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 健
堪称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学家的鲁迅，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从7岁开蒙被翰林出身的祖父指定读《鉴略》起，到去世前6天从内山书店购买《西葡记》，鲁迅总共读过多少书已无法估量。从青年时代写下的《戛剑生杂记》等诗文，到1918年署名“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临终前未能完成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计有包括创作、论文、书信等在内的约700万字留给后世。
除了读书和写书，鲁迅生活中还有许多与书有关的大事小情。这些似乎琐碎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何以既平凡而又高大。
【买书的苦乐一言难尽】
鲁迅现存的日记从1912年5月5日写至1936年10月18日，这期间几乎从未间断，并且每年年底附录全年书账。根据其日记粗略统计，24年来，鲁迅共购书逾万册，花费计1.3万余元。
对于读书人来说，买书、读书是一大快事。1912年9月2日晚，鲁迅翻看前一天购买的10本《中国名画》，特地在日记中写道：“翻画册一过，甚适。”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但说起买书，有时也不免困惑。1912年5月鲁迅初到北京，此后8个月时间里，他购书即花费160多元，而当年其月薪只不过60元。鲁迅为此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第二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整理书籍，看看已排满两个书架，当时的感触是：“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
买书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为支撑。在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鲁迅经常节衣缩食，省钱买书。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14年，1920年秋开始又兼职教书，加上撰稿出书，收入渐渐丰厚，也就有了足够的财力买书。书账最多的一年是1930年，他为了自己心仪的书籍共豪掷2400余元——当年上海普通工人月平均收入仅约20元。然而鲁迅每次买书都要衡量一下是否值得，若不值得，是决不会为之解囊的。
有位浙江籍学者叫孙诒让，著有《名原》两卷，论述文字起源及其演变，对古文字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18年，孙诒让去世10年之际，他的后人将该书刻印出售，书价一元。鲁迅在北京见到《名原》，认为薄薄一本一元太贵，更由于孙的后人只想赚钱而不顾刻印质量，书中许多错误之处均未予以更正。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叹道：“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上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鲁迅当时月薪已达300元，虽说并不急用此书，却因为可能会打七折便宜3角钱，而打算将来到上海购买。
民国时期的北京，图书市场已相当繁荣。鲁迅在京期间，常去琉璃厂等处的书店淘书，但多数古籍确实要价太高而令人望而却步。1929年5月鲁迅自沪北上探母，闲时自然要去琉璃厂这些地方逛逛，买一些信笺和碑帖，“至于旧书，则仍然很贵，所以一本也不买”。想想鲁迅曾因囊中羞涩而买不起书时的情形，对他的省俭就不难理解了。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学过德文，也曾翻译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当时东京卖德文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其中有一家叫江南堂，这家书店又有一种价廉物美的小丛书，每册只需日元一角至几角，鲁迅苦心搜罗，买了许多这样的小册子。另外，他还常到旧书摊上去淘书，比如有一本裴多菲的小说，看上去破旧不堪，装订的铁丝都锈烂了，书页也已散开，鲁迅却如获至宝，原价一角，只花七八分钱就买到手了。
据许寿裳回忆，买书是鲁迅和他在日本那些年最大的乐趣。他们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店，有时也去银座的丸善书店——那是一家规模宏大的书店。“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
决定买一本书，价格是一方面，内容当然更重要，还要看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勘误水平，以及何种版本、新旧程度等等。有一次，鲁迅与教育部同事钱稻孙去逛琉璃厂，看到一部小字本的《艺文类聚》，售价9元，钱稻孙抢着买去了。过了两天，钱稻孙忽然愿意将书相让，鲁迅便以原价受之。鲁迅觉得“此书虽刻版不佳，又多讹夺，然有何义门印，又是明板”，因此还是可以买下收藏的。
鲁迅去书店买书，方方面面都会考虑周全，但有时请别人代买就难说了。1927年11月30日，“托三弟往有正书局买《汉画》两本，价一元三角，甚草率，欺人之书也”。
