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秋水
薄暮时分，村头的老榆树上，乌鸦的叫声鼓噪飘荡。不远处，学堂里的十来个孩童扯起嗓门，大声诵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是数千年来，中国最寻常的场景之一。从人烟稀少的僻壤到繁华发达的通衢，从几岁到十多岁的儿童们，在学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这些最基础的教育机构，多由私人和地方所办，是孔子开创的私学传统的一部分。学塾历经千年，课程堪称自由，教学没有既定规则。至于学生能收获多少，端赖他们的运气：一位好老师，以及自身的天资禀赋。
这一切，在晚清民初，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嬗变着。
传统蒙学体系动摇
从19世纪开始，传统教育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一千年里，一个儿童的聪颖天资，往往意味着实现阶层流动的契机。传统中国渴盼教育出文质彬彬的君子及创造家族繁荣的子弟。当中国加入近代历史进程之中，学塾里稚嫩的孩童，在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些蒙书的同时，他们成长的世界，也对新信息有了回应。
曾朴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小说家，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这位敏感的小说家，既看到了旧社会的腐朽没落，也意识到新芽在破土茁长。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当儿子曾虚白三岁发蒙之际，曾朴选用古代第一本词典《尔雅》，作为儿子的识字课本；识字之后，他便让儿子读在当时是新生事物的报刊，尤其是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强学报》等，比如“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文章。这位堪称“拔苗助长”的新潮父亲，最终培养出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明清以来，许多家庭煞费苦心，以一种长期主义的态度，培养年幼的儿子，步步为营，期盼读书种子有朝一日跃入龙门。这种以科举为终极目标的路径依赖和人生选择，塑造了一个个沉静的儿童，终日端坐，不好嬉戏，只读圣贤之书。
商衍鎏就是这种科考文化下的成功者。他于1904年获得了科举最高级别——殿试的第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探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意味着他是最后一批“自带光环、脚踩祥云”的读书人。
这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很快意识到时代在变，孩子们将无法复制自己的荣耀。商衍鎏为子侄们聘请了英文老师，使下一代拥有开眼看世界的工具，能够通晓最前沿的科技。他还一改忽视身体素质的旧习，请来一位知名武术大师教孩子们打短拳、舞白蜡杆、打沙袋，甚至还买了一匹小马。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商承祚（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编者注）回忆说：其深谋远虑，无微不至的安排，不外为我们迎接新社会的来临做好准备。”
让我们回到清末四川乐山的一所新学堂——少年郭沫若和同学们正在上操。这是件新鲜事，看热闹的街坊挤满了通道。老师嘴里喊着“立正”“向右转”“向左转”等口令的日语发音，让周围的人觉得古怪而新奇。追溯中国儿童第一次上体育课的时间，则要回到1878年，在中国教育史上，上海正蒙书院首次开设了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课。
1840年以来，外来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艺术、制度渐次渗入，用梁启超的话说，“莽莽欧风卷亚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积极探寻富强之道，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于是，传统的蒙学体系动摇，开始了小学教育变革。
新学制萌生
启蒙者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许多精英们意识到，改变要从教育开始。
在上海这个新兴口岸城市，商人张焕伦与几位好友想设立一所前所未有的新式学校。正蒙书院堪称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堂，名字取“蒙以养正”之意，带着旧传统的痕迹。书院首批招生40人，经费来自本地乡绅捐款。
教学上“中西合璧”：道德教育以儒学为主，课程设置则吸收了西学模式。整个课程体系分“经艺斋”“治事斋”：以国文为经艺，以数学、格致、诗歌、英法文为治事。还第一次把体育课纳入学校课程，开设击球、投壶、射艺等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书院教学上采用了多级教学制，按学生的国文水平分多个学级，每级一个班，每班有一个班长，以国文水平作为升班水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采用分班级授课教学模式的先声。
这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尝试，整体变革还要仰赖此后几次国家主导下的小学学制改革。1901年，清朝统治者开始最后十年的“新政”，这是一场试图自我挽救的改革，而教育制度变革尤为显著。
1901年，清政府下令，从省到县的各级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考试内容上，以分析历史时事的策论代替八股。大臣张百熙联合张之洞等人，先后推出“壬寅学制”（1902年）和“癸卯学制”（1904年），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全国性质的法定学制系统。“壬寅学制”虽然公布，却未实行。此后的“癸卯学制”效仿日本普及义务教育，把五年初等小学定为义务教育阶段，正式确立实施班级授课制。
湖北武昌的群众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新事物，总督张之洞这次引入了名叫“幼稚园”的新机构，为四至六岁的孩童提供教养场所。1903年9月，中国第一所近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在武昌阅马场诞生了。“幼稚园”这个名称来自日本，首批保育员也是三名日本女师范生。
