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
他是中国同盟会历史上最后的刺客，完成了近代革命历史上关键的一击——刺杀“宗社党”领袖良弼，扫除了革命的绊脚石，成功逼迫清帝退位。为国捐躯后，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此举为“我老彭收功弹丸”，追封他为“陆军大将军”，并将他的灵位供奉于忠烈祠，“以慰忠魂而垂不朽”。
1953年1月6日，通过川西区人民政府的调查，确认了彭家珍的革命壮举，毛泽东亲自为他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让他的家属以革命烈士遗属的身份，接受抚恤金和政府的特殊照顾。《光荣纪念证》上这样写道：“查彭家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以中央人民政府病故‘革命军人牺牲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他就是彭家珍，一位载入史册的刺客。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事迹，能获得孙中山与毛泽东两位伟人的高度评价？
【“一炸胜似雄兵十万”】
良弼，满清贵族、宗社党领袖，被视为晚清皇室第一干才。彭家珍与良弼的命运，交织于1912年1月26日。
彭家珍并不认识良弼，行动前，他需要清楚良弼的相貌和掌握良弼的生活、工作习惯。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搭上关系，进入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寻找有关信息。活动间，见墙壁上悬挂清廷诸权贵之相片，彭家珍试探性地询问，知道了哪位是良弼，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照片，日夜揣摩。
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的办法是冒名顶替。他在奉天认识一个叫崇恭的清军官员，是良弼的亲信。彭家珍购来全套清军官服，冒充崇恭去拜访良弼，借机下手。第一次拜访良弼时，彭家珍在远处见良弼出大门了，然后刻意在此时上门。如此，混个脸熟，让良弼家的人都知道崇恭来拜访，下一次来就不会起疑心了。
1月26日是农历腊八，清廷在这个日子有馈赠腊八粥的礼俗，良弼有可能要借此机会与友人聚会，彭家珍意识到这是刺杀良弼绝好时机。当晚他得到情报：良弼等次日将集合讨论如何对付南方革命力量。夜11时，彭家珍提前在位于前门的军咨府清朝廷权贵经常出没处勘察。但未见到良弼，便立即奔赴红罗厂南巷的良弼官邸去打探。
彭家珍在良弼府中得知良弼并未在家，就准备再往其他处寻找。当行至距良弼家不远处，他一眼看到了良弼的马车回来了，便立即追了上去。彭家珍先递上拜见帖子，卫队和门卫均没有怀疑，当彭家珍走到良弼跟前时，良弼才发现这人不是崇恭，感觉大事不妙，大喊一声：“抓刺客！”话音未落，一枚炸弹扔了过来，良弼被炸伤左腿，随之摔倒在地，但人仍是清醒的。
爆炸时，彭家珍因与良弼距离太近，一片弹片击中府门前下马石后反弹出，不幸击中他的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4岁。
次日，良弼做了截肢手术，但终究没能救回，于两天后去世。
“良弼刺杀案”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隆裕太后、宣统皇帝等皇室人员本来对良弼和宗社党抱有一丝希望，良弼离世，连最后的希望也没了。17天后的2月12日，大清对外宣布了“清帝退位诏书”。
事件发生后，南方各大报纸称：“一炸胜似雄兵十万”。
【义无反顾，奔赴战场】
彭家珍的功绩自是千古，而良弼作为晚清时的干才，也是可书一笔的人物。史载，彭家珍在与战友陈宪民商讨时，曾说“良弼学识较优，任事毅勇，为宗社党推为首领，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于是敲定良弼为刺杀对象。
而良弼遇刺后，曾在死前慨叹：“炸我者，独不杀项城（袁世凯）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可见他也清楚看到，自己一死，宗社党必然垮掉，清室的最后希望也断绝。良弼还问彭家珍可曾死去，如果没死就放了算了，因“杀我者，真知我也”。
史载，在暗杀前，彭家珍曾将自己立下的遗嘱连同账簿和200元大洋装入皮包内，嘱咐仆人交给赵铁桥先生，然后义无反顾，奔赴战场。值得一提的是，怀着必死之心的他在临行前，除了写下绝笔书外，又想到天津同盟会的同仁们彼此失和，便给同志们写下遗言，共计八条：
一、撼大摧坚，要默默留意，悄悄下手，慢慢见功，吾党当列为座右铭。
二、凡有横逆来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继思所以处之之法。不可随意动气。两个动气，便成一对小人，一般受祸，吾党其勉之！
三、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吾党其三思之！
四、分明不动声色，济之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仍未成功。吾党执一偏之见者，其翻然改辙。
五、使气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吾党临事，当平心静气。
六、作事要见事后效果，休借事前议论。吾党畏首畏尾，其思之！
七、审时量力，固为作事的不二法门。然理所当为，地在可行，则计不得成败利害。吾党观望犹豫者，曷听诸！
八、多人共事，事成不必功之自我出；事败不必咎之他归。吾党争权揽势者，其知否？
拳拳之心，尽在其中。
彭家珍牺牲后，友人们在“绝命书”中看他如此写道：“我四亿同胞流血牺牲，豆剖瓜分，亡国灭种，正斯时也。同胞同胞！同志同志！共和若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我志已决，后来事诸君努力为之可耳。”
【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彭家珍是四川金堂人，父亲彭世勋秀才出身，以塾师为业，主张维新和实业救国。也正因此，彭家珍8岁时就得启蒙，由父亲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父子间的和谐，却在其父于1902年赴成都一书院任教后被打破，少年彭家珍在省城中开拓了视野，开始怀疑改良，趋向于激进革命。也是那一年，其父希望纳妾，他激烈反对，从此父子间有了隔膜。
