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兴
1960年代，虽然中国与法国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因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一些对外交流活动未能展开。1970年代初，中国初步恢复外交活动，迎来了建交高潮，相关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提上了日程。其中，新中国文物出国第一展尤其值得一提。
筹 备
1971年7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闭馆5年之久的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院长会见了法国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双方就中国举办出土文物出国展览交换了初步意见。
为了尽快落实此事，展开具体工作，7月21日下午，郭沫若与王冶秋、夏鼐、王仲殊等人商量筹办展览的相关事宜。次日，郭沫若写出书面报告，向周恩来总理请示，主要内容包括甄选展品、编写说明书、申报经费等，周恩来批示同意建议。
国务院图博口（即1970年5月国务院设立的主管图书馆、文物博物馆工作的临时性机构）旋即专门成立文物出国展览筹备小组，由吴庆彤担任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夏鼐、王仲殊为小组成员。
筹备小组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各地征集具有代表性的展品。1971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为征集展品设定标准。9月至10月间，各地选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出土文物陆续抵达北京，总计约2000件，集中摆放在故宫武英殿。
文物鉴选是文物出国展览的首要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以夏鼐为代表的考古专家迅速展开文物鉴选工作。据夏鼐日记记载，除了参加一些重要接待活动外，他几乎每天到场，亲手逐一挑选展品。来自各地的出土文物都是当地考古、文博单位从历年的发掘品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不存在真伪问题，但存在保存好坏、品相优劣、价值高低等不同程度的区别。
专家学者要以全国的眼光对各地文物加以鉴选。鉴选过程中，会着重考虑展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展品的珍贵程度、展出效果、展出安全等。因此，参与这一工作的人，不仅需要熟悉文物的出土情况及其在考古学史、艺术史方面的价值，更需要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修养和其它综合知识。夏鼐等专家学者认真严谨，逐件挑选，有效保障了后续工作的顺利展开。
考虑到首先是去西方国家展览，挑选的标准侧重于艺术性，例如“金缕玉衣”。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出两座古墓，墓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墓凿成于石山之中，工程艰巨、规模浩大，颇似地下宫殿。墓中各类随葬品不仅丰富，数量高达2800余件，而且工艺水平很高，其中有中国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两套“金缕玉衣”。这两套“金缕玉衣”是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穿孔，并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联而成，贴身穿上，企图保存尸身不朽。整套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发现时，两件玉衣的部分金线和玉片已经断裂，经整理、加工后，得以全部复原。“金缕玉衣”甫一出土，便引起了不小轰动，西方很多艺术、考古、历史研究者以及文化爱好者，都想一饱眼福，但出于各种原因未能一睹原物。因此，筹备出国文展的专家决定，将窦绾墓中的“金缕玉衣”作为出国文物展品。
在鉴选展品的基础上，图博口还从各地调集了百余位考古、文博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为展品制作图表、拍摄照片、编写说明、制作包装箱具等。这些工作细致且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所以文物出国展览的筹备工作从1971年10月20日开始陈列布置，经历半年多的时间，到1972年6月才形成初具规模的预展陈列。
1972年7月2日，八旬高龄的郭沫若亲临武英殿审查预展，并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匾额。7月4日，吴庆彤、王冶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已在武英殿初步布置了出来，共有文物实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展品来自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所涉时间从6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止。此后，根据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审查，展品略有调整。在夏鼐等一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用于展览的文物终于在1972年底筹备完成。
文物准备好了，展览图册还要及时跟上。这项工作主要包括500余件展品的总说明、单元说明和具体说明，涉及中、英、法三种语言，各共计几万字，可以说是筹办展览中最艰巨的任务。展览图册的文稿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复杂度高，不仅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有深厚基础，还要通晓世界古代文化知识，且有熟练的英、法文基础，才能做出符合实际、客观严谨的正确表述，避免出现低估或夸大某个展品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倾向。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即使是现在也很少见，在当时就更少。此项工作的主要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夏鼐肩上。
夏鼐负责审阅全部展览文稿，尤其是英、法文的修改、审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他奋力忘我地工作，特别是在1972年10月至1973年2月间，他集中时间反复审阅、修改展览文稿的三种文本。其间，夏鼐还多次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出国文物的最后审查工作。当时夏鼐的儿子患病住院，妻子身体也不好，有时需要陪护，但夏鼐克服了这些困难，完成了各项工作。他除了自己审校文稿外，有时还会与同住干面胡同宿舍楼的钱锺书、吴其昌商谈译稿中的个别问题。
谈 判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1973年1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王冶秋《关于增加出土文物展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的报告。夏鼐出任委员会副主任，他又多了一份名实相符的主要领导者职责。
2月17日，由团长巴勒斯率领的英国伦敦中国展览委员会代表团，以及由团长布尔果率领的法国筹备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抵达北京。英、法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商谈接受中国文物到英、法展览的事宜。代表团中，英方顾问华生、法方顾问叶理夫都是夏鼐的老朋友。
2月18日，夏鼐陪同他们参观已经筹备好的出土文物。19日下午，谈判开始，由夏鼐主持。参与会谈的法方代表有布尔果、叶理夫、卡岗和大使馆文化专员多尼尔；英方代表有巴勒斯、塔佛纳、华生、沃纳；中方代表除了夏鼐，还有王友唐、萧特、王承礼、晏鸿亮、郭劳为、刘亚光。
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文物出国展览，谈判进行得相当谨慎和困难。谈判焦点在于，外方希望展览能包含尽可能多的珍贵品，而中方则坚持将珍贵品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因此，双方往往为了某一件展品的有无争论许久。
