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国涌（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故乡是个山村，在温州雁荡山的东外谷。仿佛千年万年都是静止的。山鸟的“呼朋唤友”、虫子的叫鸣、山涧的流水声，让山中的世界变得更静。我从小就体验着这种静止，比寂寞更深的静止。
小时候初读沈括（1031—1095）的《雁荡山》，“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起句就令我感到亲切而激动。那是遥远的北宋庆历二年（1042），在我出生之前925年，我家后山的石梁洞即已有寺院香火，万古寂寞的山中从此响起了木鱼的声音、钟磬的声音。
《元史》有传的文学家李孝光（1285—1350），生在与我家相去不过三五里的淀川。他留下的传世之作《雁山十记》中，首篇即是《始入雁山观石梁记》。他于1324年一个和暖的冬日，与客人踏着一地黄叶入山，夜宿此洞，写出了充满古典之美的文字：“青山纵是无情物，解笑山僧厌客来。”
读李孝光的诗文，遥想六百多年前，夕阳西下之际，山气尽紫、鸟相呼如归人，这样的图画不正是我幼时就熟悉的吗？六百多年来，世界历史早已一次次翻新，山中世界却似乎依然故我，那曾经激动过李孝光的霜叶亦年年变红，恍如春天的杜鹃花——他称之为踯躅花。
小时候的读物
山中的生活艰辛，山地多石子，没有大片沃土，只能种番薯，我小时候的主食就是番薯。不仅物质的粮食匮乏，精神食粮也匮乏。自我幼时起，就特别渴慕有字的读物。为满足我的渴慕，没有上过一天学，却因在教室外偷听而识得不少字的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去宁波的大舅家给我找来一些小儿书。
大舅李一瑾在宁波市教育局工作，我最初读到的连环画都来自他家，是表哥、表姐们看过的。我最早接触的一本小儿书是《吴越风云》，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那时我还不识字，虽然看不懂，但一遍一遍地翻，母亲和姐姐也一遍遍地讲给我听，内容从小就滚瓜烂熟了。
等到念小学时，每年冬天，都有旧报刊从宁波运来，那是母亲托大舅买下包梨子用的。在20世纪70年代寂寞的山村，这些旧报刊几乎是我的饕餮大餐。当时上海出版的刊物《朝霞》和《学习与批判》上，有些历史类文章吸引了我，我剪下来，装订成册，保存至今的有《秦始皇传》《乌江东去》《李愬入蔡州》这几篇。
大概从我上初中起，大舅就陆续寄一些印刷品来。我一直保存着他买的一本书，书中还有一封信，其中说：
你很喜欢学习一些古典文学，古典的书也看得很多，你的知识也较丰富，但是我看你的知识不够扎实，看古书时，仅注重故事情节，对于作家的生平、历史背景、作品内容的分析等是很不了解的。我给你买来一本《历代著名作家简介》，希望结合语文学习，对其中的一些有关的人物及作品分析看一下。如果不感兴趣，要硬着头皮看下去，今后进一步可以看文学史或有关的专著，对作品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免得对某些不健康的作品，在你思想上中毒，你看如何？
《历代著名作家简介》收录了先秦到晚清130多个作家，大致都是中学语文课本中涉及的。我在初中时读了许多古典小说，家人认为闲书误人，所以才会有信中这一番话。
20世纪80年代初，大舅写给我的信不少，几乎都是夹在印刷品中寄来的，保存下来的不多。有一段时期，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他寄来的学习资料。有时候，他的信就写在练习本的背面。我至今仍保存着1981年10月到1982年4月的《语文报》，每期都有“前辈寄语”，像廖沫沙的《多读书》等，也有许多小文章，如《通感谈片》《奥地利学生的课外阅读活动》等，还有语文游戏之类。我舍不得扔掉，这两本合订本就留下来了。
1983年冬天，我接触到《名作欣赏》《文史知识》等几种期刊，徐志摩、闻一多、余光中他们的诗篇、散文，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辛弃疾、李清照、“三苏”，我尤其偏爱的郁达夫、沈从文，黄仲则、苏曼殊、纳兰容若，雪莱、拜伦、济慈、歌德、莎士比亚、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东山魁夷等也都是此时进入我的生命中的。后来我又被《人间词话》《美的历程》《美学散步》吸引，甚至啃起了干涩的黑格尔《美学》、康德《判断力批判》等。这些都在我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印痕。
1984年夏天，我第一次北京之行，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住了十来天，那是我小舅李邦河的家。他是位数学家，当时还不是中科院院士，但在拓扑微分领域已崭露头角，深受吴文俊、陈省身等数学界前辈的赏识。我在他家废弃的印刷品中发现了一份《中国诗中的时、空与我》，大喜过望。这份薄薄的只有十多页的印刷品，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内部出的《文学动态》，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并一次次地阅读，至少读过几十次，每次重读都有新鲜的感动。