买书是一件考量学问和见识的事，绝非到市场挑瓜买菜那样简单。1928年夏，鲁迅应章廷谦等人盛情相邀，偕许广平赴杭州一游，其间最感兴趣的便是茶和书。鲁迅本以为杭州的书要比上海便宜，事实却并非如此。7月18日，他写信给章廷谦时说：“将《抱经堂书目》和上海两三书店之书目一较其中所开之价值，廉者不多，较贵者反而多，我辈以为杭州地较僻，书价亦应较廉，实是错了念头，而自己反成阿木林也。”“阿木林”是江浙方言，意为“傻瓜”。
可有些上海买不到的书，在杭州抱经堂这些书店却能买到。如王国维所著《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鲁迅之前没有买全，“买了二三四共三集，初集因较贵未买”，鲁迅嘱托章廷谦，如有，请他买了寄来。还有一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章廷谦有意买下，便写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说：这部书，“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关键是，鲁迅认为它“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若需要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则可买每位作者的专集，既经济又实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其京沪两地计万余册藏书曾遭受劫难，幸而在许广平、唐弢等亲友的极力保护下，绝大部分得以妥善地保存下来。这些书籍，现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赠人以书，手留余香】
1932年秋的一天，上海冷雨纷飞。一个叫阿累的青年跑进北四川路内山书店避雨时，读到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立即爱不释手。可他是一家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本就收入微薄，当时身上的钱又不够——只有一块多，而且那是他和一个失业工友几天的饭钱。
鲁迅其时正巧也在店里，略知原委后，便将那本《毁灭》免费相赠，同时向阿累推荐了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原价一元八角也仅收了一元钱。
阿累回忆，当他费力地从里衫（公司为防止员工“揩油”，衣衫上没有缝袋子）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手里时，他看到鲁迅瘦弱的手，“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鲁迅的关怀，让阿累在此后的人生路上坚强起来，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和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校长等职。
每当自己的著作问世，鲁迅总会赠给许多亲友，如1923年8月23日，“以《呐喊》各一册分赠戴螺舲、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冯省三、许羡苏、俞芬、泽村”。此外，他也经常买一些可读的书籍来送人。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名义给鲁迅写信，从此他们的人生有了丰富多彩的交集。1934年底，鲁迅将《芥子园画谱三集》共4卷赠给许广平，“聊借画图怡倦眼”，作为他们十年携手、甘苦与共的特别纪念。
鲁迅的学生辈新婚之喜，他有时也会送上一本书表示祝贺。1924年5月15日，“下午访常维钧，以其将于十八日结婚，致《太平乐府》一部为贺”。这部书是元代散曲总集，鲁迅前一天在商务印书馆特意买下，作为常维钧的新婚贺礼。常维钧在北大法文系读书时，曾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之后彼此交往甚密。
章廷谦也是鲁迅在北大课堂上的学生。1923年冬，鲁迅将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赠给新婚燕尔的章廷谦，并在扉页题词：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章廷谦上唇上面留了一小撮胡子，“一撮毛”本是其爱人对他的昵称，被鲁迅听了去，就一直当外号使用。
这些作为礼物的书籍，虽不贵重，却因为各自的内蕴而别具意义。
在鲁迅赠书的对象中，马珏是需要特别一提的，她是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的长女。1925年的一天，鲁迅去马府做客，14岁的马珏据此写下《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后来刊登在她就读的孔德学校校刊上。鲁迅对马珏十分关爱，每逢有文集出版，总要赠予一本。
20世纪30年代初，马珏考取了北大政治系，因长得漂亮，被誉为校花，追慕者众多。1933年，尚在念大三的马珏出嫁，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此后，鲁迅觉得不便再直接向马珏赠书，以免别人误解。同年3月，鲁迅和瞿秋白将英国作家萧伯纳访沪的相关文章汇编成集，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鲁迅照旧要将此书分赠亲朋好友，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特意提到：“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此事可见鲁迅虑事周密，行事谨慎。
