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苏
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负有盛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书、画、诗”三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然而，他中学都未能毕业，终其一生只是一名副教授，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大龄学童】
1912年7月26日，启功出生在北京一个曾经显赫但已破落的清王室家庭：乾隆皇帝弘历的弟弟是弘昼，被封为和亲王，启功就是和亲王这一支，算起来，启功是雍正皇帝的九世孙。然而，启功没有享受到一天皇恩，因为在他出生的前一年，清朝就灭亡了。
启功1岁时，父亲病死，母亲也想一死了之，后在启功祖父毓隆的苦劝下，才打消了念头。毓隆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进士，当过四川学政，是一名清官。启功3岁时，家人把他送到北京雍和宫当记名小喇嘛（不需要待在雍和宫）。到了发蒙的年纪，家中没有让他上新式小学，而是由家人在家中传授旧学。启功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从小教他认字，“把常用的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
中过进士的祖父旧学功底极好，启功晚年回忆道：“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除了书法，祖父还教启功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启功10岁那年，挚爱他的祖父去世了。此时家中已接连去世了好几位亲人，本来就清贫的经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就在这时，祖父当四川学政时的两位川籍门生——启功后来称呼为邵老伯和唐老伯——出于感念毓隆老师，便带头捐钱，并发动其他门生募捐。对于他们的关照，启功感念极深：“募捐词上的那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孀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一共募集了两千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笔钱买了7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利息30元，大体能够维持启功家的基本花销，以及他18岁之前的学费。
1924年1月，12岁的启功上了小学，因为旧学底子好，他直接上四年级下学期；1926年，他小学毕业，上了汇文中学，直接进入初二学习。汇文中学是教会学校，对英语要求很高，而家中从小不准启功学习英语，因此他的英语水平达不到学校要求。进入高中后，由于英语成绩实在太差，高二考试时，一名英语好的同学帮启功做“枪手”，但这名同学也没下功夫“掩饰”，两人的答卷差不多，这样一来就露了馅。手下留情的老师让启功第二年再考一次，但他依然没有通过补考，只得中途辍学，也就因此终生没有中学毕业文凭。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启功虽然没有上完中学，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另一条路。
【拜师学画】
早在启功刚升入中学不久，他就正式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他经常跟随贾羲民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细心讲解，这让启功打下了良好的书画鉴赏功底，鉴赏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
当时中国画坛有不成文的两种流派，即“内行画”和“外行画”。前者较为注重画理、技巧，后者反之。启功内心是喜欢“内行画”派的。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向贾羲民提出后，贾羲民不但不生气，反而把启功介绍给他的朋友、“内行画”名家吴镜汀，让启功跟着吴镜汀学习。启功很感谢贾羲民，“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做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在吴镜汀的门下，启功的绘画能力大增。
不过，对启功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溥心畬和齐白石。
启功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渐渐在诗画方面有了一点名气。在一次聚会中，偶然遇到了溥心畬。溥心畬是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原名爱新觉罗·溥儒，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算起来，溥心畬是启功的表叔。启功年幼时，两家还经常走动，启功祖父离世后，两家才渐渐断了联系。
溥心畬曾留学德国，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他不仅长于工笔，而且诗文画也佳。启功最初跟他学画时，溥心畬总是问他有没有学过诗，诗文功底薄弱的启功只得硬着头皮学习写诗，时间一长，也掌握了作诗的方法。在学习画画方面，启功也很有“心计”，他常常先画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如果溥心畬看到诗文不错，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溥心畬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名家大师，有一次，启功得以亲眼见证溥心畬和张大千现场合作作画，令他终生难忘。那是1933年的一天，张大千到溥家做客，在众人的目光下，两位大师开始共同作画表演，“只见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真有趣，二位同样好似不假思索地运笔如飞。一张纸上或画一树一石、或画一花一鸟，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又掷回给对方。大约不到三个多小时，就画了几十张。这中间还给我们这些侍立在旁的青年画几个扇面”。启功得到了张大千画黄山景物的一幅扇面。
启功有一个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经他介绍，启功得以跟随齐白石学画，后来两人竟成了忘年交。启功说，齐白石“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该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进辅仁】
1932年，20岁的启功成了婚，新娘叫章宝琛，大他两岁，是启功母亲和姑姑帮他物色的。章宝琛文化水平不高，但勤劳、善良、贤惠，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启功的贤内助。
启功成家后，当年帮助过他的唐老伯、邵老伯又主动找到辅仁大学董事长傅增湘，希望他帮助启功安排去向。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
陈垣本身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勤奋治学，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1920年代，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的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
陈垣看过启功写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后，印象不错，于是便约见了启功。见到大名鼎鼎的陈垣，启功自然十分紧张，陈垣告诉他：“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说得启功放松下来。在陈垣的帮助下，启功得以进入辅仁大学，在附中一年级当国文老师。