山中寂寞，书中神游华夏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雁荡山中，抬头是山，低头也是山。山中岁月寂寞极了，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寂寞，让我对书本有了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迷恋，我极力在书中寻找一个个新的世界，可以胜过眼前的寂寞的世界。
大约从1980年起，我二姐开始出门经商，足迹遍及南北。她每次返家，总会带回一些书，其中就包括了她顺便出游的景区小册子、图册之类。那时候，我依旧在山中经历着日复一日的寂寞，相距数十年，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岁月，我似乎也跟着她神游了大半个中国。凡她去过的地方，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熟悉的地方。因为我少年时就一遍遍地翻过关于这些地方的相关文字与图片。
古人早就说过卧游之乐，我更喜欢用神游这个说法，苏东坡的名句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在少年时靠着二姐带回来的小册子，在山中神游华夏，哪怕有些地方我至今也没有去过，但也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在心中早已熟悉。有些地方，多年后当我抵达时，我想寻找的更多是少年时朦朦胧胧却又真真切切的印象。
我最早从传奇小说《说岳全传》和连环画知道岳飞的故事，但对岳飞有了更多的理解，则是在1981年。那年夏天，我二姐游览了西湖，从岳庙带回三本小册子，一本橘色封面的《岳飞墓》，一本黄色封面的《岳飞墓诗选》，一本蓝色封面的《岳飞墓庙楹联》，书名都是书法家沙孟海写的。写过“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南宋诗人叶绍翁，为岳飞写下了“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这样的诗句，元代书法家、诗人赵孟的“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也曾是我常常念叨的句子。明代的于谦、明亡之际的张煌言（张苍水）都有诗，他们也是史书上的忠烈人物，和岳飞一起成了西湖边千年来牺牲的象征，虽时代相隔，却一脉相通。
我第一次读到因抗清而殉难的张煌言那首《将入武陵二首（其二）》也是此时：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只觉得正气浩荡，好男儿生当如此。毫无疑问，这些诗句曾激动过一个山中少年，让平静寂寞的山中岁月平添了几分英雄仰慕。张苍水墓在西湖边、南山路上，与章太炎墓比邻，日后成为我常去徘徊之处。
岳庙、岳墓的许多楹联那时也看得眼熟了，最有名的诚然是那副不知出于谁人之手的旧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我要等到很多年后，才第一次带着儿子踏进岳庙。但进还是不进，似乎早已不重要，关于岳飞，我从少年时就已熟悉他的故事，关于岳庙、岳墓，我从小册子中也早就熟悉了。
大约1982年，我二姐自绍兴回来，从鲁迅纪念馆买回一个陶瓷半身鲁迅像，白色，小小的，一直摆放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小册子——《语文教学》1981年第2期，封面还有一行字：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专辑。绍兴和鲁迅故居，我都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真正走近，但读鲁迅的作品和与之相关的文字，那里的一切似乎早已熟悉。
我最早读到的郁达夫作品，并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旧体诗，而是他的游记。那是我二姐从天津带回来的一册《郁达夫游记集》，其中有一篇《雁荡山的秋月》，他在1934年秋天到过山里，呼吸了数日我千万遍呼吸着的空气。这就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的距离。
郁达夫在书中写的多半为江南，特别是浙江的山水，常常引我远想。尤其是他家乡的富春江水，从此让我念兹在兹。钓台的春昼》《桐君山的再到》，我在少年时就一读再读，以后又曾一次次地走近。桐君山就在我妻子的家乡附近。前几年，我还带童子到桐君山和钓台去上过课。
