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戡
“保卫文献，与保卫国土，同属重要！国土沦陷，尤可收复，图书湮没，永世不复。作者尽瘁于图书事业，卅有余年。只以人微言轻，脆弱无能，目睹国土灭亡，榨心泣血。不禁狂呼猛吁，幸国人垂鉴焉！”在1942年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六卷上，图书馆学家、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撰文，为保卫图书馆与文献发出嘶吼般的疾呼。
文章的背景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批转移至港的内地图书馆藏书，以及香港本地的图书馆藏书，或为战火焚毁，或为日军劫掠。“以我国文献精华，所遭遇的损失，自抗战以来，要以此次香港的失陷最为重大”，杜定友如此总结。
杜先生的判断极为精准。日军从香港劫掠的文献典籍，包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书1.2万余册，运送香港寄存的中央图书馆新收古籍111箱、北京图书馆藏书70箱、中华图书馆协会藏书210箱、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20箱，以及杜定友所寄存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199箱等，其中不乏宋元珍本。
图书馆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事物，既担负提供公共阅读以传播知识的新使命，也承载旧式藏书楼收集整理古典文献的老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战火的纷扰，人微言轻的图书馆人竭尽全力，为保护文献与传承文脉做出巨大努力，在战时与战后上演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战火吞噬
“方战事至烈之际，飞灰漫天，残纸坠地，无一非吾商务印书馆之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大清一统志》，董事局主席张元济在跋语中突然荡开一笔，回顾起两年前的一场浩劫。这漫天残纸的一幕，正是一座图书馆被摧毁后的惨痛记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及附设东方图书馆付诸一炬，《大清一统志》是东方图书馆少数劫余之一。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最初以印刷为主业。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和一批新入馆的知识分子一同推动翻译、出版业务发展，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社，业务覆盖各个领域。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有新式的中小学教科书、各类中英文字典，也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畅销杂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4年，商务印书馆创办资料室“涵芬楼”，收藏来自扬州何绍基、江阴缪荃孙、宁波天一阁等处的善本古籍，以及各省府州县的方志，并组织影印出版。
商务印书馆的兴起，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勃发。商务版的影印古籍、万有文库、小说丛书、辞源等大部头著作，是很多县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室的基本家底。商务印书馆也采取各种方式推广公共阅读理念，如采取“汽车图书馆”将书送到工厂、以“河船图书馆”将书籍送到乡镇以供借阅。这些业务虽然是为了推广其书籍杂志，也为文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上海总馆对面兴建起五层大楼，于1926年5月作为东方图书馆开放，涵芬楼的古籍典藏纳入其中。东方图书馆一方面采购收藏大批中外图书、善本古籍，订阅大量中外杂志，另一方面陆续开办流通部、儿童图书馆等部门。截至1930年，东方图书馆藏书超过50万册，数量甚至超过了北京图书馆，读者达到每天1000人次，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战争没有放过这座全国首屈一指的图书馆。1932年1月28日，枪声在闸北响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第二天凌晨，日本海军出动4架水上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6枚炸弹，火焰引燃存纸，馆舍祝融肆虐，久久不熄。2月1日凌晨，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烟火冲天，遥望可见，直至傍晚，此巍峨璀璨之五层大厦方焚烧一空”，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如此描述这一惨状。
这样一座文化重镇，如此多的文献珍藏从此灰飞烟灭。据统计，东方图书馆损失藏书463083册，折合约627.62万余元。商务印书馆在沪上各报登出声明，沉痛宣告：敝馆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
东方图书馆焚毁，震惊中国文教界，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军方故意实施的文化毁灭。坊间流传，火灾是日本特务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所致，而不仅仅是被对面商务印书馆大火波及。上海市政府明确表态：其损失已不可胜计。此种责任应由日方完全负之。”
