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砺
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可以追溯到隋代，直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谕停止科举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唐宋科举迥然不同
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科举制度不断演变和完善。在唐代，科举的作用还没有后世那么重要，科举也不是进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唐代选拔官员的基本考试，除了进士科，还有始于汉武帝时期的明经科。皇帝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新增“博学宏词”“直言极谏”之类的制科考试。与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和政论不同，明经科考的是儒家经典，采用的方式类似填空和阅读理解，被推举者必须明习经学。明经科至宋代神宗时期始被废除。
相比而言，进士科的考试要难得多，而且唐代录取的进士数量极少，平均每年仅20多人。即便如此，唐朝人中了进士也并不意味着有官做，还要去参加吏部的“关试”。考核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书法以及（判决书）文理等，均须通过考官的法眼，合格方可授官。关试也确实是进士们的一道关，大文豪韩愈就曾折在这道门槛前，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却没通过关试，只好先去节度使衙门当幕僚。
其实，唐代每年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并不少，有时高达千人以上，而科举两种形式入仕的不足百人。这是因为靠着“门荫”世袭进入官场的门阀贵胄子弟占据了大部分，而且他们入仕的起步便是从五品的级别。而进士们一般只能从校书郎或县尉之类的九品官做起。
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多数仕途坎坷。才华超群的边塞诗人王昌龄，进士及第，后来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入选过博学宏词科，却只当了一辈子县尉和县丞这样的小官。孟浩然应进士举不第，求仕不成而失望归隐终身。大诗人李白也是一辈子艰难谋求入仕却始终不得志，最终更是因为卷入永王之乱，遭受流放之苦，从此颠沛流离。
当然，进士身份还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在于取得入仕的资格，更是今后通往高官道路的砝码。
除了在考场上按部就班地参与考试外，唐朝的科举录取还存在许多考场外的方式。比如考试前，应考的举子们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诗文送给有权势的人物乃至主考官看，他们对这种称作“行卷”的方式锲而不舍，甚至带着礼物在街头拦下权贵的车驾来打通关系。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赏识，比在考场上写出好文章更加有用。
晚唐诗人杜牧的科举之路就有故事。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加上他原本文采斐然，参加科举自然有先天优势。不过，有人在考前向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推荐了杜牧，却让崔郾犯了难。因为当年进士的第一至第四名都已经内定好，于是杜牧只好屈居第五。可见因为僧多粥少，很多有才能的考生也被拒之门外。考场外通关系成为公开的竞争，考场上的规矩便松懈了许多。原本进考场必须搜身，有的考官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便免了。有的考场允许考生交流，甚至备有参考书籍供随意翻阅。更有甚者，有考生对考题不感兴趣，便让考官当场更换。总的来说，唐朝的科举考试不甚严谨。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的风气大变。宋朝讲究文治，需要大量选拔文官，录取的进士人数达到年均300多，是唐朝的十几倍。考试纪律也严格得多，唐代那些场外活动都属于非法行为，而且皇帝对此十分重视，录取工作中的不公正会受到朝廷严厉的惩处。
宋代科举规定，考官严禁与考生接触。宋真宗时期，考官一旦被任命，便立即被禁闭起来，不允许再与同事交谈。考试和录取工作的管理制度也相继制定出来。为了避免阅卷的考官认出熟人的笔迹，或考生在试卷上做手脚，考卷要做糊名处理——将考生的姓名遮挡起来。此外，还要派专门的抄手，将各考生的考卷重新誊抄一遍，供考官阅卷使用。
即便如此，通过文风上的差异来辨别考生还是无法避免的。北宋初年，太学生中流行一种怪诞的文体，称作太学体。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嘉祐二年（1057），他在省试中主掌贡举考试时，决定纠正这一不良风气。被他盯上的是洛阳人刘几，此人在太学生中文才出众，常考第一，却狂热推崇太学体。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份文风险怪奇涩的卷子，认定是刘几所作，立即将其淘汰。当年科举，原先名不见经传的苏轼、苏辙兄弟崭露头角，而刘几等一批太学生名人则纷纷落榜，这让后者愤懑不已。
有趣的是，两年后，欧阳修又被任命为殿试主考官，而刘几这次也通过了省试，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篇平易流畅、扣题准确的卷子，不禁击节称赞，并点为第一。没想到拆封时却发现这个考生正是刘几。原来他吸取了教训，改变文风，迎合了考官的喜好。