许多的小地名，我最初是从郁达夫笔下接触到的，是地理课本中常常没有的。比如那篇《屯溪夜泊记》，就让我对屯溪至今念念难忘。《浙东景物纪略》中有一篇《仙霞纪险》，写及仙霞关外的廿八都，这是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交界的地方，一声鸡叫，三个省都能听见。二十多年后，我来到世外桃源般的廿八都，并写了一册《发现廿八都》，其实伏笔就是少年时埋下的。
富春江畔的新登、窄溪、岘口，从1993年起成为我常去之地，那年秋天我第一次踏足妻子的故乡，一心寻找的就是十多年来梦里依稀出现过无数次的富春江。郁达夫笔下的桐君山从此也成为我的桐君山，书中的地名从此进入到我日常的生命中。
人生是一个“织网”的过程，许多线头慢慢地就串在了一起，日久天长，就成了网。起初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些相遇，一些偶然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最早认识泰山，想来是杜甫的那首《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足以让我对“一览众山小”的泰山想入非非。1984年我第一次远行，北行的绿皮火车路过泰安，从车窗中看见那岚气、山骨，猜想就是泰山一带。
两年前，也就是1982年，二姐从山东带回了一册《东岳泰山》，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多从地理的角度着眼，由《诗经》中的一句“泰山岩岩”而及“岩石展览会”，还专门解释了这一“巍巍断块山”的形成。我在雁荡山中读此书，心中常常将泰山与雁荡做比较。三十多年后，我登泰山，走在“天街”上，体会少年时书中写到的这一节，一点也不觉得是第一次登山，反而觉得早就来过一般。至于泰山的松、摩崖石刻，也一点都不觉得陌生。
对于桂林，我最初的印象只是那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1982年夏天，二姐从桂林回来，带回《桂林旅游》《阳朔山水》和《灵渠传说故事》等小册子。桂林、阳朔的山水之美，自那时起便在我生命中生了根。数十年后，我几次到桂林、阳朔，心里牵连起的都是数十年前山中的那个夏天，我读这些书时的惊叹、想象和向往。
1983年初，二姐到河南，去过嵩山少林寺、开封大相国寺，带回的书中有一册《古都开封》。我从《清明上河图》知道宋时开封的繁华，也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句中体会过北宋灭亡的遗恨。那时我已读过《三侠五义》等书，知道包拯的故事，对与他相关的开封自然充满了好奇。相距三十几年，我第一次来到开封，在细雨中站在铁塔面前，想到的却是当年书中说的“铁塔燃灯”，那是古代开封生活中的一大盛事。
二姐从大江南北带回来的书，让我的山中岁月变得饱满而充实。我不用出门，就可以跟着前人的脚步丈量外面的世界，不仅亲近自然，而且咀嚼人文风光。她带回来的书中有《徐霞客游记》《古代风景散文译释》《历代旅行家小传》《中国当代游记选》《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等。这些书都把我带到许多我从未抵达的地方。
我感念自己的年少时光，山中的日月悠长，却因二姐带回来的这些书，几乎将华夏大地神游了一番。在一个交通不便、资讯匮乏的时代，一个山中少年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遍游各地，画出自己心中的一张华夏人文地图。虽然那时我眼前的世界很小，还被重重叠叠的山包围着，我心中的世界却越来越大，无论如何，一座山是装不下了。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
在我的人生中，除了与书相遇，最重要的就是与人相遇，我有幸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老师。
《语文小报》是我的故乡浙江乐清办给中小学生看的一份小报，白纸印刷，四个版面，好像是每周一期，主办方是当地教育局教研室。我在上面读到了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与胡适相遇。此外，许地山的《落花生》、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文章，《诗经》和唐诗中的一些篇章，最初也是在这里读到的。当然，与我距离最近、最能引起内心共鸣的还是每期登载的同龄人习作。不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文也会在上面发表。
1978年秋天，我到与家相隔一条山岭的雁荡中学读书。初二结束的暑假作业，老师要求写一篇作文，“记暑假中一件有意义的事”。初三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直关爱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卢老师把我叫到宿舍，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先生徐保士老师。徐老师当时在县教研室工作，是乐清公认的一支笔，都说他水平高、文章好。《浙江日报》乃至英文版《中国》杂志上都登载过他写雁荡山的散文，文笔独特，构思精巧，在文教界内外都有影响。我久闻其名，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其人，未免有点胆怯。
