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斌
张謇的一生跌宕起伏。在1894年大魁天下后，他没有凭借“天子第一门生”的名头，走传统的“状元宰相”之路，而是怀揣着建设“新世界之雏形”的梦想，“捐弃所恃，舍身喂虎”，由一介穷书生艰难转身为新一代实业家。张謇的金钱观同样卓尔不群。成为千万巨富后，他却散尽千金，几乎把全部财富投入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以一己之身，在家乡强力推进一城之事，进而织就一国之梦。张謇以士大夫的情怀，在近代史上演绎出传奇的财富人生。
“第一桶金”
中年以前，张謇的家境不仅不宽裕，且大多时间过得很窘迫。在张謇早年的日记中，常有“家中支绌”“家中乃奇窘”之类的记载。年轻时，张謇因“冒籍”参加科举考试而被人敲诈勒索，导致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刚出道时，他先后跟随孙云锦、吴长庆做幕宾，月薪分别为10两、20两纹银，好不容易才把旧债还清。
张謇和妻子徐端的婚礼也是向亲友借钱操办的。其兄张詧（音chá）为捐官需要钱，让张謇焦虑不已，1886年7月，张謇写信向友人诉苦：“家三兄（指张詧）事，则所需千五百金，茫无畔岸，顾非此则生计大不堪想。奈何，奈何！”张謇费尽周折，三五百地借遍朋友，再加上自己在太仓、赣榆等地担任书院山长的薪酬，才凑足张詧的捐纳。张謇一共写了20封信向诸友致谢。即使在高中状元后，张謇的家庭条件也并没有多大改善。1904年，张謇在《析产书》中称，在海门老家修建老宅所需的资金，有一半是向别人借来的。
张謇挣得的人生第一桶金，来自大生纱厂。不过，他下海的动机与赚钱无关。几乎是在高中状元的同时，他看到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看到西方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发展现代工业，因而他毅然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兴办实业之路。
1895年12月，张謇接受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委任，开始招股办厂。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史上，像张謇那样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者屈指可数，其间经历的艰难曲折，常人难以想象。张孝若这样描述其时心力交瘁的父亲：“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
招募商股时，张謇奔波于湖北、南京、上海、通海各地，四处化缘，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却处处碰壁，凑不了100两一股的，就连不足半股也收。张謇手中仅有的一点资金捉襟见肘，“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走投无路的他，黄昏时常常徘徊于上海等城市的大马路煤气灯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因集资奇难，办厂方式由“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绅领商办”，几经更改。即便如此，在筹办纱厂的4年多时间里，依然没能得到预期资金，有时连来回的盘缠，也只能靠去街头卖字挣得。后来，张謇特地请人画了四幅《厂儆图》，悬于厂里公事厅内，记载自己办厂所遭遇的四次历险经过。
后来，张謇同合作伙伴沈燮均等人商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以手头现有的棉花纺纱，再用售纱之款购花，“苟延一息”，若孤注一掷仍不能有所转机，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正值土纱受排挤，机纱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之际，张謇生产出的“魁星”商标机纱，销路之好出人意料。张謇精打细算，用售纱之资维持再生产，在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硬是把纱厂坚持了下来，开车当年纱厂即盈利5万两，张謇由此掘得“第一桶金”。
“二百五十七八万”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手头能拿出来的资金只有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由沈燮均垫付的。张謇的经济状况真正好转，能有实力办教育、慈善和社会事业，是在大生纱厂盈利以后。据张謇去世前一年自述，经过20多年的打拼，他个人从实业中得到的回报超过“二百五十七八万”，如果把这一数目换算到今天，说张謇是亿万富翁也不为过。
张謇的收入主要有四个来源：