明清两代一脉相承
科举制度在明代进入鼎盛时期，清代则沿用了明代的制度。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和会试两个等级。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就是每十二年中间的子、卯、午、酉年的秋天，在各省省会举行，所以也称秋试或秋闱。凡本省生员（秀才）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均可应试。乡试考中的就是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会试也就是唐宋时期的省试，是更高一级的考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那是在乡试的第二年春天，由各省的举人到京城参加，所以称作春试或春闱，又因为是由礼部主持这次考试，故也叫礼部试。会试中录取的均称为贡士，每科录取百余名至二三百名不等，录取率约为5%。其中第一名称为会元。
随后，会试考中的贡士们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从宋仁宗时起，殿试不再淘汰，只是对贡士们再行区别等第和名次。殿试结果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予“进士及第”；二甲若干，约为参试者的1/3，赐予“进士出身”；三甲若干，约为参试者的2/3，赐予“同进士出身”。三种类型统称进士。
发榜后，一甲的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还要再参加朝考，才能授职入官，综合前后考试成绩，优秀者授翰林院编修和庶吉士，其余的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知州、知县等职。
古代的考试一考定终生，是一介布衣鲤鱼跃龙门的关键一搏，所以广大考生都会竭尽全力，朝廷、各级官府以及考官们也都十分重视。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下金陵城后，深知人才价值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随即派人修缮被战争破坏的江南贡院，当年就开考间断多年的江南乡试，并要求两江地区的相关衙门特事特办，给录取的270多名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提供便利。
趣闻轶事层出不穷
清代的乡试在农历八月初八日到八月十六日之间举行，为时长达9天，每三天一场。各省的考场称为贡院，又叫考棚。考棚分隔成一间挨着一间、密集排列的单独小室，叫作“号子”。清代晚期，江南贡院的号舍多达1.6万余间。
号房内十分狭窄，只有上下两块木板，上面的木板当作写答卷的桌子，下面的当凳子，晚上睡觉将两块板一拼便是床。如今保留下来比较有名的如位于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四川阆中的清代考棚等，仍可窥见原来的风貌。
考试期间，考生与外界隔绝。号子里仅可容纳一人，考生入场后，吃住和答题都在里面。在这9天时间里，做饭、烧水都必须自己动手。考生每人带一个照明和烧煮两用的工具，俗称“五更鸡”，它以桐油或茶油作为燃料，烧起来一股黑烟——这就苦了数千考生们，9天熬下来，原本进去时白白胖胖的人，出来时往往灰头土脸，黑黢黢的，像换了个人。
不过有的考生也会苦中作乐，那些原本学识出众、满腹经纶的考生，对于考试胸有成竹，答起题来下笔成章，每三天一场的考试他们往往花一两天就完成了。交了卷子却又不能出去，剩下的时间就在号子里找乐子。当时，每十个号子编为一弄，一弄之间的考生是可以互相来往的。监考官只管考试是否作弊，至于号房里的其它活动，则一概不问。
光绪二年（1876）的湖南乡试中，临湘名士吴獬和曾国藩的孙子曾重伯，以及另一个名门公子魏侯平恰好同在一弄。三人难得有此欢聚的机会，于是几名富家子弟便取出自带的上好食材，在号子里用火势微弱的“五更鸡”煲起八宝粥。正当香气四溢，马上就能享用时，聊得兴起的曾重伯不小心伸了一下脚，将一锅粥翻得精光。三人既恼火又开心，还填词记述这件趣事。后来三人都考中了这一科的举人，吴獬更是中了解元，一时间传为佳话。
卷面的整洁是十分讲究的，有时甚至会影响考生的一生。光绪五年（1879），兰州人秦霖熙取得进士资格后，将要参加保和殿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很重视教育，创设了甘肃举院培养人才，这年恰逢他高升军机大臣。主考官对来自西北的秦霖熙的才学很是欣赏，试图举荐他为本科第一甲第一名，这样也是表示对左宗棠主政陕甘功绩的褒扬，于是特意叮嘱秦霖熙务必仔细审题，认真答卷，坚持到最后一个交卷。
当时，考场内光线不足，傍晚时分，考生需要用自备的蜡烛照明。秦霖熙早早完成答卷，想起考官的吩咐，便点起蜡烛仔细核查，不料碰翻蜡烛，污染了卷面。主考官见状，不禁为之顿足叹息——此卷断不能呈送皇上了。秦霖熙就这样与状元失之交臂。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秦霖熙入仕后，任过户部主事和广西恭城知县。他淡薄官场，潜心研究医学，终成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一代名医。
作弊手段花样百出
如此影响一生的考试，自然会有作弊的情况出现，其手段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一些介绍古代科举制度的展览中，陈列有古代考生以蝇头小字将预先准备的必考内容，抄写在衣服或其它用品中进行作弊用的实物。这或许是一种最常用的方式。
