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基民
2022年12月2日，小平同志称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路易·艾黎，其上海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底楼展厅里摆放着一台便携式电子管收发报机，在当时，它被称为“宋庆龄的电台”。这个不起眼的电台，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部可以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围绕它，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建立上海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
1931年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来讲，是遭遇重大变故的一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同样叛变。为了保卫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而成立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现在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熟悉周恩来的生活规律与活动轨迹，周恩来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暂时隐蔽起来，随时准备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为应对工作的需要，当时已成为党内一把手的王明与周恩来商议，在中央下面临时设立三人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卢福坦和李竹声任委员，卢福坦代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仅王明、周恩来、卢福坦三人，而王明已定于10月中下旬要赴莫斯科开会，于是根据远东局的建议，建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有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李竹声、王永程、黄平、刘少奇9人，以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为常委。
10月18日，在杨树浦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店里，王明、周恩来、卢福坦等开了一个短会。根据王明建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开完会，王明当天即携夫人孟庆树秘密搭乘一艘日本客轮赴海参崴。周恩来则约张闻天见面，将他一手创建的党中央的秘密电台与密码“豪密”告诉了张闻天。据担任过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后化名盛岳）回忆，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仅与瑞金的中央根据地有电台联络，同其他苏区只通过信使联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地下党中央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并没有设立该电台的必要。因为自1927年以来，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就在当地建立了多个强大的秘密据点，党中央最主要的负责人向忠发和周恩来，几乎每个星期要和远东局的负责人见一次面，这些机构在上海的活动连顾顺章也不知晓。
但这种情况在1931年6月15日后起了变化，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及夫人汪德利曾被捕后，被租界当局抄走了大量的文件、数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以及十多个活动据点，再加上向忠发的叛变，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共产国际已经在考虑将在上海的远东局撤走，并给中共地下党中央留下一部电台，让他们直接与国际联系。
担任过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黄平，生于汉口，1918年由二哥介绍到北京英文导报工作，1923年由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晚年撰写的《往事回忆》一书中记述，1931年8月在他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交通处主任阿伯拉莫夫召见了他，说他们想建立一个上海与莫斯科之间通报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训练好了。阿伯拉莫夫问黄平：“你是否可以将密码带回去，但是这个密码不能交给任何人，如果以后别人接替你的工作，我就必须重新设置密码。”黄平答应了。
随后，阿伯拉莫夫派人秘密训练了黄平一段日子，让他学会了编写、解译密码的方式以及拍照与传递情报的种种技巧。测验通过后，于1931年9月初将黄平送回了上海。黄平在上海冠生园与李富春接上了关系，并向博古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博古当即任命他为中共地下党交通（包括电讯）的总负责。
不久，黄平在海宁路福寿里的弄堂口与莫斯科派来的报务员接上了头。据黄平回忆，该报务员姓王，湖北人，是在海参崴坐苏联商船抵达上海的。通过海关检查后，在一个夜晚，他从商船上被吊了下来，乘一个小木筏将电台带上了岸，并在古巴路（疑为古拔路，即今富民路——笔者注）余庆里租了一栋房子。于是，中共地下党中央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就这么建立了起来。
【交通线和电台没有受损】
黄平的上司是康生，他几乎每周要到康生那儿去一次。等周恩来离开上海以后，根据中央指示，邓颖超在黄平家里住了两个星期，由黄平向她传授密码的编写与解译方法，邓在此处工作了一段日子，一直到1932年中，她接到命令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为止。（邓颖超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个同时掌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及密码“豪密”的人。）
此时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大叛徒顾顺章培养的两批特务开始奔赴各地，特务采纳了顾顺章提议的“攻心为上”，采用肉体摧残与威逼利诱两种方式，抓捕了中共里面的软弱分子，签了自首文件，之后立即放回去当内线卧底，这类人被称为“细胞”。于是，被捕的人越来越多，被捕者的级别越来越高，而叛变者也越来越卑劣。1933年初，博古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一文中列举了“顾顺章、向忠发、徐锡根、卢福坦、余飞、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一系列的名字，多数为原中央政治局成员，这充分说明了环境的险恶，亦称得上是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央的“至暗时刻”。
