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明朝仕女画看明朝画家

2023-12-12 18:15:19 来源:广东政协网

  文│苏春玲

  【唐寅:题诗乃点睛之笔】

  有明一代,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人物的造型也逐渐趋于带有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进入中国画史上的鼎盛时期。

  说起“好色”的明朝画家,大家必然会想起唐寅,这位大名鼎鼎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风流韵事在市井坊间流传一时。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史载他自幼“奇颖天授,才锋无比”,诗、文、画俱佳,首次参加乡试便高中解元,后来参加会试却莫名卷入一场科举舞弊案,于是“一宵拆尽平生福”,此后他遍游名山大川,以卖画为生。

  平日,唐伯虎坐在临街的小楼上,若有求画之人携美酒来拜访他,就酣畅整天,“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他留给世间许多佳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仕女图,“笔法秀润缜密,江河飘逸”,为后人所推崇。

  唐寅仕女图的最大特色是喜用典故,另加点睛之笔的题诗,这离不开他作为“解元”出身的文人气质。代表作《秋风纨扇图》的构思,出自汉代班婕妤的故事。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原本很受汉成帝宠爱,后来,汉成帝爱上了另一位有名的美女赵飞燕,班婕妤于是作了《团扇歌》,以秋日团扇遭弃比喻自己的遭遇,抨击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画面是一幅简单的白描,一位女子手持团扇,侧身而立。不简单的是左上方的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再仔细看,图中有两处隐藏的小心机,凸显了画家出色的表现能力:一是题图诗反常地从左到右排列,文字的阅读方向和女子的眼神方向统一,似乎让人在情绪上能找到落脚点,更容易进入意境;二是近景的几块湖石看起来狰狞丑陋,与女子的娇弱无力形成对比,让人更能感受到女子的处境落寞。然而,画中女子并不是一味“卖惨”,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心,她那微微扬起的脸庞,写满不甘的神情,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位不折不挠、精神独立的女性。

  另一幅代表作《孟蜀宫妓图》,画的是四个宫女正在等待君王召唤。正面两个宫妓,头戴花冠,涂抹浓妆,背面的两人大概是侍女,一人托盘举着胭脂水粉之类物品,一人执镜,故事。五代后周皇帝柴荣意欲统一天下,三征淮南,南唐丢掉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14个州,并向后周称臣纳贡。不久,后周派遣兵部侍郎、翰林院大学士陶谷出使南唐,名为观摩六朝碑碣、探研书法,实乃暗察南唐虚实。陶谷自恃国力强大,目中无人,言谈举止常使南唐君臣难堪。他的狂傲骄横激怒了当时的南唐名臣韩熙载,韩决心力挫陶的嚣张气焰,便设下一条令天下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美人计”。

  韩熙载安排一名叫秦弱兰的妙龄歌伎,乔装成客馆杂役,每天打扫陶谷住地庭院。秦弱兰尽管敝衣竹钗,不施朱粉,却仍掩饰不住出水芙蓉般的妩媚风韵。陶谷果然为之神魂颠倒,不久,两人便开始幽会。事毕,陶谷情不自禁填词相赠:“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次日,南唐后主李煜设宴款待陶谷,陶依然摆出架子,李后主几次斟酒劝饮,他也置之不理。这时,有一歌姬款款入场,歌唱陶谷的赠词——此女正是驿馆内邂逅的扫地女佣,陶谷不禁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中了美人计,一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只得狼狈而去,当天便打道回府。此事遂成外交史上的千古笑柄。

  在画中,唐寅特意营造出一种私情幽会的氛围。四周的大树、假山和画屏巧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把两个主人公安置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衣冠楚楚的陶谷拈着胡须,看似坐怀不乱,又似在构思良句;对坐的秦弱兰绣襦罗巾,巧笑嫣然,端坐凳上,轻拨琵琶。

  此刻夜幕低垂,红烛摇曳,整个庭园显得幽谧安宁。

  画上题诗道:“一宿因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这看似美好的画面是一段浪漫因缘,还是争斗官场中一场故意设计?这是对陶谷道貌岸然的讽刺,还是对男女之间相遇与错失的无奈?一幅讽刺画却描绘得如此含蓄唯美,足以让人回味不已。

  唐寅笔下的仕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她们并不是简单的宫廷贵妇或者世外仙姝,她们往往具有独立的人格特点,聪慧、自尊、自爱。作为画龙点睛的题画诗,流露出他对处于礼教约束下妇女的怜惜和敬重之情,表现出他对当时虚伪官场和社会现状的不屑与反抗。