夏鼐在谈判过程中坚持原则，有理有据，当仁不让。2月22日的谈判从上午开始，谈至下午1时。晚7时，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法代表团。晚8时，会见结束后，夏鼐和代表团返回民族饭店，继续谈判至深夜3时，仍有细节未取得一致。
23日上午9时，前一夜基本没睡的三方继续谈判，取得实质上的一致，但文字还需斟酌，法方布尔果主张先行草签，夏鼐未答应，认为必须上报批准后始能草签。中途双方斟酌文字，又发生分歧。中午，夏鼐送法国代表团上飞机离开，留下的问题待与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及英国代表商定。3月2日，夏鼐又赴民族饭店继续与英、法方面谈判，仍有文字细节未能达成一致。3月3日下午，经过两周时间、先后7轮的谈判，双方关于展出的各项条款终于达成一致。
随后，文物展品的点交、包装和启运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4月11日中午，第一架运载文物展品的飞机从北京起飞；16日，第二架飞机起飞。从1971年7月郭沫若写信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到1973年4月，经过近两年的精心准备和辛苦工作，新中国文物出国第一展终于正式拉开帷幕。
即便谈判结束，夏鼐也并未闲下来。他持续修改打磨出国文展目录，又应约为对外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和《考古》撰写配合展览的宣传文章。全文成稿后有8000余字，夏鼐在文中指出，这些展品从6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代起一直到14世纪的元代止，不仅反映了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在考古学方面的进步与成就，同时也能呈现出古老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概貌。文末他还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次展出的许多珍贵历史遗产，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了解。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促进中法、中英人民之间的友谊。
展 览
“中国出土文物展”的出国首站设在法国巴黎。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出于外交因素的考虑。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文物去欧洲展览，首先应考虑法国，因为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1973年5月4日，中国代表团正式起行，前往巴黎参加“中国出土文物展”开幕式。代表团团长是王冶秋，副团长是中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于梦欣（已在巴黎），团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宿白、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史树青，以及郭劳为等。
5月8日，“中国出土文物展”在巴黎珀蒂宫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欧洲第一次举办这种展览。展品共300多件，其中包括窦绾墓的“金缕玉衣”、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等珍贵文物。法国一众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开幕式，驻法国的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参观了展览。
展览开幕仅一个月，已有12万人前往参观，其中包括法国政要和社会知名人士等。法国各界人士对这一展览表现出浓厚兴趣，30多家法国报纸和杂志刊登了有关展览的文章及图片。法新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展览的全是杰出的文物，这些杰出的文物都是在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展出过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掘出来的。”《费加罗报》写道，“艺术界人士以激动的心情欢迎”这一展出，展品“不仅符合纯美学的标准”，而且“具有教育价值”。
法国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了有关这一展览的纪录片。许多法国人把参观这次展览看作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史的好机会。每天都有好几批大中学生前来参观。巴黎第八大学的汉语教员弗·德内斯夫人不仅自己多次参观，还带自己的学生前来。甚至有不少人专程从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前来参观。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中国艺术品的韦托博士，为了写作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论文而来。意大利《今日报》的艺术编辑马尔科·瓦尔寒基参观后，在报纸上发表了附有彩色照片的长篇评论。
历时近4个月，法国站的“中国出土文物展”于9月3日闭幕。自开幕以来，这个展览共接待了35万多名参观者。闭幕这一天，法国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临时代办田志东、中国随展小组负责人王承礼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梅斯梅尔总理热烈祝贺展览的成功。他说：“很多人前来欣赏你们的展品。
这个展览使法国人了解到过去的中国，也了解到永存的中国。”梅斯梅尔认为，这个展览使法国人民接近了中国人民；各国人民只有彼此接近，才能更好地互相了解；两国政府的合作使这次展览获得了成功。
随后，展览移至伦敦展出。9月28日，“中国出土文物展”在伦敦皇家学会大厅开幕，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亲自主持并致开幕词。希思首相说：“英国政府热烈欢迎同中国政府关系的巨大改善……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同中国友谊的增长以及更充分地了解她独特的文化——我们对中国政府决定在我们这里举行这次展出表示欢迎。”值得一提的是，11月8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亲自参观了展览。
展出近4个月后，英国站的“中国出土文物展”于1974年1月23日闭幕。这次展览受到英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展出期间，参观者达到77万人次，打破了以往在伦敦举行的所有艺术展览的纪录，展览对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在伦敦展毕后，“中国出土文物展”的展品于2月2日由专机直接运往奥地利维也纳展出。同时，另外一组文物开始在日本展览。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向中国发出邀请，期望展览能到它们那里举办。至1977年，“中国出土文物展”又在罗马尼亚、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美国、比利时、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展出。
中国外交人员通过这一展览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为使相关研究者和爱好者持续了解展品，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还专门编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中英双语）。
新中国文物出国第一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发挥着传播中华文化、加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作用，更为中国外交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和平台，被誉为继“乒乓外交”之后的“文物外交”，不仅为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代实现中国外交突破作出了突出贡献，还为此后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