一本书，在受赠人心里往往会留下永久的回忆。1909年，许寿裳结婚，鲁迅曾赠以《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而平时，鲁迅自己著译编印的书籍，出版后大都要送给许寿裳一本，且都会题字留念。1936年7月底，许寿裳从嘉兴回北京，途经上海，顺道去探访鲁迅。那时，鲁迅大病初愈，选集刚印好，装订成册的只有几本，他便挑选了一本相赠，并亲手题几行小启：“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茀（注：许寿裳字季茀）一册，以为纪念耳。”谁料那日一别竟成永诀，这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许寿裳心目中更显珍贵。
遇到一些穷困的文学青年，像阿累那样的，鲁迅也每每慷慨赠书。鲁迅这么做，是因为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辛酸。他回忆少年时代：“有喜欢的书，而无钱买，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时常有此苦，虽然那时的书，每部也不过四五百文。”因此，鲁迅特别能体会那些文学青年省吃俭用而依然买不上书的苦衷，而且他还婉言劝导，不让受赠者感到自卑或不安。
1936年3月，鲁迅写信给曹白说：“您所要的两种书，听说书店已将纸板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即有，恐怕也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曹白是木铃木刻社的成员，其时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他所要的两种书是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和《伪自由书》，因书店里买不到，故写信向鲁迅打听。鲁迅在信中表示愿将这两本书奉送，并送给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一本。此外，鲁迅还曾编辑出版了一本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于是也送上一本，并告诉他，如果他已有此书，可转送别人，不必寄还了。鲁迅生怕曹白过意不去，特意申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上述这些话语，其实是鲁迅在给曹白的第2封回信中写下的，这距他们首次通信也才四五天。而之前，鲁迅根本不认识曹白。
鲁迅平生赠给别人多少书，是难计其数的，这些对他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至今仍能让人们感受到那种贴心的温暖。
【从包书可见做人做事】
鲁迅生前常给人邮寄书刊。那个年代，到邮局寄几本书，通常是要自己将书包好付邮的。包书这种事，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鲁迅格外重视，他还常常为邮寄的书籍能否顺利送达而担忧。鲁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当年寄书，对方因种种原因收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书虽收到却损坏严重的烦心事更是常见。如1927年春，未名社李霁野给鲁迅寄来几包书，其中包括鲁迅的杂文集《坟》60本、译著《出了象牙之塔》15本，书籍寄达后，几个纸包全都破了，里面的书也多有破损。1934年初，邮局给鲁迅寓所送来一张包装纸，声称与包着的书散开了，倘若能说出书名，就可交付，但因无从知晓，最终只好放弃。鲁迅在给左翼作家萧三的信中特地提到此事，并希望他：“以后如寄书报，望外面加缚绳子，以免擦破而落下为要。”
有段时间里，萧红常到周府做客，她对鲁迅包书的细节印象很深。萧红注意到，鲁迅将书打包时总是一丝不苟，其实这些事情许广平已经可以做得很细致牢靠了，但他还是要亲自操作。“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鲁迅在衣食住行方面十分简朴，但其它许多事情却做得细致而周密，“描画，抄书稿，折纸订书，用纸包书，都非常人所能及”，而这些似乎来自其父周伯宜的遗传和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因家道中落，少年鲁迅平时想买一本书都极其难得，但假如积攒下来一点钱够买一本心仪的书了，那必定要精挑细选，故而成为书店的常客。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对书坊伙计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谙熟于心，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
除了包书、修书之类的事情，其它活计能自己动手的，鲁迅也决不麻烦别人。他一生中单身生活的日子至少有20余年，独立生活的能力自不必说。一些文人做不来或不屑一顾的细活，鲁迅也乐于亲为并且得心应手。1912年11月30日，鲁迅受二弟之托，去劝业场买了一对景泰蓝古式花瓶，这是周作人打算送给一位美国传教士的礼物。为防止邮寄途中花瓶破碎，鲁迅还特意买了一个木盒，当天晚上，他不惮烦劳用布将木盒包好缝好，以确保稳妥。
鲁迅在上海搬过几回家，但不管搬到哪里，家里总是常备着包书的纸和绳子。那些纸都不是新的，许广平每次上街买东西回来，都会随手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成一个卷。若绳子上有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准备着随时用方便。
