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修荣
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杨绛都生活在钱锺书耀眼的光环背后，甘当配角。其实在钱锺书与杨绛的二人世界中，杨绛是一个真正的主角。在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夫妻关系珠联璧合的，除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还有杨绛与钱锺书。
【漫漫求学路】
1911年7月17日，杨绛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小名阿季，排行老四，在几个女儿中个子最矮小，却深得父亲的怜爱。杨荫杭爱猫，以猫为例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对杨绛的宠爱由此可见。
在杨绛眼中，父亲不仅学贯中西，思想开明，而且经历丰富。杨荫杭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便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杨荫杭早年是个积极的革命者，“据我的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1897年的事。”（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杨荫杭曾被张謇称为“江南才子”，一度官至江浙高等审判厅厅长等政府高职。他在担任厅长时，有一天，“辫帅”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们联名登报表示欢迎。杨荫杭的一个下属，在没有经过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欢迎名单里添上了他的名字。杨荫杭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报纸出来后才发现，他非常气愤，表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并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启事，申明自己的立场。“他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大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父亲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杨绛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6年前后，杨绛16岁时，全家定居苏州，杨绛到苏州振华女校读高中。振华女中的校长对杨绛特别赏识，有次学校请章太炎来苏州青年会大礼堂谈掌故，安排杨绛在台上记录，因为听不懂章太炎的杭州官话，杨绛一句也没记下来，结果被记者当作新闻发到报上：“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在父亲的熏陶下，杨绛从小养成了喜静处、好读书的习惯。父亲不喜欢吵闹，有一次对杨绛说，我也喜欢有人陪着，只是别出声。于是父亲读书工作时，杨绛便在一旁静静地读书，父女俩都喜欢这种宁静默契的相处时光。杨绛回忆说：“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杨绛读高中时曾写过一首诗：“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过后，老师点评：“仙童好静。”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顺利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显然是杨绛不甘心的选择。在选择专业时，杨绛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该”学什么，在她看来，所谓“该”就是指学最有益于社会的东西，否则只能是白活一场。然而，杨绛思来想去后，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去求教父亲：我该学什么才好呢？”“孩子，没有什么该不该的，关于该不该，这得问你自己最喜欢什么，那就学什么。”可杨绛心里还是不踏实：“难道选专业只看自己喜爱的吗？我喜欢文学，就必须学文学吗？”杨荫杭又耐心地开导：“关于喜欢，其实就是性之所近，那就是最合适的。”听了父亲的话，杨绛顿时释然了，她最终选择了文科。然而，东吴大学当时没有文学专业，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于是杨绛改入政治系。
大三时，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杨绛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此时，杨荫杭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身体大不如前，考虑到日常花销和往返路费都要自理，会加重父亲的负担，杨绛婉言谢绝了。
杨绛虽然读的政治学，但骨子里还是喜欢文学，既然不能去国外读书，便决定在国内申请一所好的大学读文学，于是和同班几个同学商定到燕京大学借读。同学孙君的表兄钱锺书此时正在清华大学就读，约好在清华古月堂前与杨绛等人见面，为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这是杨绛与钱锺书第一次相见。听了钱锺书的建议，杨绛决定到清华借读，其他人则去了燕京大学。为此，母亲常取笑她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神仙眷侣】
1929年，20岁的钱锺书考取了清华外文系，很快便开始崭露头角。据同班同学回忆：“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总是第一……”有个叫许振德的同学因为第一名被钱锺书夺去，很想将他“揍一顿”，后来一个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锺书帮他解决了，两人从此成为好友。
1932年，经介绍，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园第一次相见，两人一见钟情。钱锺书后来在诗中记录两人见面时的情景：“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杨绛后来调侃说：“我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两人此后不断鸿雁传书。富有戏剧性的是，有次杨绛写给钱锺书的一封情书居然落到了钱基博手里。杨绛在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见信大乐，感慨道：“此真聪明人语！”钱基博认为杨绛是个理智有主见的人，正是儿子要找的理想人选，也不征求儿子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不仅对两人恋爱欣然同意，而且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杨绛。
两人的恋爱公开后，一次杨绛带钱锺书拜见父亲。见面后，杨绛问父亲对钱锺书的印象，杨父答：人是高明的。”杨绛私下又问钱锺书对未来岳父感觉如何，钱答：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1933年夏天，两人在苏州订婚，此后钱锺书前往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国文系教员。1935年，钱锺书任教两年期满，于当年4月参加了第三次留英考试，结果钱的总分在200多人中排名第一，是唯一攻读英国文学专业的留学生。
为了方便出国，两人于1935年夏天在无锡举行了婚礼。杨绛回忆说：“1935年7月，锺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除了读书治学，钱锺书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极差。“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杨绛《我们仨》）不久，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杨绛不忍心向父母要钱，于是退而求其次，决定做牛津大学旁听生，听几门自己喜欢的课，其余时间到牛津大学图书馆看书自习。