启功虽然没有文凭，但实际教学能力不差，他回忆道：“几十年后，还有当时的学生记得我和我的课，称赞我的课生动有趣。”但一年多后，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发现启功竟然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陈垣却认可启功的教学能力和绘画功底，于是又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当助教。一年多后，张怀依旧认为启功资历不足，第二次把他辞退。爱才的陈垣有意安排启功到校长室做秘书，便派一位先生前去征求启功的意见，启功当然愿意到陈垣手下做事，但自然要客气一番，不料此先生却回去告诉陈校长：“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意来。”陈垣只好作罢。
没有了工资，启功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得靠卖画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938年春夏之交时，启功的八叔祖给他在北平“伪政权”谋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几个月后，陈垣又找到了启功，让他第三次进辅仁大学，执教大一的国文。启功欣喜若狂，此后60多年，他再也没离开辅仁大学（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任何人写回忆录，都会对竭力隐瞒人生中的“污点”，而启功却偏偏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污点：“解放后不久，学校曾发起‘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我积极响应号召，真的十分忠诚老实，把干过几个月伪差的事原原本本向组织作了交代。”然后又跑到陈垣面前，向他坦白了这件事。“陈校长听了，愣了一会儿神，然后只对我说了一个字：‘脏！’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
【艺技大进】
第三次进入辅仁大学后，启功心里特别愉快和踏实。因为他这个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的青年，竟然可以执教辅仁大学大一的国文课。陈垣经常到启功的课堂上去观察，每次听完都会以鼓励为主予以指点。启功也常去听陈垣的课，学到很多教学经验。启功的教学方式得到学生们的好评，在历次会考中，他执教的学生成绩都不错，没有辜负陈垣的期望。
教学之余，启功还在陈垣的指导下陆续撰写了一些论文，学术水平不断提高，顺利晋升为副教授。其间，启功在绘画和书画鉴定鉴赏方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还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
陈垣不但是启功的专业导师，更是他的人生导师。抗战胜利后，陈立夫、陈诚到北平举办招待会，邀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参加，意在拉拢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支持。会上，陈立夫和陈诚责备长期处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消沉”，对他们两人的到来没有表现出欢迎的态度。“陈校长当即反驳道，‘你们说我们消沉，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消沉？不问问我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怎样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生活的？’”陈垣的凛然正气给了启功很大震撼，他在陈垣身上看到了该如何在复杂社会中堂堂正正地做人。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辅仁大学一位教授出任北平市某局局长，他想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一个“自己人”做帮手，帮他管理一个科室，他找到了启功。由于这个职位的薪水比当教师要高得多，启功有些动心，于是便去请教陈垣。陈垣告诉启功：“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启功恍然大悟，立刻辞谢了这一差事，此后一生只做学问。
1952年，我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德高望重的陈垣依然担任校长。启功一如既往地钻研学问，甚至对八股文也有研究；他的诗词水平和绘画水平也越来越高。他当仁不让地说，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的画作频频参展并获得好评，其中一些画被买下后还流传到海外。在书法上，启功也颇有造诣，有人点评：“他对字的笔法、结体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对古人不同风格楷体结体的揣摩，总结出优美书法结体‘五比八’的规律，与西方文艺理论的‘黄金分割率’相吻合，从而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启体’的启功书法。”
1956年，文化部准备筹建中国画院，由于当时张大千、溥心畬远在海外，95岁的齐白石力不从心，绘画大师中就数居于香港的“书法国之圣手”叶恭绰名气最大。在周总理的邀请下，叶恭绰回京筹办中国画院，而启功则协助叶恭绰。为此，陈垣特地批准启功一半时间在北师大教学、一半时间在画院工作。
【“中学生，副教授”】
1971年，91岁的陈垣病逝，启功悲痛至极。他作了一副挽联纪念恩师：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同年，中华书局要编辑二十四史，大概是考虑到启功是清王室后人，又是书画诗文大家，便请他来主持。从1971年7月到1977年，启功和刘大年、罗尔纲等后来的史学大师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这期间，启功的家庭出现了重大变故，1975年，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病故了，两人没有子女。恩师和老伴相继离去，启功悲痛欲绝。
1970年代末期，启功回到北师大工作，成为北师大首届古典文献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
1990年是陈垣诞辰110周年，启功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活动，扣除成本后，所得税后收入达160多万元。启功把这笔钱全部捐给北师大，用于成立扶持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学校要用启功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学金，启功反对，坚持要用恩师陈垣“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来命名，最终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金”，以示对恩师的尊崇和怀念。
此时的启功已是中国负有盛名的书法家和名副其实的大师，被称为“书、画、诗”三绝。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他陆续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并历任全国政协第五至第十届委员，1999年还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005年6月30日，启功与世长辞，享年93岁。按照他的遗愿，他与妻子章宝琛合葬在一起。早在66岁生日时，启功就为自己写下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充满自嘲意味的墓志铭，丝毫不影响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