局部战争中已经有如此剧祸，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图书馆的命运更加悲惨。这一次不仅是战火的摧残，还有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系统实施的掠夺。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闸北再度燃起战火，钢筋混凝土的新式建筑沦为中日两军攻防的阵地，图书馆也没能逃脱厄运。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上海市立图书馆、文庙图书馆、上海商学院图书馆、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均为战火摧毁。全市图书馆损失书刊40万册，其中不仅有焚毁，还有劫掠——艰难复馆的东方图书馆遭到日军洗劫，28401册重新收集起来的图书被查封运走。
对图书馆的洗劫，与日军侵略的脚步如影随形。淞沪会战后，日军攻陷南京，对未及撤走的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与此同时，对华东地区图书文献的劫掠，也开始有步骤地推进。
1937年底，日军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从上海的东亚同文学院、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等机关，调集通晓中国文化的教师、学生为骨干，以“检查”为名义，系统清点和掠夺占领区内的图书文献。
南京沦陷后，日方对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各院部会图书室进行清查，动员超过3000人，将80余万册图书搬运集中，进行“整理”。其中的古籍善本作为“战利品”，运回日本国内，成为各大图书馆藏品；政府公报和统计资料也被日本陆海军情报机构、官方研究机构接收使用。
日军对中国图书馆与文献的破坏与掠夺，横亘了抗战的全过程。从东北、华北、华东到华南、华中，每一座城市沦陷的过程，都伴随着对图书馆的摧毁和洗劫。而战乱中的中国图书馆，也在抗战救亡的旗帜下艰难求存，顽强发展。
辗转迁徙
图书馆手无缚鸡之力，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只能选择“打不了，跑得了”，以保存自身作为应对策略。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沿海省份的图书馆与高校、工厂一样，努力向后方迁徙，保持文化事业的一缕传承。
为运至香港的图书陷入日本人之手大声疾呼的杜定友，正是参与其事的重要角色。他是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的图书馆学家，自1921年从菲律宾大学取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回国开始，就投身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先后担任广东省立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开办过图书馆管理人员养成所、国民大学图书馆系，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人才。
抗战爆发时，杜定友在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大图书馆是他以建成“南方图书馆的典范”为目标、投入大量心血的事业重心。但是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只得选择撤离。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中大校园，12月，中大准备迁校。杜定友预先将图书馆中的善本、志书等装为199箱，转存到香港九龙。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中山大学紧急西迁。此时中大图书馆20多万册藏书预计装箱1200个，但拨给杜定友的经费只够买67个木箱，于是他亲自动手，带领馆员将书架、桌子改造为200多个木箱，精选5万本图书运出。这近300箱书籍装了5只木船，由一艘机动船牵引离开广州。中途遭遇阻拦，还是杜定友自掏腰包给船主加钱，才顺利突围。
1939年2月，杜定友和图书馆同事带着近300箱书籍，抵达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他把这耗时115天、总长11970里的行程，总结为饮食上的“酸甜苦辣”，起居上的“天堂地狱”。抵达之后，杜定友立即带领同事开箱取书，布置馆舍。当初用书架、桌子打造的木箱，正好恢复原本用途。
中大学生潘荣权回忆，图书馆的椅子“细看一下，明显地发现是用载图书的大木箱，对角锯开，一分为二，加上凳脚而成。原来这是杜先生亲手制造的。他用锯、刨、钉装，事事亲自动手，设计精美大方，也可说废料利用”，对照来看，这批椅子恐怕是当初那67个直接购买的木箱。
地方图书馆同样不免迁徙之苦，尤其是珍贵的馆藏古籍更是重中之重。清代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一共抄录7套，其中3套收藏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并称“南三阁”。晚清战乱席卷江南，南三阁被毁，所藏《四库全书》中，仅有文澜阁本约1/4幸存，后经补抄配齐，成为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1932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遭战火焚毁，给了图书馆界深刻的教训。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当即下定决心，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和部分馆藏善本古籍迁离杭州，以避免战火波及。8月1日起，全体馆员开始对预定运走的图书清点装箱，共有文澜阁本全书140箱、善本古籍88箱。8月4日，这批书籍就被送到了富阳县石马村的绅士赵坤良家保存。
掌握这一情况的浙江文教界人士，对陈训慈的决定原本有所非议，直到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杭州遭到轰炸，才又佩服起他的先见之明。但是，陈训慈认为在日军扩大侵略的局势下，石马村这处“群山围绕”“旧屋不显”的藏书处仍不安全，决心将藏书继续内迁。
与杜定友的遭遇相似，陈训慈也为没钱而苦恼。他向浙江省教育厅抱怨“为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各方借款甚多，而书在途中，挑运仍需费用，经常费用无力垫还”。