到牛津后，两人先在老金家租住，一间卧房兼起居室。房东供应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课余两人每天都出门散步，戏称“探险”。“锺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时间一久，老金家伙食越来越差，而且杨绛感觉两人一间房，来了客人会影响她看书。她在附近一个高级住宅处找到了一个爱尔兰老妇人的两间房子，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还有阳台，下面是草坪和花园——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很近，钱锺书看了也很满意。搬到新家后，钱锺书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做牛奶红茶，从此，每天早晨一大杯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的最爱，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只羡鸳鸯不羡仙”】
搬到新家，是两人独立生活的开始。没有刀，杨绛买了肉回来便用剪刀剪成一块一块的，“文火”炖煮，用雪利酒代替黄酒，结果做出来的红烧肉大受钱锺书欢迎，从此成了“保留节目”。接着又探索做其他菜，并从中尝到了乐趣。“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锺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钱、杨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光，钱锺书的真性情也得到了自然流露。有时钱锺书午睡后，杨绛一个人趴在桌子上临帖，可写着写着困意上来，便睡着了。钱锺书醒来，见杨绛睡了，就拿起毛笔，饱蘸浓墨，想要偷偷地给杨画个大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没想到杨绛的脸比宣纸还吃墨，当把脸上的墨水洗干净时，差不多要把脸皮搓破了，从此钱锺书不敢再乱画，只给杨绛画了一幅肖像，然后在肖像上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也许因为过于享乐，一向考试第一的钱锺书居然遭遇了滑铁卢。那时论文预试得考一门叫“版本与校勘”的课，需要能够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钱锺书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每日“苦读”之余，另外加读一本侦探小说，美其名曰“休养脑筋”，连睡梦中都手舞足蹈，仿佛搏斗一般——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能暑假后再补考。
钱锺书最终通过补考，总算通过了论文考试，拿到了学士学位。他觉得把大把时间花在文凭上完全不值得，从此把求知放在第一位，不再读什么学位。
1937年5月19日，钱瑗出生，小家庭变成了三人世界。女儿的到来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学问的追求。此时，杨绛的兴趣在法国文学上，钱锺书也想研究法国文学，1936年秋天，两人便在巴黎大学注册，成为巴黎大学学生。“锺书在巴黎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钮先铭曾在文中记录1936年在巴黎拜访钱锺书夫妇的印象：“青年时代的钱锺书，对文学有一股奔放的思想，对于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有极深的造诣，季康也不赖，真是一对天上的仙侣、人间的鸳鸯，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
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抗战爆发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两人决定中断学业回国。船经香港时，钱锺书提前下船，经越南海防，辗转前往昆明西南联大。1938年，当时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力主聘钱锺书为教授（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的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与华罗庚等名教授享受一样的待遇，月薪三百元，以示对钱的重视。
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开始了孤岛生活。
1949年夏，钱锺书和杨绛接到母校清华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历经曲折，他们终于实现了重返清华园的梦想。
【“猫奴”夫妇】
钱锺书名字与书有关，杨绛解释说：“锺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锺书’。他出世那天……伯父已经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锺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在杨绛眼里，钱锺书对书不是一般的爱，而且其读书方式也与一般人不同：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一进校就立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到了牛津大学后，他更是把精力都花在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藏书名列世界前茅，这引起了钱锺书的极大兴趣，他自喻是一只“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钱锺书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楼”，他整日徘徊于此地，将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重得抬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厌其烦地把新条增补在旧书上。
在外人眼里，钱锺书是大作家、大学者，学贯中西，在杨绛看来，生活中的钱锺书，却十分“孩子气”：“锺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稚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巫作法’……”并举例说：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鞋。后来他和锺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也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掉转。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
在一般人看来，钱锺书是个十足的老夫子，其实他的性格非常率真，甚至充满童趣：钱锺书没事就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前，在她的被窝里埋“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听到女儿尖叫，他就得意地大笑。以至于钱瑗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尽管这样，钱锺书依然恨不得把扫帚等都塞入女儿被窝，以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游戏天天玩其实也没多大意思，可他却百玩不厌。
在清华园时，钱氏夫妇养过一只叫花花儿的猫，花花儿长得可爱又聪明懂事，深得钱锺书欢心，他曾在《容安室休沐杂咏》中写道：“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一次，花花儿调皮跑到了树上，却不敢下来，钱锺书想方设法地把它从树上解救下来。花花儿好像也十分通人性，下来后，把自己软软的小爪子轻轻搭在钱锺书手上，以示感谢。
花花儿也总爱陪杨绛吃饭、睡觉，还经常逮耗子。有一次，杨绛午后上课，半路上听见花花儿“嗷嗷”怪声叫着，但等它见了杨绛，便立即恢复平时的娇声细气，“啊啊”地向她走来。杨绛怕它跟着上课堂，直赶着它走，可它紧跟不离，一直跟到大道边才止步不前，站定了看着主人走开。那条大道是花花儿活动的边界，它从不越出自定的范围，杨绛深知它的“善解人意”，感叹说，这猫儿简直有几分“人气”。