原来是我的暑假作文被他看到了，想必是卢老师推荐的。他肯定了这篇几百字小文的一些优点，然后提出修改意见，要我重新写一遍。我估摸这次谈话前后也就5分钟，主要是他说，我听。但是，我永远都没法忘掉他对我的点拨。印象最深的是作文的最后一段，我写到用树枝把躲在石缝里的石蟹赶出来，他说，这个时候捉蟹，就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了，要按人的心理，从大到小，这样一来，记事就有了层次感，叙述就有了递进。修改后的这段我是这样写的：“这窝石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我乐极了，伸手先捉大的，再捉中等的，最后捉小的，不让一只漏网逃掉。”许多年后，我才明白细节的力量，当时并不懂得怎样营造逼近真实的现场感。
没过多久，这篇简单的记叙文以《捉石蟹》为题发表在《语文小报》上，上面印的日期是1980年11月15日。当初我拿到这份报纸时的激动已经忘却，只记得第一时间到雁荡供销社，用稿费买了一套向往已久的人民文学版《三国演义》。那时候，2元对于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徐老师指点了我三五分钟，但这三五分钟却成了我这辈子写作的起点。后来我看了吴冠中先生的画，就明白了徐老师何以要分三层：三层比两层更细、更密、更好，这是叙事的本事，文章之技术。叙事的生命就是细节、层次，我从徐老师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叙事启蒙，后来我的事业是历史写作，用的其实都是徐老师教我的技术。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保留着《捉石蟹》的剪报，毕竟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在不知电脑为何物的1980年，文章变成铅字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小小的铅字有多么神圣，尤其是自己的文字，这一切，今天的少年恐怕已无法理解。《语文小报》成为我平生第一个发表文字的平台，尽管那时我压根不可能想到，日后自己将以写作为业。在经历了人世的许多风雨霜雪之后，我踏上了一条独立的历史写作道路，冥冥之中仿佛注定了手中的笔将成为我安身立命的支点。徐老师当年的指点、卢老师对我多年的厚爱，都已汇入我的生命深处。
1982年，我在故乡小镇大荆中学念高二，大名鼎鼎的滕万林老师成为我们的语文老师，我和几个同学于是有了经常去他办公室请教的机会。他只教了我一年语文，短短的一年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滕师教我们语文时，正是他开始致力于启发式教学实践之际。我们订阅的《语文新圃》语文小报》上也时有他发表的研讨文字。当时，在“启发式”和“满堂灌”之间，语文界存在着争议，他是大荆中学第一位大胆的探索者，在整个乐清县也是超前的，校内校外不乏质疑者、批评者。他不断发表文章，将思考公之于众。事实上，“启发式”教学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更高，难度也更大，引起一些非议也是难免的。而今天看来，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他的启发式教学实践，正是对叶圣陶先生提倡的教师“少讲点”、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积极回应。早在1963年10月，滕师就给叶老写过信，那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教师，正值语文学界对于“语文”究竟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有过一场讨论，他自己倾向于后者，但心中不踏实，所以写信求教。年近古稀的叶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1964年2月，滕师惊喜地收到叶老的回信，只有400来字，却将“语文”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废，故合言之……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初识吴式南老师，是在1986年秋天，我从黄土高原回到江南，进了温州石坦巷99号的一个不大的学校——温州教育学院，墙外是与九山湖相通的一个小湖。最初吴师给我们上的是写作概论课，他的温州方言口音很重，最初听起来有些吃力，但发的油印参考资料很丰富，我很喜欢。真正对吴师产生向慕之心，是在次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下午，他第一次来男生宿舍，敲门进来时，手里抱着一摞刚打印好的论文。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吴师竟然从系统论的新角度来解读文学，我一直记得他给朱自清《荷塘月色》那个著名段落画的“语象生成解剖图”，占了整整一页。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
