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书彬
1926年，鲁迅任教于厦门大学，月薪400元（银元，下同）。在此之前，他购买了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四合院，所费不过800元。
也就是说，鲁迅两个月的薪水即可购买北京的一个四合院。考虑到鲁迅当时属于超高收入人群，同期的普通北京市民月收入不过10元左右，除去衣食住行，几乎所剩无几。所以，鲁迅的购房能力不能代表大众。
即便如此，当鲁迅面对当时上海的房价时，也只能望洋兴叹。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租住的上海石库门景云里的房子，如果想买下，需要5万元。以他的收入，不吃不喝，至少需要10年。所以，在北京有天有地的“四合院一族”如鲁迅，在上海只能做“租房族”，并且感慨：“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
当然，那时的鲁迅不会想到去买厦门的房子。对他来说，任教于厦大只是权宜之计，没过多久他就离开厦门去找许广平了。不过，客观而言，即便他想要买厦门的房子，也会感到压力很大。
为什么？在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每亩地单价排名前十一名的城市是：上海，22062元；厦门，12900元；广州，10671元；汉口，10271元；天津，8110元；重庆，7320元；福州，5280元；南京，3660元；杭州、昆明并列，3000元；北京，790元。
地价决定房价，所以，厦门当时的房价可谓一骑绝尘——高居全国第二。广州，是传统的华南大都会；汉口，当时有“直追沪上”之势；天津，是当时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它们当时的房价全在厦门之后。至于北京，那时它的风头远远不如天津；它的房价，更是连厦门的零头都不到。
为什么当时厦门的房价这么高？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城市发展速度很快，而且人们对城市发展的预期很高。1920～1930年代的厦门正处于城市发展的爆发期。厦门的骑楼街区，以及中山公园等公共场所，均是建成于那个时期。
当时，为筹集市政革新所需的资金，主持者周醒南采用了预售土地的办法。比如，瓮菜河（今思明电影院至中山路一带）原本垃圾成堆、臭气四散。周氏拆除厦门城墙，填筑瓮菜河，通过预售开辟出来的这个新区，筹得资金30万元。如果拿30万元在当时的北京购房，可以买下近400套、差不多排满一条街的四合院。
新区建成后，时人描述：
在大马路上，酒楼、菜馆、西餐馆、咖啡厅、茶室、汤房、小吃店、理发厅，应有尽有，多至二十几家。又加上绸布，百货、医药、罐头、食品等各大商店，罗列其间，区内各小马路和区沿一带，也同时热闹起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从一片令人掩鼻的污秽地区，顿成游客流连忘返境地。
周醒南一鼓作气，又开辟了镇南关、百家村、美头山等新区。有思明电影院一带的成功先例，各处地价闻风而涨。比如，思明南路竣工后，路旁地价从每平方米不到20元，上涨每平方米90元。时人郭景村写道：
瓮菜河新区工程完成后，由于投资人获得意外利益，风声所播，遐迩周知。从兹人们对房地产的经营，与日俱增，顿成为一种新兴事业。其间有组织公司专营或兼营，也有临时合伙或个人单干。
地价的上涨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充沛的资金。1934年，一名叫做茅乐楠的观察者写道：
最近几年，厦门市政发达，有一日千里之势。不但在市区中心，有繁盛的商店银行，整洁而平坦的道路，为上海南市所不及，并且有极宏伟的公园，极美丽的天然风景……“世界上最污秽的都市”的称呼，如今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换言之，当时的厦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传统城市转型为“高颜值”的现代都市。
二是流动资本多，但除房产外，缺乏投资渠道。按照《厦门市志》的统计，当时华侨及银钱业投入到地产的资金“总计不下8000万元”。这些资金多数来自华侨。1937年，《厦门市政府公报》写道：
查厦岛自开辟马路，改良新市区，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辛苦粒积之金钱，返国投资。重金购买地皮，建筑新式楼房，繁荣市区，提高厦岛地位。虽然政府提倡有方，倘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
厦门作为口岸城市，自开埠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闽侨“下南洋”。厦门市政革新之时，也是南洋华侨资本长成之时。表现在侨汇方面，即是厦门的侨汇大爆发——1920年，厦门的侨汇数额还和以往大多数年份一样，徘徊在2000万元上下，为1920万元，但此后一直到抗战爆发，这个数字便再也没有低于2000万元，多数时间在2000万元至6000万元之间浮动。193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7200万元。
华侨经济史学者林金枝的研究显示，这些侨汇只有3.65%进入了产业投资领域。它们并没有转化成工商业发展所需的生产性资本。由于投资渠道匮乏，它们大多进入了消费领域，以及成为房产投机资本。
当然，华侨资本之所以大量进入楼市而非实业，也是事出有因，即受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南洋及国内的工商业都受到巨大冲击，侨资为避险考虑，认为投资不动产最为可取。
当时厦门市区的面积，连同新开辟的百家村等新区在内，总共约4.5平方千米。巨额资金涌入如此狭小的区域，结果就是房价暴涨、投机盛行。时人郭景村写道：
在地皮投机高潮中，经营房地产的抵押放款，一般都认为是好业务，因为有可靠的抵押品，可以安心放款。按当时银钱业规定利率，一般存入是月息七厘，借出是一分一厘。坐在柜台里一转手就可净赚四厘的利息，这种业务当然是认为不错。所以从1928年以后，银钱业也随着房地产投机的发展而发展。
房价暴涨，首先带来了房租的“不可承受之重”。《厦门市志》载：
地价骤涨，房租随之提高。尤以民国十九年的租金为最高。商人为了营业，不惜重价承租闹市楼房店面。至民国二十一年……有些商店的营业赢利，还不够支付房租。商家、居民，普遍有减租要求，但多数业主坚持依照租约收取租金。租户为对付业主高租，组织佃户联合会；房东不甘示弱，也成立业主联合会。双方对峙，常有纠纷。
随后，更大的危机爆发了。1932年后，厦门的侨汇数额浮动在每年四五千万元上下，再也没有达到1931年那样的高峰。相应地，厦门房价开始下跌。1933年，金融业出现了大规模倒闭风潮。因为银行对房地产的抵押放款大都收不回来，资金冻结于地产，以致周转不灵，不得不宣告倒闭。如素来号称资金雄厚的“厦门商业银行”，也因对房地产抵押放款过多，流动资金枯竭，于1934年收盘停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势的急剧变化冻结了厦门的发展进程。表现在城市面貌上，就是大致停留在抗战爆发前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仍有很多老厦门人认为，过了“二市”就是出了厦门，而“二市”一带，正是周醒南时期开辟的新区。
今天，当人们行走在中山路的骑楼下，流连在八市的海鲜摊位前时，又有谁知道，老厦门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