次年，彭家珍考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很快，他就在学校崭露头角。据说当年陆军武备学堂的日本教官出过一个考题：放置一个水缸，再蒙上学生的眼睛，左转，再右转，走上百十步后，命令学生蒙眼走回来用木棍打击水缸。难度之大，数十名学生中，唯有彭家珍一人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训练。
还有一次，教官突然发问：“教学楼的楼梯共有多少级？”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留心的小问题，实际上却是在考察学生的观察力和把握细节的能力。彭家珍回答：据我留意，考场在3楼，一层楼大约3米，楼层中间有转弯，大概是22个。”
正是彭家珍这种出类拔萃的表现，让日籍教官对他刮目相看，1906年春，彭家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时，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让他“带着任务返川”，这个任务不言自明——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彭家珍回国后，先是在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实习，随后在新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排长。
1907年，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人员密谋起义，后被奸细告密。军阀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随后派新军搜捕革命党人。彭家珍借机入城，他设法将这个信息通知了革命党人，同时掩护了革命党人的转移。为此他被当局列入怀疑对象，他凭借机智沉着将事态化解，洗脱了嫌疑，后来还调回六十六标左队任连长。
1909年，他在武备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未婚妻的舅父张蓬山在云南升任协统，邀他去工作，彭家珍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意在以大官亲戚为依托，自己可掌握更多权力，为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便利，于是欣然前往，先是担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随后升为提调。
可是仅隔半年，张蓬山便在官场上失势，随营学堂也遭撤销，彭家珍随之失业，他听说东北革命气氛浓郁，便直奔沈阳。
【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
初至沈阳时，彭家珍找不到工作，盘缠又用尽，十分困顿，好在同盟会会员刘介藩帮他找了一份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队官的工作。东北酷寒，彭家珍常在冰雪中锻炼，却不以为苦，曾留下“宁为国家蹈鼎镬以求死，不甘屈蠖而偷生”的豪言壮语。
这期间，他利用挑选学兵之机，将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李培基、李忻、张揆一、张绍玺等选入他所管的队中，并发展了一批学兵加入同盟会，常去周边驻军向基层官兵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东北举事，许多骨干都与彭家珍有过联系。
可不久，奉天讲武堂学兵营又遭停办，彭家珍再次失业，但东北的革命形势让他斗志昂扬，尽管父亲屡屡写信催他回四川与未婚妻王清贞完婚，他均一一拒绝，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如花美眷不能让他返乡，但彭家珍却时刻关注着家乡的革命之火。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他预感革命大潮即将袭来，于是便前往北京、天津两地考察形势。1911年9月底，他返回沈阳，筹划在东北起义。
彭家珍心思缜密，早年在成都冷静躲过嫌疑便是一例，在沈阳期间也如此。尽管他将众多革命党人选入学兵营，又发展了大批人进入同盟会，终日宣传革命，可始终未曾暴露，反倒和当时的学兵营管带崇恭关系甚好，而后来，他也正是冒崇恭之名刺杀了良弼。彭家珍跟其他上司关系也甚密，被视为“可靠之人”，他参与了清廷陆军部的考试，位列一等第一名，得授相当于四品的正军校衔，并借此谋得军谘府要人处的推荐书，又通过自己在沈阳的“良好关系”，被委派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几天到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彭家珍利用职务便利，频繁来往于京城与奉天之间进行联络，他这个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实在贡献极大。比如1911年10月底，清廷为有效镇压起义新军，从德、法等国购入了大批军火，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武汉前线。在沈阳中转时，彭家珍是押运人员之一，负责其中一列车厢，看管5000支枪、500万发子弹。他秘密联络驻守滦州的革命党人，打算说服当地守官张绍曾，让张在军火到达滦州时帮忙截停。彭家珍还从天津兵站私取上万元巨款，支持革命党人发动滦州起义，为革命党人行动方便，他还私取了大量军用车票供其使用。
但这些秘密工作做多了，不免暴露。后来彭家珍再次挪出一批枪支、军马、军粮和资金，以供起义之用，不幸被发现，他迅速逃离，自此被清政府通缉，化名在京津奉等地秘密活动。不过，他在东北的影响力，连袁世凯都曾为之慨叹：“二十镇中下级军官多出其（彭家珍）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
【良弼：清廷权贵中难得的干才】
1911年11月到1912年1月间，彭家珍辗转于各地，先后学制炸弹，在上海参与四川北伐军筹备工作，担任京津同盟会军务部长，加以整顿，以筹划起义，再赴上海与南京，两次面见刚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孙中山告诉彭家珍：蜀军正在筹备当中，到时候你可以前去担任副总司令。”彭答道：“逸仙先生，我现在正在被清军通缉，担任要职恐怕不太方便，我还是继续回到北方执行秘密任务比较好。”