  唐寅自称“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关于他的传说如“三笑姻缘”“唐伯虎点秋香”“九美图”等,早在明清时期便广为流传。事实上,唐寅一生命运多舛,发妻在他20多岁时去世,续娶的妻子又在他涉科举案被抓后离他而去,36岁时,他才与患难中的红颜知己沈九娘结为伴侣。“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纯属虚构,明代确实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但与唐寅并无交集。大概是因为唐寅这样一位才子的故事为人们喜闻乐见,大家出于对他官场失意的同情,以及对他诗、书、画“三绝”的钦佩,故把他的故事加以改造创作,于是流传甚广。

  当然,唐寅也偶有混迹风月场所,但他并非纨绔子弟,而是在游离于世俗与礼教之外的妓院里寻求精神慰藉,风月女子是他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形象。据说他是我国绘画史上少有的以妓女为模特儿、画过裸体的画家。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呆霸王”薛蟠曾在别人家里见过一幅十分精致的春宫画,讲起此事,眉飞色舞,可是他胸无点墨,把作者“唐寅”误读为“庚黄”。

  【仇英:“为造物役”】

  另一位与唐寅并列的仕女画家,是仇十洲——仇英。

  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的画家仇英,生于江苏太仓一个平民家庭,原是一名身份低下的漆工。他从一个社会底层劳工成长为一名著名画家,主要依靠一生中的三位贵人。最早,他在画家周臣家中当漆工,周臣是唐寅的老师,周从这名小漆工的装修墙绘中发现了他的天赋,于是把他收为学生,教他画画。在周臣的引导下,仇英结识了当时执掌吴中文坛的“大佬”文徵明,文对仇英加以引导,使之在绘画技法中融入文人趣味。有了文徵明的提携,仇英开始逐渐被苏州的文人圈子接受。

  最后,真正让仇英得以画技大涨的,是与项元汴的来往。项元汴是明朝的大收藏家、大鉴赏家,其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和古玩珍品数量之大、价值之巨,令人惊叹。明代书法家、画家文嘉曾形容他: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提及:“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等,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现在我们在许多存世的顶级画卷和法书上,常能见到盖有“项子京珍藏”“项元汴印”“天籁阁墨林”之类的收藏印章。

  项元汴聘仇英为自家的画师,在家中临摹自己所收藏的古画。仇英不仅从此生活有了保障,而且通过临摹项家的藏画,领悟到古人艺术造诣的精髓,技艺得到了迅速提高,也为他最终能够形成集大成式的绘画风貌奠定了基础。

  明朝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经济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现在看来,项元汴是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博物馆意识和经纪人意识的收藏家。他让仇英临摹古画,一是为了复制保存便于收藏,二是用来作为高仿品出售。他力捧仇英,把他介绍给圈子里的书画名流、巨富大贾,将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定下高价,其数额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之上。果然,仇英声名鹊起,订单纷纷而来,最终名列“明四家”之末。

  但在明朝画坛,文人画已经极为风行,作画有文人气,才是上品。在文人画家统治的画坛,似乎从来就轻视画工。仇英出身寒微,纵然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也被士大夫阶层看作白丁,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生卒年月不可考证,因为历史的记载几乎将他忽略不记。他的作品中,只签名盖章,却无一款题咏。

  明末画坛评论大佬董其昌著书立说,以“南北宗论”将仇英归为了贬抑行家画的“北宗”一派,但看到仇英的精工细笔,却也称仇英为“近代高手第一”,“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被仇英的画所折服。

  《汉宫春晓图》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中国重彩仕女的第一长卷。这幅画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时节宫闱之中的日常琐事——梳妆、浇灌、折枝、插花、饲养、歌舞、弹唱、围炉、下棋、读书、斗草、对镜、观画、图像、戏婴、送食、挥扇……画卷中,后妃、宫娥、皇子、太监、画师等凡115人,个个衣着鲜丽,姿态各异,看起来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画家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全画构景繁复,宫殿楼阁,山石卉木,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这是一幅美女群像,更是一幅当时皇宫贵族休闲生活的风俗画卷。

  在众多历代画家的作品中,绝少有超大尺幅的,如人物与山水同时出现,也不过一二山水,三四人物。可是仇英的画不怕人多,不怕山水繁茂,更不怕楼宇精工重叠。他的《汉宫春晓图》,动辄就绘几十、上百个姿态各异的文人、美人,河流一丝水纹不少,大树一片叶子不拉,房脊上瓦片一块不差,如此严谨周密、刻划入微,需要何等呕心沥血的精心制作,可想而知,这些都与仇英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