许广平曾感慨地对萧红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由此可见，鲁迅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常人心向往之却做不到的大事上，而且更多地在于常人看不上眼却做不好的小事上。
【惜书只因心中珍爱】
清末民初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林纾。这位翻译家竟然看不懂外文，完全是根据别人的口译来翻，但倚仗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古文功底，其译作在许多地方胜于原著，且翻译速度极快，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已在纸上挥笔写就。林纾在大约30年间，用文言文翻译了欧美文学作品180余部。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也都是林译作品的热心读者。周作人回忆说：“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
改装书面的目的是珍藏，鲁迅这种惜书之举，在众多读书人中是少之又少的。但林纾后期译笔大大退步，枯涩拖沓，令人生厌，鲁迅便不再买之藏之了。
一百年前的书籍印刷质量大多比较粗劣，缺页少张屡见不鲜，真正爱惜书籍的人经常为此纠结。1923年1月13日，鲁迅给上海医学书局寄去12元8角，预约《士礼居丛书》和《唐诗纪事》，一周后收到这两部古籍共40本，便迫不及待地大略翻看一遍，却发现《唐诗纪事》缺了一页。次日，鲁迅给书局写信要求补上。后来书局虽然回了信，但也许并未寄来缺页，鲁迅只好自己想办法找来全本，亲手补抄了这一页。
内山书店是鲁迅最后十年经常去的地方，他的住处距书店仅一个路口。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即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结识，此后一直过从甚密。有一个情景，让内山印象比较深刻：有人曾向鲁迅借阅他珍藏的外国书籍，可是还回来的时候，书却皱得不成样子了，里面的插图也全部弄脏了。“看看先生当时的悲苦的脸孔的我，也觉得十分不安。先生并不是在悲叹书籍的被弄脏，而是无论何时都在悲叹着那把书弄脏了的人心的污浊”。
鲁迅曾向朋友吐过苦水。他12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下狱后，家里因怕株连，安排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分别寄居在两个舅父家。那时鲁迅曾受到歧视，被称为“乞食者”。好在避难的时间不算长，回来之后情形好了一些，居然也能买书看了。鲁迅回家后所买第一部新书，应该是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他十分看重此书，买来后反复仔细检查，如果发现哪里有什么墨污，或者哪一页订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赶去调换。
鲁迅喜欢毛边书，可能是因为毛边书更朴素自然，他说过光边的跟“和尚头”似的。鲁迅的这种偏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人——包括他自己看书时，手指总不免带有汗渍和污渍，一遍看下来，书页就可能被弄脏了。看毛边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待看过几遍之后，将弄脏的书本边沿全部切掉，而后再放上书架保存。
有一次，鲁迅出了一本书，特意嘱咐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全部以毛边装订，但后来李小峰送来的20几本样书却全是切了边的。书局这样做其实也自有道理，普通读者一般不喜欢毛边，因为看毛边书麻烦，先得裁开，之后还得切边。鲁迅不管这些，发了一通火，全部退回。再后来，书局学聪明了，对出版鲁迅著作采取“一书两制”，送给鲁迅的，以及本地书店出售的通通毛边；发往外地的一律光边。
鲁迅买书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旧书。有些好不容易淘来的古籍，已破旧不堪，而鲁迅倍加珍惜，常常自己动手细心擦拭、修补。他添置了一套修书工具，包括针线、砂纸、浮水石之类。许寿裳对鲁迅修书的功夫十分赞赏：“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页的，他能够抄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
尽管许寿裳认为，在这方面，鲁迅“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但鲁迅有时还是请那些专业人员来修书。鲁迅委托修书的书店里有一家叫本立堂，以1913年日记所载为例：9月14日，“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预付工价银二元。”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这是鲁迅打过的一个比方，既然买书如此，那些种种惜书之举便不足为怪了。
【人生多变而书缘永在】
鲁迅与胡适是一百年前思想文化界的两位先驱，尽管双方一度由于政见和文艺观的不同而势不两立，但在早期，他们也曾志同道合，惺惺相惜；而到了后期，也能给对方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作用予以客观而恰当的点评。