“体育”这个现代名词，也是首次出现在幼稚园开办章程里。孩子们在这里接受礼仪及语言训练，也有如今幼儿园必备的手工与游戏。幼稚园免收学费，但新事物不被理解，所以最初入园的孩童，是那些上不起传统学塾的穷人子弟。更可贵的是，幼稚园附设了一个女子学堂，招收15~35岁的女性，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最早的幼教专门学校，但不久后就停办了。
传递爱与美的新式国语课本
如果说，新学制的订立，从制度层面突破了旧式教育藩篱；那么，新教材的编写，则让新知识、新观念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财富。
张元济是科举制度下的佼佼者，也是中国最知名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在他手上，小小的印刷厂成长为出版巨擘。在20世纪初，张元济的目光便从庙堂转移到了社会，致力于服务千千万万孩童。
“教育之方，莫先蒙养。”张元济与同科进士、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议，着手编写新式中小学教科书。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他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1912年秋天，旧王朝终结不过半年，张元济便根据民国新教育办法，修改之前一直在编纂的新式教科书。他主持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体操等学科。其中，《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后一印再印，十年之间共销售七八千万册之多，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教科书。
东方月初，庭前散步，明月在天，人影在地。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
这是初小教材第1册第29课，明显继承了传统蒙学读物的韵语编排特征。新教科书句式灵活，多用短句，儿童读起来琅琅上口。
新式教材首重趣味，引发儿童学习的热情。正如梁启超的主张：“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新学制，新教科书，潜移默化，静水流深。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的儿童观也一点一点沁入中国人的心里。
1919年4月，教育家杜威抵达上海。在此后的两年零两个月里，他跑了十余个省份，演讲200多次。他首先吸引的是一群顶尖知识人，鲁迅、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这些在教育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成了“儿童本位”理念的信徒。
杜威主张儿童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依照儿童生长的程序，使儿童逐渐发展其本能，学会自己生活成长。通过演讲、报刊这些渠道，“儿童本位”逐渐成为启蒙教育的共识。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儿童”被纳入到五四叙事的框架之中，叶圣陶的童话，冰心、萧红等儿童叙事视角的散文体小说，张天翼的讽刺小说，都是受此影响的产物。
1922年，黎锦晖、陈伯吹两位儿童教育家创办了《小朋友》画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杂志用图画描绘儿童的日常生活，形式有故事诗、儿歌、游记、故事画等，生活常识和道德养育蕴意其中。历经战火和百年更迭，《小朋友》至今仍陪伴中国儿童成长。
从新文艺到新学制、新教科书，观念一旦星火燎原，影响所及，无远弗届。也是在1922年，北洋政府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壬戌学制”，从制度上确立“儿童本位”的教学思想。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学制分三段：初等、中等、高等。实行选课制和分科制，以适应教育对象的不同水平；加强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训练，兼顾升学与就业率。
十年后，一套最能体现新学制精神的教材出版了。在教科书竞争的大潮中，开明书店决心出一本有“超级竞争力”的国文教材，叶圣陶接下了这个任务。他认为：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这是一位语文教育家和儿童文学家的视角。叶圣陶邀请画家丰子恺加盟，为课本绘插画。一个大作家，一个大画家，倾注一年多的时间，为小学生编写了一套以儿童生活为重心的小学教材。1933年，共8册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4册高等小学国语课本。这是首套经教育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十多年间被印制40多次。
这套“强强联合”编写的课本，在字体选用上，分手写体和印刷体两种。1~4册多为手写体，5~8册以印刷体为主。字号字体也有渐进，先大字，手写体；后小字，印刷体。课本字体变化，符合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编排上的一大特点是使用单元教学，语文课本范文以单元的形式呈现，此后，这成为普遍适用的编写范式。低年级如一二年级的课本，每3~5篇编成一个单元，课文之间有内在联系，还尝试用不同文体来组合单元。
柳条长。桃花开。蝴蝶都飞来。菜花黄。菜花香。蝴蝶飞过墙。飞，飞，飞，看不见，蝴蝶飞上天。
这是第1册第25课《柳条长》。它是如此简单平常，没有生僻字，饱含轻快的韵律。
我睡在床上，看见新书像门一样大。图里的小鸟飞下来对我说：“快起来，我和你到天空去玩。”我就起来，骑在小鸟的背上。小鸟扑着翅膀，穿过青云向上飞去。我拍手说：“我坐飞机了！我坐飞机了！”
这篇《我坐飞机了》想象力“爆棚”，不羁的童趣和童心，令人莞尔。
这是第一本真正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简单浅显的文字，把爱与美传达给混沌初开的儿童，在生命最敞亮、最开放的时节，为他们传递知识和生命力。这份遗产珍贵而深广。
（作者系作家、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