1912年1月，清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随后于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开始积极活动，意在夺权组阁，并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他们属于第三股势力，此前竞逐的两股势力，分别是革命党和袁世凯。当时，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党的声势牵制清政府，一面又下令麾下的北洋军对武汉三镇的革命军进行攻击，望取渔人之利。良弼作为清廷权贵中难得的干才，清晰地看到了袁世凯的用心，他组织宗社党，便是意图夺回权力。
后人提及清朝贵族，常以纨绔形象替代，实则不能一概而论。良弼虽是皇室宗亲，但属于远支，缺少一步登天的后台，能成为重臣，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良弼生于四川成都，与彭家珍是川籍老乡。其祖上为多尔衮，年幼时父亲便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良弼是出名的孝子，据说他不喜欢听戏斗犬、金石古玩，生怕玩物丧志，又生性简朴，吃穿都极简单，喜欢中西历史和研究国家大势。
作为清室贵族，良弼的观念也相当超前。早在戊戌变法时，大多数人都对康有为等变法者极其憎恨，一来觉得他们破坏祖法，二来也厌憎他们掌握了权力，可良弼却对康、梁等人十分推崇，并主张君主立宪。他也景仰谭嗣同，常将其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挂在嘴边。良弼在大名鼎鼎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同学中有哈汉章、蓝天蔚、陈宦等人，当时，留日士官生大半是革命党，良弼虽为满人，却与革命党人交往，与吴禄贞、吴稚晖等是好友。
从政后的良弼，多次率军为清朝抗击外敌，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支柱。他也没有辜负皇室的期望，建立了清朝的禁卫军，自己担任第一指挥。同时，他还参与了清军的改制、训练和管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被打败的局面，使清军更加强大。因为他的大胆改革、锐意进取，被人称作“满洲五虎”之一，所谓“五虎”，都是清廷官员中的能吏，包括良弼、载泽、端方、恩铭和铁良等。
值得一提的是，良弼虽是清廷忠臣，视野却颇为开阔。1910年，他随载涛为首的陆军考察团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军政，其间他“游历各国，处处能见其长，如查阅军务、对答国事、驾行气球，皆能周详有法，从容不迫，外国人交口誉之”。
清末，革命党在各地采取暗杀行为，尤以广州等地为最，良弼认为当权者若不主动求变革，必然祸在眉睫，于是力主开国会、容纳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举事，不免出现杀害满人事件，许多官员提出应搜杀京城汉人作为报复，廷议已成，良弼在关键时刻赶到，流泪力谏，终于使得摄政王收回成命。
宗社党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良弼更是放言“三月内尽灭起义军”。此时，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彭家珍已然返京，策划刺杀行动，在刺杀袁世凯未遂后，便有了他孤身刺杀良弼的一幕。
良弼一向清正廉洁，死时竟家徒四壁，连安葬费都凑不齐。他的死彻底震慑了清廷。宗社党骨干在惊骇中作鸟兽散，这股清政府唯一可依靠的力量就此瓦解，而逃往青岛、天津等开放港口城市客居的清朝贵族、官员更是数之不尽。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曾对此评价：“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
【英雄辈出的年代】
晚清以降，革命者的刺杀之风极盛，留日学生杨毓麟曾有“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之语，吴樾也曾发表《暗杀时代》，另如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都主张过以暗杀为革命手段。
这一风潮，按一些学者的说法，可算是中西合璧，一是西方民粹主义的缘故，二是中国古代的游侠刺客传统。而我个人看来，前者的传入确实影响了许多革命者，但后者才是骨子里的基因。读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其中有《彭家珍致赵铁桥、黄以镛书》，便极具古风，慷慨激昂、壮怀激烈：
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廷柱，子房椎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即或鲸鲵翦戮，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人，重门岂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那个时代，英雄辈出，奇女子也多。早在彭家珍就读成都陆军武备学堂期间，学校军事教官张蓬山就把自己的外甥女王清贞许配给了彭家珍。彭家珍牺牲的消息传回故里后，村民纷纷劝解王清贞改嫁。那个曾经只在门缝中偷偷看过彭家珍一眼的王清贞，却平静地说道：我愿意为家珍守节，抱养个儿子，将来延续烈士这一房。”
1912年3月，王清贞孑然一身，乘四人抬大轿，嫁入彭家。当时军乐齐鸣，车马络绎，观者如堵，无不为之慨叹。上海名报人包天笑在《秋心阁纪事诗》中有赞咏：素车白马缟衣裳，道是谁家新嫁娘。赢得路人齐雪涕，小姑今日嫁彭郎。”
王清贞这一守节，就是50年，直到她去世。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为彭家珍及另外三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营建墓地，墓址在俗称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的西郊农事试验场。墓地正中有纪念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四烈士安葬于东南西北四面的石冢下，墓前均有碑文，记录烈士事迹。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