1927年2月18日晚，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次演讲中，描述了中国“无声”的现状：老百姓说不了，那是知识有限；那些读书人说不了，则是没有胆量和责任感。“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1958年“五四”纪念日，胡适在台北文艺协会发表的关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对鲁迅也作出过高度评价：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说鲁迅“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鲁迅和胡适不仅曾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过，而且还结下了一段令人称道的书缘。
在那个年代，书籍资料是文人治学的必需资本。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初期，参与过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筹建，因此借阅馆藏书籍可谓近水楼台。鲁迅平日还常去琉璃厂等处淘书，每年的购书费用成百上千。胡适则比鲁迅拥有更广泛的人脉资源，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非同一般，曾考虑过辞去北大教职，跳槽到商务编译所担任所长。这两位大师在书籍资料方面各具优势，而无狭隘保守之念，每当对方需要帮助时，他们都是极尽所能地提供便利。
比如1923年3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得胡适之信并还教育部之《大名县志》。”1922年8月21日，鲁迅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及：“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鲁迅一度在北大、北师大等8所院校兼职教课，主讲中国小说史。他对《西游记》《水浒传》等经典的阐释造诣很深，而胡适在这方面也颇有研究。他们在小说史的梳理和探索方面互通有无。1923年4月17日，胡适赠给鲁迅《西游记考证》一本。1924年1月5日，鲁迅给胡适寄去《西游补》两本，并在信中说：《西游补》送上，是《说库》中的，不知道此外有无较好的刻本。”
一次，鲁迅从教育部同事齐寿山那里得知，他有个本家，家里有一部120回本的《水浒传》，版本较为清楚，鲁迅觉得对胡适研究《水浒传》很有参考价值，于是写信向他推荐，同时也如实告知该书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知道价值，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胡适回信表示想要，后来还价到45元成交。
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还经常将自己新版的著作赠送给对方。据鲁迅日记称，1923年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之后，鲁迅还将《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先后赠予胡适。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鲁迅在北大讲课时有个旁听生叫李秉中，早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生活窘迫。鲁迅当时在经济上也很拮据，为购买西三条21号住宅欠了不少债务，而教育部又屡屡克扣、拖延部员薪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仍想方设法接济和帮助李秉中这样的贫困学生。在致李秉中的一封信中，鲁迅写道：我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
1924年初，李秉中冒昧托鲁迅帮忙，将家中所藏的《边雪鸿泥记》书稿一部卖给出版商，以换点稿费。这部书稿的作者刘锡纯是清末秀才，辛亥以后曾在四川康定地区教书为生。不久当地发生暴动，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率兵镇压。刘锡纯据此史实写成64回小说稿《边雪鸿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尚怪奇，而尚事实，不取耳闻，而在目睹”，意在以此“为治边者之宝鉴”。
鲁迅受此托付，首先想到的是与商务印书馆关系深厚的胡适，于是给他写信，并将该书一部12册寄去。鲁迅还介绍李秉中往胡适府上登门拜访。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胡适那边仍无动静，李秉中心里焦急，便于5月26日写信再求鲁迅继续关心。鲁迅次日即写信给胡适说：“《边雪鸿泥记》一去未有消息，明知先生事忙，但尚希为一催促，意在速售，得钱用之而已。”6月6日，又写信再做最后努力，向胡适表明底线：只要能卖出，可“以无所不可之方法”，“但如用无所不可法而仍无卖处，则请还我，但屡次搅扰，实在抱歉之至也！”
或许是胡适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事情终究未果，但鲁迅对胡适的一番信任和理解，在这本书稿上也折射出了明显的印迹。
现代社会，信息渠道更加多样，网络文化不断冲击传统文化，书籍也与一些人渐行渐远。对我们而言，从喧嚣的世界中沉下心来，多读那些有益身心的书很有必要。怎样让书真正成为当代人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更多地丰富生活内涵，提升人生价值，从鲁迅那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迪和答案。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