撤离同时也在紧张进行中。经共产国际同意，上海的地下党中央机关撤至江西瑞金（原来考虑过撤往哈尔滨），留下一个机构叫上海中央局，负责处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及各项事务。康生去了莫斯科，张闻天原定是要去北方的，最后也去了中央苏区。到了1933年1月17日，博古告别怀有身孕的妻子刘群先，与陈云一块离开上海赴瑞金，这标志着党中央在上海13年的光辉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留在上海的中央局也险象环生。第一任书记李竹声于1934年6月26日被捕，随即叛变。接替他的盛忠亮也于1934年10月被捕，盛经受住了严刑拷打，但当情人（后成为妻子）秦曼云被拖到他面前时，最终也叛变了（秦曼云当时担任地下党中央局的总会计，还负责与共产国际在上海机关的联系）。盛忠亮、秦曼云的叛变，表明地下党在上海的电台破坏殆尽，仅剩下黄平带回的那一部。
黄平明白自己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党内极少有人知道，便供出了几个过去地下党开会的地址，以及在总工会任职的刘少奇刚刚搬走的旧址，然后按照国民党特务的指引，写了一份“自首书”登报，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又在中央电台用英语念了这份自首书，但他对自己领导的绝密交通线以及直通共产国际的电台只字未提。
获悉黄平被捕叛变自首，一开始共产国际并不相信，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造谣，关键就在于交通线和电台没有受到损失。1933年五六月间，黄平在南京被源特务软禁期间，突然接到大特务季源溥的上门通知，说孙夫人要见他一面。黄平有点纳闷，因为他和宋庆龄并不熟悉，但经不住季源溥的一再劝说，后到南京一家英国人开的旅馆里与宋庆龄见了面。
当时在房间里还有杨杏佛和一个特务，宋庆龄一见面就用德语问黄平：你会说德语吗？黄平也用德语回答：不太会，我会说英语与俄语。两人用德语说了几句话，一旁站着的特务看上去很着急。宋庆龄笑了，改用上海话道：那位先生会说英语与俄语，那我们就讲汉语吧。她又问黄平：你受过刑吗？黄平回答没有。接下来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宋庆龄紧紧地和他握了握手，黄平便告辞了。
两人见面后不久，《申报》刊登了宋庆龄南京之行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的遗孀杨子华对黄平说，宋庆龄整理她的全部文稿，就是找不到她在南京探访黄平后写给有关方面的报告。为什么与黄平并不熟悉的宋庆龄会专程趁南京之行探望他？他们见面后用德语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那部电台，应该是由黄平转交给宋庆龄的。
1980年的一天，笔者当时尚在复旦大学读书，在中学校友的陪同下拜会了黄平。那时他虽已身患绝症，但精神尚好，正在撰写《往事回忆》。提起这段往事，他说自己没经受住考验，但最机密的东西总算保留了下来。“电台给了孙夫人，绝密交通线没有一点破坏。当初我送周恩来撤退走的是这条线，以后洛甫、博古、陈云……甚至李德走的也是这条线”。
【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
直到今天，尽管许多尘封的档案先后解密，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宋庆龄曾加入过联共（布），是共产国际的一员。1981年5月，时任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去世后，廖承志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提及的一段往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廖承志写道，1933年5月，他刚刚从英国巡捕房被保释出来，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与他秘密接头。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找到了单独与廖谈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国际！”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啊！”廖承志几乎叫了起来。
“冷静点。”宋庆龄说，“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宋庆龄微笑着，然后站起身子往廖承志母亲的房间走去。
廖承志飞快地在纸条上写出名单，只十分钟，宋庆龄就出来了。她接过纸条，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麻利地将廖承志写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儿塞了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同何香凝、廖承志道过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廖承志回忆：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到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宋庆龄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在青岛病逝，此刻宋庆龄尚在德国柏林。她决定回国奔丧，并把家迁回上海。7月31日，她从柏林出发，绕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大铁道归来。她在莫斯科逗留了近两天的时间，一直到8月13日夜晚才抵达上海。
蒋介石原定是不准备回上海奔丧的，但他突然改变主意，在大出殡的8月18日匆匆赶到了上海西摩路宋宅，连丧服、黑纱长衫都是在门房间换的。他在上海总共待了24小时，却与宋庆龄两次闭门会谈。《中央日报》21日刊登的电文，以及宋庆龄在莫里哀路住宅发表的通电，都云他们“交谈甚为深入”。
当时中共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面临最紧迫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国际的牛兰夫妇。1932年7月，在中共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由中外著名人士参加的“营救牛兰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主任，史沫特莱任书记。1931年底，宋庆龄专程前往南京拜会蒋介石，提出了释放牛兰夫妇的请求，并提及苏联方面愿意释放被软禁多年的蒋经国来换回牛兰夫妇。
【完成使命】
在成立委员会的过程中，宋庆龄认识了路易·艾黎，两人很快成了亲密的战友。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出生在新西兰南岛，1927年4月来到上海。由于他赴欧参加过一战，英租界当局迅速安排他在工部局消防处工作。他所居住的愚园路1315弄4号靠近兆丰公园（即中山公园），当时还很僻静。