1987年9月，我来到一个乡村中学任教，接了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兼做一个班的班主任。学校没有围墙，一边是梨树林，春天一片雪白的梨花，秋天有成熟的果实；另一边是一条小溪和一片开阔的石子滩，还有一片柳树林，溪水清澈得可以直接淘米。我在这里一共待了三个学期，乡村寂寞，常常停电，摇晃的烛光下，却是我读书、做笔记的好时光。这期间，我与吴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吴师对我的鼓励，尤其是批评和建议，使我深深受益。
1992年我去他家，他那时还住在九山湖畔清明桥狭窄的房子里，屋中堆满了书。他拿出一本王国维的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给我看：“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这是王国维在《教育偶感四则》中的话，我之前买的一册《王国维著作选》中就有，只是没有留意，轻轻滑过去了。经他指出，我便死死地记住了。大约1993年，我最后一次去他九山湖畔的家中，正值他担任副主编的《语文审美教育概论》一书出版，他拿给我看了。他对美学和文艺理论长期的思考和探究，在这本书中即可窥见，对语文审美教育的特性等论述，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会有许多启发。
我何其有幸，三十多年前于九山湖畔得遇良师，其时正是他患难余生、生命状态最好之时。他给我的那些信，我们在湖畔的问对，三十年后，字字句句，依然清晰如昨。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2017年10月7日，我创立了小小的国语书塾童子班，与“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我的课是立足于母语的“与世界对话课”，与草木虫鱼对话，与日月山水对话，与四季对话，与人物对话……我带着孩子们读万卷书，不仅仅日诵古文、古诗，而且阅读中外经典。我们一起行万里路，在富春江钓台与严子陵、黄公望对话，在兰亭与王羲之对话，在三味书屋、百草园与少年鲁迅对话，在白马湖与朱自清、丰子恺对话……我们也去雅典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话，到佛罗伦萨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对话，在比萨斜塔下与伽利略对话；我们在希腊古老的圆形剧场朗诵《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遗址朗诵荷马史诗，在但丁家门口背诵《神曲》选篇，在威尼斯演绎莎翁的《威尼斯商人》……
我们的课堂无处不在，沿《诗经》顺流而下，在母语的河流里自由游弋。但我并不把母语局限在古老的中文经典里，一切古今中外经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作品，一旦进入中文世界，也都转化成了母语的一部分。
这些年，我带孩子去过9个国家，去过中国几十个地方。我们去过西南联大的遗址，孩子们在这里写出来的东西，经常让我大开眼界。在语言上，他们已接通了遥远的旧时光，笔下流淌出来的一个个象形文字，一个个语词，一个个句子，一个个段落，都似乎有了光。小小年纪仿佛真的读懂了西南联大的心灵。
一位六年级孩子写下的习作《小城叫卖声》，一开头便自出机杼：
一串串的叫卖声后面跟着一串串省略号，一串串省略号将叫卖声带入一串串小巷。然后，省略号断成了逗号和顿号，连成了破折号，叫卖声便活了起来。
这省略号、逗号、顿号、破折号，源自汪曾祺、萧乾、北岛的记忆，源自苏州姑娘行贩栀子花、白兰花的声音，源自昆明街头收破烂的吆喝……然而，如此独特的表达方式，却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掌握自己的母语，能够将母语美美地说出来，美美地写出来，这是一件何等美妙的事，每一位童子终将成为美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称呼，高于一切成功，或胜过世上一切财富。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美是最高的评价，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