那时隔壁住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喜欢养猫，两家的猫咪爱打架，钱锺书护短，不管多冷的天气，都准备好一根长竹竿，只要半夜听见猫儿打架，立即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用竹竿帮自家的猫打林徽因家的猫。对此，杨绛说：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清华聘任风波】
钱锺书既有夫子气和“痴”的一面，但为人处事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从清华大学的聘任风波中可见一斑。
1939年夏，钱锺书回上海探亲，不久钱基博来电，说自己生病，要锺书到湖南蓝田教书，同时照顾自己，学校答应聘请他担任英文系主任。此时钱锺书到清华执教还不满一年，从哪方面说，钱都不愿意离开清华，但父命难违，只好违心地去了蓝田。
据杨绛回忆，9月中旬，钱锺书给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写信解释了不能回清华的原因，但叶未回信。无奈之下，10月上旬，钱锺书只得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锺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锺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
钱锺书刚离开上海，杨绛就接到清华电报，问钱锺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电报。这令杨绛十分诧异。据杨绛回忆，他们从来没有收到梅校长的电报。综合来看，杨绛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真收到梅贻琦的电报，她没必要隐瞒。此时钱锺书已经在路上，无法联系，杨绛只好把电报和信转到蓝田。一路上走了34天，钱锺书到蓝田时才收到杨绛的电报。
面对清华的指责，钱锺书自责、抱歉是无疑的，但这时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向梅贻琦真诚地表达歉意。杨绛回忆说：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钱锺书未去清华，虽然有个人客观因素，但还是得罪了清华的一些人，包括曾经很赏识他的叶公超。
钱锺书曾是叶公超的得意弟子，特聘之后未满一年突然离职，叶先生不高兴是很自然的，对此钱与杨都很明白：“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锺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锺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锺书有气。但他生钱锺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锺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锺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由于彼此误会和一些人事上的纠葛，两年以后，1941年，当钱锺书想回到清华时，时任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却迟迟不发聘书。多年后，钱与杨仍怀疑所谓梅贻琦的第一封电报不是被人故意弄丢了，就是根本未发。但一切已经无从证实，也无法解释。
【《围城》与《称心如意》】
对杨绛一家来说，孤岛时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就在这个时期，钱锺书创作了《围城》，杨绛创作了《称心如意》等一系列代表作，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上海沦陷后，振华分校解散，杨绛为生计只好到小学代课，做家庭教师，同时兼写剧本。一家人挤住在辣斐德路钱家，一挤就是8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孤岛时期，钱锺书在上海一度处于失业状态，杨荫杭便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工作让给钱锺书，以保障他生活来源。
杨绛涉足戏剧创作完全属于偶然，引导她走向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石华父。
石华父曾在哈佛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过《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等话剧，是上海滩著名的剧作家。钱锺书在震旦女子学校担任教授后，顺便把石华父也介绍到该校担任教授，石为人忠厚善良，很快便成了钱氏夫妇最好的朋友。杨绛后来感激地说：“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另一个鼓励杨绛创作的人是李健吾。此时李健吾在暨南大学当教授，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一系列重要戏剧，同时还兼导演和演员，是孤岛时期上海剧坛的风云人物。
戏剧是孤岛时期市民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等，通过陈麟瑞和李健吾介绍，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找到杨绛，希望杨绛为他们创作一个好剧本。
《称心如意》的创作源自一次饭局。1942年冬天，陈麟瑞请钱氏夫妇吃烤羊肉时，又在饭桌上请杨绛写剧本，不久，杨绛便创作出处女作《称心如意》。这部喜剧令大家喜出望外，1943年春天正式上演，一炮打响，轰动上海滩。
杨绛后来回忆说：“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此后杨绛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创作出《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等一系列作品，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评价。柯灵称赞道：“引起广泛关注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胡适称杨绛的作品“不是对着镜子写的”，并渴望早日见到这位剧坛新锐。
有趣的是，杨绛这个名字也与《称心如意》有关。1943年春天《称心如意》公演之前，李健吾让杨绛取个笔名印在宣传资料上。平时大家都叫她季康，叫快了就叫成了“绛”，于是她干脆用“杨绛”做了宣传资料上的笔名。随着《称心如意》一炮走红，“杨绛”也广为人知，本名“季康”反而很少用了。
《称心如意》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也催生了钱锺书的《围城》。据杨绛回忆：“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钱锺书说干就干，于1944年开始了长篇小说《围城》的创作。《围城》是在上海沦陷时期写的，杨绛可以说是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对此，杨绛晚年回忆说：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围城》里的很多人物来源和背景，是他们共同的熟人和亲友，杨绛都很熟悉。“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的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历时两年，《围城》于1946年完成，1947年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钱锺书在《围城》初版序里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围城》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港台和海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一位英国女士曾致电钱锺书希望登门求见，钱锺书绅士而委婉地谢绝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话后来成为钱氏著名的幽默经典。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