南渡自应思往事”之句相对应，本来抗战意志坚决但对抗战结局尚持悲观态度的陈寅恪，此时忽见国仇家恨已雪，家国重归完聚，自然颇有“念往忧来无限感”。当然，时局动荡、兵戈未息的国内政治现状，又让一向敏感的陈氏思虑重重，难免“喜心题句又成悲”了。
【胡适“雪中送炭”】
时至1947年冬，天寒地冻，清华各院的住宅本装有水汀，却因经费见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陈寅恪的住所仅一室装了火炉，不得已之下，只能将其个人藏书——一批东方语文学专业书籍如蒙古文蒙古国志、突厥文字典等，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买煤。
近半个世纪后，季羡林在所撰《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并补充说明了一些细节。据季羡林回忆，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竟超过粮食本身。
得知学术界泰斗陈寅恪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马上将这情况告诉了已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胡适尊重、爱护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被传为佳话，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
胡适想赠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陈寅恪拒不接受。最后陈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相赠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他自己的汽车——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季羡林到清华陈寅恪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在当时物价飞涨、币值剧贬的年代，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胡适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会，商讨解决北大教授的薪资保值办法。这不仅仅是北大教授的经济危机，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职员工都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更是整个北平文教界的经济危机。
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北大购买陈寅恪藏书以美元支付，在当时可以视作一种“特殊待遇”，这当然也与胡适的努力争取有关。查阅1947年的《胡适日记》，虽然没有具体记载北大购买陈寅恪藏书之事，但当年3月14日日记中提到，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中以董事身份提议，“北大向中基会借美金三十万元，分两年支用，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购买这批藏书所支付的两千美元，应当就来自这笔中基会借款。
陈寅恪卖书买煤，依然有着学者风范的矜持，半捐半售，毫无斤斤计较之态；胡适爱才惜才，争取到保值支付，也可谓“雪中送炭”——这桩1947年的学者卖书事件，倒真不失为一桩可圈可点的学林掌故。
【买书复又卖书】
陈寅恪不但于这年有过大宗卖书之事，也曾有过大宗买书之事。
1947年，陈寅恪曾购置《丛书集成初编》两千册。他在此时购买该书，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或说是在什么样的生活背景之下，非得在并不宽裕的经济状况之下，做出此举呢？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离平南迁途中，陈寅恪藏书曾大量散失毁损；至抗战胜利复员清华之后，可供学术参考用书也有大量缺失，急需补备；还有前述提到过陈氏北归途中，因货船沉没，导致船上运载的书籍全部遗失之事。另一方面，在七七事变之前，由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已印成三千余册之多的规模，这套丛书一直以史料内容丰富，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颇受国内学者青睐。抗战胜利之后，自然也列入了一些战后复员学者的购书计划之中。
这套《丛书集成》收录的范围非常广泛，原编分十大类：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举凡需常备作参考的古籍，大致已经包罗在内，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确实是既实用又方便。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在1935年印行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1935年该书预约价，一次性付清全款预订者，需支付国币460元；若分期付款，则需支付国币560元。这部书的邮费在预约样张上也有明确规定，“各行省及日本”的邮费是国币50元。当然，这是战前未贬值的，与银圆几可等值兑换的国币售价，十余年后的飞速贬值的法币价格，就远远不止这个数额了。
在金圆券即将取代法币前夕的北平，市面上的物价早已暴涨难控，呈“日新月异”之态，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所谓的行情报道。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的版面上，就每天开辟有“经济天地”栏目，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物价直线上升、法币直线下降的轨迹。可以看到，银圆始终是市面上的“硬通货”，平均下来，一块银圆大约可以兑换法币两万五千元。
也就是说，战前印制的《丛书集成初编》在1947年的售价，一次性付清价格折合法币约为一千一百五十万元；至于商务印书馆当时按何种物价指数定价及收款，对知名学者购书又是否有所折扣优惠，尚无法确考，但大致应不会低于法币一千万元之数罢。
不妨再来看一看1947年的美元汇率。仍据北平《世界日报》的行情报道分析，美元对法币汇率约为1：45000。之前陈寅恪卖书所得两千美元，折合法币约为九千万元之巨。由此可以揣想，1947年曾花费至少法币上千万元购书，颇有重振学术生涯之志的陈寅恪，到年底时也渐不宽裕，买煤御寒也成问题，于是只能通过卖书之举来暂解困局了。
回首这段陈寅恪先买书复又卖书的往事，真可谓“豪掷千万为购丛书，卖书买煤竟得九亿”，在这则看似错综复杂的学界逸闻中，又蕴含着几多时代沧桑与人生无奈。
至1947年时，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应当已无法自行研读任何书籍了，那么，此时所购置的两千册《丛书集成初编》，要么是在家人帮助下有选择性的略加听读，要么则只能搁置一旁备查而已了。
2014年5月18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茶话会上，历史学家田余庆曾忆述，他在1949年之后至陈寅恪家中进行学术交流时，看到过陈家书架上确有这么一部《丛书集成》。他称当时“提了几个隋唐史的问题”，“陈先生就让助手到书架上找书”；“陈家的书不过是一套《丛书集成》，版本并不好”，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陈寅恪可以说出页码，然后大段地讲”。
可见，这套《丛书集成》在陈寅恪失明之后的治学生涯中，虽无法成为随时翻检查阅的学术藏书，但通过家人或助手的帮助（或以听读记忆的方式，或以纯粹忆文追查的方式），早年博闻多识、记忆力超群的陈寅恪，仍然能令这套后世学者认为“版本并不好”的普通丛书，发挥出极为重要的学术参考作用。据田氏的年岁及其忆述概观，这套丛书应当与陈寅恪相伴终生，成为陈家书架上的大宗常备用书。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