1937年12月10日，陈训慈在日记里抱怨，此前为运书向人借了200元、自己垫了200元，已经全部花光，这次为了支付挑工工资，只好再去找人借钱，但只借到了60元，“应付颇不易”。
杭州沦陷后，文澜阁本全书何去何从，教育部与浙江省政府之间意见不一。省府拟将书籍转移到省内安全地域，教育部则主张“一步到位”迁往贵州，彼此文电往来，甚至闹起了意气。
文澜阁本全书等最终决定运往贵阳。1938年3月启程，辗转浙江龙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一路向西，历经船运、车运、铁路、兽力驮运、人力背负，终于在一个月后抵达。这批古籍最初存于西郊张家祠堂，1938年9月，贵阳遭到日军轰炸后，在贵州图书馆馆员的建议下，又转移到了北郊的地母洞。
这还不是抗战中文澜阁本全书最后的安身之所。1944年初，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在河南、湖南、广西与中国军队全线开战，到11月侵入贵州南部的独山县，震动大后方。浙江图书馆员工奉命将文澜阁本全书重新装箱，运到重庆保存。12月6日，这批图书运抵重庆青木关后，押运人员方才知道，日军已在两天前退出了贵州。
抗战中的后方财政紧张、生活艰辛，维持图书馆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陈训慈还参加过兰州西北图书馆的筹建。这座国立图书馆从1942年筹备，到1944年7月7日开馆，但仅仅一年之后就因经费拮据而停办。
新馆开办不易，撤往后方的老馆也是勉力维持。广东省立图书馆的馆员马旅回忆过该馆从广州撤退到曲江后的情况：“房子都是简陋的‘竹织批档’，一进门就是阅览室，后面是书库，旁边有一个竹棚，一半办公，一半是男职工宿舍。馆外有一块菜地，全馆员工一起动手，挖了一条防空壕和地洞，将一批珍贵的藏书装箱放在地洞里，以防空袭。”其困苦可见一斑。
不过，抗战中的图书馆也偶有亮色。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回忆，由于有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中央图书馆1940年在重庆两浮支路修建了重庆分馆，“该楼前三层为阅览办公楼，后五层为书库，以十七万元完工，当时称为宏伟建筑，相当合乎现代图书馆的规模，可说是抗战期间在战时首都最像样的一栋建筑”，得意之色，溢于文字。
艰难追索
蒋复璁回顾抗战时代的中央图书馆，除了建设重庆分馆之外，另有一件“最大的收获”——利用中英庚款补助建设重庆分馆的余款120万元，和教育部援助的200万元，收购了数万册善本古籍。蒋复璁本身还冒险从重庆经香港潜赴上海租界，去密商收购事宜。但这一批古籍命运多舛，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正式入库中央图书馆。
此事由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首倡。他是著名藏书家，自称“余聚书廿余载，所得近万种”。1937年淞沪会战中，郑氏部分藏书被战火波及，“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
华东大部沦陷后，江浙沪一带的藏书家因战乱纷纷出售秘藏，日伪各方及受外国人委托的古籍商人四出联络搜购。郑振铎留在上海租界，迅速掌握第一手消息。个人藏书损失已然沉痛，岂能再让先民文献流落散佚？于是他一面致电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会寻求财务支持，一面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负责用款、鉴书、登记和保管。经过两年的努力，同志会代表中央图书馆收购各类古籍3万册。
同志会将这一批古籍从上海运到了香港，考虑到转运至重庆路途艰险、运费高昂，于是决定装箱转交美国国会图书馆，待抗战胜利后再运送回国。按照教育部的指示，需要在每一本书内加盖中央图书馆印章，结果花了三个月才完工，不仅误了船期，也直接导致了这批书籍的厄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暂存在香港大学的111箱中央图书馆藏书沦为日军的战利品。不过，盖章的努力没有白费。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是凭着书籍上的中央图书馆印章，以及郑振铎保存的目录，才得以确认并向占领军举证这批古籍系日方掳掠，查清后运回南京。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战后追索图书的经历，展现了战时图书馆遭到破坏、图书流散的另一面。该馆成立于清朝末年，以收藏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浙江钱塘八千卷楼的藏书而闻名。图书馆学者顾廷龙认为该馆与浙江省立图书馆“经费不腆，人员寥寥，而成绩可观”，都是“省立图书馆作出较大贡献者”。
国学图书馆所藏文献典籍，在抗战中命运多舛。馆舍在1937年南京沦陷后遭到洗劫，清末江南各公署档案被劫走后下落不明，其它书籍或成为伪文教机关的点缀，或成为伪高官的私藏。南京围城前，国学图书馆抢运两万余册图书到苏北兴化，虽然躲过了最初的战乱，但仍不免厄运。1940年，日军攻占兴化县城，放置在观音阁的六千余册木刻丛书及各省方志付诸一炬。1943年，藏于罗汉寺和乾明寺的古籍，又被伪“师长”马幼铭劫去一万四千余册。
抗战胜利后，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返回南京，立即召集馆员追索失散的书籍。梳理回收记录，可以看到当初藏书被瓜分的惨状：从伪“立法院长”梁鸿志处收回《易说》等4368册，从伪“苏州绥靖公署主任”任援道处收回《十三经注疏》等374册，从伪“中央图书馆”收回6513册，从伪“中央博物馆”收回198册，从伪“图书专门委员会”收回16.9万册……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典籍难以找回，如被马幼铭劫去的书籍只找回了不到百册。
抗战的乱离虽已结束，但中国各图书馆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抗战胜利后，在驻日代表团工作的经济学家吴祖光回忆，“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十八万余美元”。许多遭劫掠的图书馆藏书去向成谜，杜定友的那句“图书湮没，永世不复”，成为图书馆人心中永远的痛。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