企业收入。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轴心，逐步打造出一个庞大的近代产业集团，在企业发展到巅峰时，资本达到2400万两白银，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张謇在大生纱厂的月薪为200元，在通海垦牧公司的月薪为100元。不过，他在企业的收入大头是分红。从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到1921年的23年间，除1916年亏损外，共有22年盈利，利润总额达1200万两白银左右。张謇个人得到的余利和花红，总额在百万两白银以上。
同时，张謇先后创办了数十家企业。创办于1907年的大生二厂，在1912～1921年十年黄金期间，利润总额就达460万两白银。通海垦牧公司从1911年起开始获利，到1925年利润总额达84万两。张謇从效益较好的企业收获的红利应该不菲。
工资收入。张謇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中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其中收入最高的是江苏两淮盐政总理，任职一年多共得“六万六千元”。他还担任过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等，担任实业总长的时间较短，而任农商总长两年多。参照同期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的工资，1913年2月后鲁迅的薪俸是240银元，1914年8月增至280银元，张謇的工资应该不低于这个数字。
另外，张謇在一些学校担任校长等职务，并先后在数十个社会团体兼职，不过，这些工作基本都属于奉献性质，不仅没有报酬，不少还需要张謇出钱赞助。
鬻字收入。张謇精于书法，有“同光间书法第一”之誉，加之状元身份和显赫声望，不少人慕名向他求字。张謇一生中有许多次鬻字经历。创业之初，为了筹措旅资，他有过两次卖字经历。有人统计，张謇在《申报》《新闻报》上各刊登过至少12次广告，在南通本地《通海新报》上起码刊登过7次广告，且明码标价，有时会连登数月。
1906年，张謇以鬻字的方式为育婴堂筹资，当时曾计划每季度以卖足500元为止，一年得2000元，这笔钱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1916年5月，即将招生开办的盲哑学校，资金尚有很大缺口，张謇通过鬻字得款5000余元。1920年后，南通连年灾歉，加上1922年起大生企业陷入严重危机，为了维系地方慈善事业，张謇不得不通过写字义卖来获得善款。1923年，张謇鬻字“收入万二三千”；1924年9月，他在日记里写道：鬻字写竟。鬻十五日，得直七千六百元，写六七十日。”仅这两年时间，张謇靠鬻字获利2万元。
颇有商业头脑的张謇很早就尝试以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开拓和经营书法市场，并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以“书例”的形式，规定各类书法作品的收费标准，如楹联、屏、堂轴、扇等的润例。还在上海等地媒体上刊登鬻字启事，由张謇大生集团设在上海的办事机关——大生沪所根据客人的要求，收取润笔费后，把所需撰写的内容和纸张送到张謇手上，书法作品完成后，再交给客户。大生沪所专设张謇的鬻字账本，记有每笔鬻字的形制、交办人、润格，以及每个时期鬻字的收入、款项拨付等内容。
人情收入。身为名流的张謇社会交往广泛，本人和家人生日、过节还有儿子留学、结婚，都会收到不菲的礼金。张謇60岁时，“因生日觞客之资，与朋从醵（音jù，凑钱）金所助”，建成南通第一养老院，“在亲朋好友的翕许协助下，最终醵金1.8万余银元”，其中包括张謇的宴客费3000元。张謇70岁时，又用所收到的祝寿礼金等建成第三养老院，“共费银二万有奇”。张孝若的婚礼收到礼金1619元，张謇全部捐出用于慈善、赈灾等。而张孝若出国留学所受礼金，张謇全部捐赠给南通五公园的建设。当然，人情是有来有往的，今日之入账，他日可能就要还回去，所以张謇这方面的收入远不是主要的。
“用钱散财”，建设南通
张謇说过：“有钱人的势焰，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我可是抱定有了钱，非全用掉不可。”“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那么，张謇一生所赚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
日常消费。随着张謇实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情往来和各方面的应酬日益变多，起初的家庭日常开销每年约几千元，后来逐渐上升，一度破万元。1909年，当得知年度家用须4500元时，张謇很不高兴，提出要减少1/4的开支，“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还要求吴夫人“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荤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1915年张孝若结婚后，“家中今年用度之费，过于平常不止一倍”，张謇在给吴夫人的信中强调“以后须加节省”，要她为儿媳做出表率。