路易·艾黎到上海后不久便认识了斯诺、史沫特莱、汉斯·希伯、马海德等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人士。1932年初，史沫特莱将他带到了宋庆龄面前。
宋庆龄非常欣赏艾黎的真诚、热情与率直，多次接触后，于1933年介绍艾黎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利用自己在工部局的身份为掩护，将自己的住宅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地下工作者做联络点和避难所。宋庆龄先是将一箱准备送给红军的手枪和子弹秘密藏在小屋里，以后便将电台也藏到了路易·艾黎的家中。
原先“宋庆龄电台”的工作并不繁忙，因为秦曼云还担负着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残留在上海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但是当秦曼云于1934年与盛忠亮一道被捕叛变后，宋庆龄电台成了唯一一部可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业务开始繁忙起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了瑞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部电台不仅需要接收中央红军电台发出的信息并转告国际，同时还需要将共产国际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转给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
一直到1934年11月末或12月初，据陈云同志的原秘书陈群与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原副书记梁营合写的《陈云在长征时期的历史贡献》一文记载：“在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中央唯一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破坏，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的联系……”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在完全没有共产国际的信息，以及在驻国际代表王明的干扰下，仍独立自主地召开了党中央的扩大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人中，只有张闻天、博古以及周恩来知道在上海仅有宋庆龄电台是能与共产国际联络的。
1935年2月，红军撤离遵义后，张闻天找到陈云说：“这一次我们改组了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将这儿发生的一切向国际汇报……你长期在上海工作，今中央派你回上海，如找不到国际，可找宋庆龄，并想办法去苏联……”于是，陈云悄然离开了队伍，他原想从昆明走，由于敌情严重，结果没能走成，又折回到红军队伍中。
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其一是避开人口稠密的地区，爬雪山、过草地，继续向北。其二是再派陈云回上海去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设法去苏联。会后，刘伯承给陈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在成都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一封给他在重庆的弟弟刘叔禹，让他们协助陈云赴上海。陈云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经成都赴重庆，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安全抵达了上海，并找到了宋庆龄。
几乎与此同时，博古经张闻天同意，在1935年二三月间找了潘汉年，并说：“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前曾对我讲，你是他与我之间的联络员。这次中央召开了会议，改组了中央的主要领导，虽有些仓促，但也是必然。我们党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么大的事情是必须向国际汇报的，好在洛甫（张闻天）接替我担任总负责，我想王明一定也会同意的。现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找上海党的组织，实在找不到，可去找宋庆龄，由她安排去莫斯科。第一是向国际汇报这件事，第二是带部电台回来，至少要将中央与国际间联络的密码带回来，以寻求国际的帮助与支持……切记！切记！中央已派陈云同志先期出发去上海，你们两人至少会有一人抵达上海的……”
潘汉年历经千辛万苦，晚于陈云出发，却先于陈云抵达上海，这才知道几届上海中央局机关悉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领导人大多数叛变，于是去寻求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立即与共产国际进行了联络，并仔细安排。1935年8月5日，潘汉年和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8人乘苏联客船到海参崴，由国际代表接待并陪同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了莫斯科。（胡愈之《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
1935年8月中旬，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按照安排，陈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留在第三国际工作。潘汉年被安排到有关部门培训，十余天后熟练掌握了电台接收、发送密码并进行破译的所有技术，可以回国复命了。但他根据王明的安排，在莫斯科、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工作逗留了近一年时间，才到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复命——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莫斯科根据宋庆龄1935年七八月间会见陈云、潘汉年等后发出的电报，并综合各种信息，得知中央红军已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1935年11月，莫斯科方面派出张浩（即林育英——笔者注）携带电台、密码等赴陕北寻找中央。张浩历经九死一生，穿越蒙古，又跑过了千里荒漠戈壁，终于在陕北找到了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交上了电台与密码。
1942年3月，张浩因病在延安去世，毛泽东亲自为他送行……可见他对张浩的深厚感情。
抗战爆发后，潘汉年率八路军代表处来到上海，宋庆龄的电台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而此时路易·艾黎也搬离了他在愚园路的寓所，但他们在此留下的伟大功绩，历史与人民将永远铭记。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