清代嘉庆年间，福建乡试时，贡院第一道门的考官负责监督考生经过搜检进入。士兵搜出一个平日以教书为业的清苦考生夹带的一个包裹，考官陈鉴亭随即拿过包裹，放在自己身边，让士兵再搜，士兵仔细查过该考生的考篮，报告没有其它问题。陈考官看着这位吓呆的考生说道：既然没有夹带，还站在这里不进去干什么？考生赶紧领了考卷进场。一旁人员吃惊之余也不敢多言，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也就是这位考官心善，同情教书先生不容易，既然已经没收了企图带入的包裹，就放了他一马。
可以夹带的地方当然不止考篮，有藏在衣服夹层、鞋垫乃至鞋底夹层中的，甚至有藏在食物里面的。监考部门只能严加搜查，一旦查出便施以重罚。同时规定，带入考场的坐垫和布袋必须是单层的，吃的东西要全部掰开，篮子也要用空透的。但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杜绝夹带行为。
考官有时也参与作弊。因为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双方便约定在文章开头或结尾写一个生僻的词作为暗号，被买通的阅卷人看到后，便心知肚明地给予特别优待。更大胆的有一种“换卷”的方法。考生买通考官，利用阅卷的机会，将优秀的考卷裁割下来，调换到行贿考生的卷子里，再进行糊名。
还有一种内外勾结的恶行叫做“蜂采蜜”，就是买通一个文笔好的誊录员，由他将事先备好的答卷偷带入誊录房，等某考生的答卷到了，就将两份答卷中文辞精彩的词句结合起来，抄成一份新答卷，并将原答卷烧掉，再按照正常程序，用红笔誊录一份供考官阅卷使用，做到天衣无缝。
那些花不起钱买通考官和誊录员的，只能另辟蹊径。有专门从事偷窃的梁上君子，在考试期间被雇来偷换试卷，或向考场内传递消息。
还有一种方式称作“冒籍”。每个省份考试难度不同，录取人数不同。比如在江苏稍差一点考不上的，到了偏远省份或许就能考中。这就出现了去其它地方冒充当地学子参加考试的情况，当然，一旦查出也是要严加追究的。清末状元张謇在考秀才时，就因为学籍所在的江苏海门考生多而名额少，考秀才比其它地方难数十倍，于是家里让他冒籍到如皋考中了秀才。为此，张家还受到了官府追究，所冒充的那家人更是持续数年敲诈勒索。幸亏器重张謇的海门训导向通州知州求情，张謇才得以回归海门原籍。此番惊险，差点断送了张謇这位中国近代伟大的状元实业家。
实际上，朝廷对于科举舞弊的查处力度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徇私舞弊的考官，一经查实便是从重从严。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1711）的“辛卯科场案”以及咸丰八年（1858）的“戊午科场案”，被称为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
清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结束后，有人举报主考官方猷等人徇私，录取的举人都是他们的家族成员。皇帝下令严查，在无法确定时采取了复试的方法，由兵士提着刀监考。结果有的考生表现水平较差，甚至有交白卷的。这就算坐实了舞弊行为，交白卷的那位考生被打四十大板，还连累父子兄弟一道流放宁古塔20多年。其他复试考得凑合的考生，也被革去了功名。考官们就更惨了，主考官方猷、副主考钱开宗以及其他十几位同考官统统被处死，家产被罚没。
此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各朝均有考官、考生因为作弊被处死的。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发榜时，发现历次科举成绩最佳的苏州地区仅有13人中举，却有多名扬州盐商子弟录取，苏州学子群情激愤。接到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的密奏，康熙皇帝震怒，下令追查。经过长达数月的审理，结果私受贿赂的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曰俞、方名被处斩立决，买通考官的考生吴泌、程光奎等人处绞监候，两江总督噶礼和主考官左必蕃因失察被革职。
咸丰八年，就在离乡试揭榜不到一个月时，负责对考取正榜的考卷进行复审的官员，通过御史孟传金上书朝廷，指出顺天乡试存在严重舞弊。当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副主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御史程庭桂。考生罗鸿祀贿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暗做手脚，将其文理不通且多达三百余错别字的试卷换入正榜。还有一个除了会唱京戏别无所长的旗人平龄，居然高中第七名——按照清律，伶人是不能应考的，更别说中举。
咸丰皇帝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朝廷重臣肃顺处理此事。为慎重起见，咸丰皇帝开恩，给了罗鸿祀一个机会，命他到南书房重考一场，结果他又交出了一份同样粗劣的考卷，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经肃顺传讯，罗鸿祀供出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鹤龄转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安又跟柏葰的门丁打了招呼。事成后，李鹤龄向罗鸿祀索银500两，浦安和柏葰都得到了好处。原本咸丰帝对一品大员柏葰十分倚重，有意从轻发落，肃顺却力争按律严格执法、明正典刑。结果大学士柏葰、兵部侍郎李鹤龄与行贿考生罗鸿祀等人一同在菜市口被砍了头，被惩处的官员多达90余人。清代几桩科场案处理严厉，震撼朝野，警醒后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