尽管张謇做出种种努力缩减家庭支出，但因家大业大，他在海门老家、儿子所住的濠南别业、自己平日所住的濠阳小筑等几处的开销都不少。加上还有一些投奔他的亲戚好友需要照顾，还要负责自己所雇佣的管家团队等方面的费用，所以开支还是逐年增加。1923年，张謇写信告诉出差在外的张孝若，“家用现节省以不出万为准，连应酬须万二千”。
建房置业。张孝若说，建筑和植树是张謇平生两项大的爱好。张謇生于海门常乐，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以南通为基地创办实业和教育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居无定所，只能借宿大生纱厂、博物苑、师范学校、江西会馆，或住在其兄张詧于1902年盖的城南别业。
张謇于1914年在南通博物苑西北建造濠南别业，次年6月落成，这是他在南通城修建的第一所住宅。其门下江谦当时写有这样的贺联：“有庇人广厦万间，最后乃营五亩。非举国蒸民饱食，先生何暇安居。”别业坐落于南通城区的濠河南岸，为英式造型红色基调。建筑由张謇的学生、建筑师孙支厦设计建造。据说，建造工程款用去2万多元。对于建造濠南别业，张謇一度产生后悔之意，他对张孝若说“别业势不能中止，而意窃悔之，为来日之艰也”。其实，濠南别业除了用于居住外，还兼有办公、会客、议事和宴会等综合功能，如在濠南别业的“花竹平安馆”还接待过梅兰芳。
张孝若结婚生子后，家中人多事杂，张謇需要一个安静的起居办公场所，于是在离濠南别业不远处的濠河北岸，1917年又建造了濠阳小筑，这是一座前厅后堂的传统住宅，后院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曼寿堂。濠阳小筑是张謇晚年居住时间最多的寓所。从1916年到1921年间，在南通城南的五山景区里，张謇又陆续建有狼山北麓的林溪精舍、军山脚下的东奥山庄、马鞍山北麓的西山村庐和黄泥山西北的梅垞等。他时常在那里接待各方宾客，或避暑休闲。尽管张謇在这方面的花费不少，但他之所以建房置业，不仅仅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更多的是出于事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实际需要的考虑。
投资实业。张謇在创建大生纱厂后，又陆续投资办起30多家企业和20多个盐垦公司。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从大生纱厂的公积金和余利中拨款，一部分为向社会集资。在对这些企业的投入中，有不少是张謇的个人投资。1901年5月，张謇成立通海垦牧公司，这是继大生纱厂后张謇兴办最早的一家公司，拟“集股股本以22万两为准，每股规银100两，共2200股”，据股东会议记录，其中张謇投有86股。1903年，张謇创办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发起集股本规银10万两，他带头投资7500两。为重建海门颐生酿造厂，张謇除了动员大生系统的各企业垫款3.2万银元外，还以妻子的名义投入2万银元。1920年，张謇、梁启超等打算与比利时商人合资兴办中比航业公司，张謇、张詧兄弟拟出资25万两，后因海运业不景气等原因，公司没有办起来。
捐助社会。这也是张謇毕生积累起来的巨资最主要的用途。在筹建中国最早的私人气象台——军山气象台时，张謇就意识到，兴办面广量大的社会事业，不是“私家财力”所能负担的，在欧美各国是由“国家主之、地方辅之”。不过，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清末民初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这些，张謇只能用一己之力勉为支撑。关于张謇用于教育、慈善和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他在晚年曾多次交代，可能由于年份、统计范围和计算口径不同，前后几次所说的投入总数略有出入。1921年，张謇在《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中称，慈善公益诸事“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皆以謇兄弟实业所入济之”。这里“百数十万”只是一个约数。
1923年，张謇在向大生纱厂股东会请求企业代付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常年经费时，透露了自己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20余年来所捐赠的善款明细：每年用于教育事业包括农校、医校、女子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等的经费为58440元；用于医院、残废院、栖流所等慈善事业22560元；用于气象台、博物苑等公益事业4080元，总计85080元。张謇说，“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元”，他强调，所有捐款“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
1925年，张謇在《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录答问》中，再次梳理了自己用于“教育、慈善、地方公益者”款项的数额，二十六年以来，謇之得于实业而用于教育、慈善、地方公益者，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叔兄（张詧）所出亦八九十万不与焉”。张謇个人用于社会事业的付出，加上负债达320万，与张詧合计起来至少有400万之巨。为了经营地方事业，去世前的张謇，事实上已由身价百万的巨富，变为欠债60多万的“巨负”，让人不胜唏嘘。
张謇的财富不仅投向南通一地。如张謇用担任盐政总理所得“六万六千元”酬金，开办了东台、仪征的贫民工场。他还为推动其它地区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慷慨解囊，1922年9月，他向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捐赠1万元。1923年10月，张謇认捐5000元，转让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所属地块，作为上海国立自治学院筹建院舍之用。当一些地方遭遇天灾人祸时，张謇也给予捐赠，如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苏南难民涌入南通，张謇带头捐赠2000元。
创立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
张謇说：“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须节省。”他把自己在海门常乐故居的书室题名为“啬庵”，50岁以后，又自号“啬庵”“啬翁”。这里的“啬”，不仅仅是指节俭，更不能理解为吝啬。啬通“穑”，含有啬夫等意，既是
张孝若在为父所写的传记中说：“他穿的长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起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用。”张謇去巡视工地，捡起3寸以上的木头废料，说可以做痰盂、粪勺、泥桶，并作诗云“人弃我取焉，是为啬翁啬”。
南通师范学校是张謇创立的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张謇曾在开学演说中强调“俭为美德”，他详细阐述“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他“与诸生约，自今年始，每饭率以二簋，一腥一蔬，簋（音guǐ，食器）则重之。下走在校与诸生共之，监理、监学诸君与诸生共之，附学十岁之儿子与诸生共之”。为了“以敦朴救浮侈之习”，他与王国维、王康寿等老师商议，从自己做起，要求教员“概著布衣”，以养成忠实不欺、坚苦自立的校风。
张謇平素多穿中式传统服装，只在一些正式场合才穿西服或礼服。1913年10月，作为农商总长的张謇给夫人写信，新棉裤颇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他穿着之俭朴，由此可见一斑。有学者搜集张謇生前食谱，整理出“状元菜谱”，发现不过只是红烧芋艿、热炒田螺、蚌肉青菜、笋尖炖蛋之类的家常菜而已。张謇对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把节俭细化到饮食、服饰等各个方面。
创办大生纱厂时，张謇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客至，五簋、八碟、四小碗、一点（点心），不得逾此。”张謇早年办厂和组织盐垦时，往来督导巡视，不是步行就是乘羊角小车。江海大地水网纵横，田间道路高低不平，张謇常常顶风寒、冒酷暑，坐着独轮小车颠簸而行。在北京担任农商总长时，别的官员都是坐小汽车，唯独张謇还是坐旧马车。后来，巡视河工时，他完全可以坐轿子，却时乘牛车。张孝若说，父亲“平时二三十里路内，看工程到各处，都是步行的时候多”，甚至一天步行100多里。如1921年，他去工地视察，“往来工次皆乘牛车”。牛车是运盐载薪的交通工具，用桑木制造，以牛为牵引，土路坎坷，张謇以年近七旬的高龄犹能耐此颠簸，在同龄人中是少见的。
1926年，张謇仙逝。张孝若无限感慨，我父一生一世为地方事业抱莫大牺牲的决心，所以他所有的钱财都用掉了。他本人虽依旧穷了，然而南通地方可是就光明灿烂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