  令人着迷的是,仇英把当时皇宫贵族热闹非凡、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活生生地呈现于人们眼前,几百年过去,那种优雅极致的生活,看起来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唯美。我想,仇英之所以如此细致地把这些场面一幕幕描绘下来,大概是因为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漆工突然被邀入一个他完全陌生的贵族生活,相当于《聊斋志异》里的落魄书生无意中闯入琼瑶仙境,他以一种“偷窥”的姿态,用画笔把他看到的现实,无论是宫廷生活也好,还是富贵人家的世俗生活也好,融合起来,形成了一幅古代贵族女子闺阁生活的图卷。

  晚明的董其昌评价仇英的绘画,说其“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他认为画画极其工谨细致,就会被现实所累,失去生机,会损害“阳寿”。据考证,画工笔、白描这种精细的活儿,极其考验耐力、眼力,精神长时间高度集中和紧张,是会有损健康的。仇英不到五十岁便英年早逝,董其昌说他为“造物役”,看来并非没有道理。

  唐寅和仇英算是同门师兄弟,在很多场合,唐寅也时常提携这位出身寒微的师弟。可巧的是,两人所作的春宫图,在民间绘画史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与桀骜不驯的唐寅不同,仇英一直是谦虚谨慎、积极上进的“好学生”。唐寅的仕女图,最出彩的是他的题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仇英画中从无题款,他只把自己的名字小心地题在画的一角。如果说唐寅的春宫图更多地体现了他不羁的个性,仇英的春宫图可能只是为了谋生和满足雇主的要求。与其说仇英为人“好色”,不如说他作画“好色”,而这正是仇英终其一生的艺术理想和精神追求。

  【陈洪绶:“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

  事实上,明朝画家里,还有一位以“好色”著称的陈洪绶。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他书法遒逸,善山水,又工人物,人称“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据说他每宴必酒,每酒必醉,“非妇人在坐不饮,非妇人不得寐”,喝酒一定要有美女作陪,睡觉一定要有美女服侍。一个学养全面的画家,为何这般放荡恣肆,是否有难言之苦楚?

  陈洪绶生活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年少时即已画艺奇绝,声名远播。但是,像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治国济世才是他的最终理想。陈洪绶屡次应试都考不上,后来却阴差阳错地因其绘画天赋被招入宫中,负责临摹历代皇帝画像,因而得观内府所藏古今名画。但这显然并非陈洪绶的理想,加上明末宫廷的种种腐败险恶,天性脱俗的他忍无可忍,毅然挥泪离京。不久,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京城,旋即又是清兵入关,明朝国破,山河凋敝,陈的师友或以身殉国,或流离失散。

  清人毛奇龄在《陈老莲别传》里记载,1646年夏天,陈洪绶在浙东被清兵所掳,清兵似乎也很“识货”,抓住这位大画家“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后来想了一招,“以酒与妇人诱之,画”。

  不久,陈洪绶从清兵手中逃脱,到绍兴的云门寺削发为僧,自称悔僧、悔迟。悔什么呢?他写诗云:“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不久他又还俗,以卖画为生。然而,这样的偷生也没维持多久,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一生都无法实现理想和把握命运的陈洪绶,除了靠艺术创作宣泄苦闷,还以行动上的率性去离经叛道,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于是他沉迷于酒和女人。乱世之中,一个不肯苟且的文人画家,或许只有通过放浪形骸、醉生梦死,才能暂且度日偷生。

  年轻时,这位风流倜傥的世家子弟名噪一时,美女们也对这位才华绝世、名满天下的大才子青眼相看。他22岁那年在西子湖畔游览,时值三月,春色明媚,桃花盛开,名妓董飞仙慕名骑马飞驰而来,顺手撕下身上一块白绡求他作画。这是何等浪漫而美好的一个场景,足以令陈洪绶一生念念不忘,他曾写诗道:“桃花马上董飞仙,自剪生绡乞画莲。好事日多常记得,庚申三月岳坟前。”事隔多年,又写了一首:“长安梦见董香绡,依旧桃花马上娇。醉后彩云千万里,应随月到定香桥。”

  这类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陈洪绶颇多,他的好朋友张岱在《陶庵梦忆》记述了另一段。1639年的中秋夜,张、陈二人在西湖乘画舫游玩,一个女郎宣称要搭船同游,此女“轻婉淡弱”,本来喝得昏昏欲睡的陈洪绶顿时兴奋莫名,两眼炯炯,他以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自命,要求与此女同饮。女郎竟然也毫不扭捏作态,欣然就饮,把船上带的酒都给喝空了。等她下了船,陈在后面暗暗跟踪,只见此女倩影飘过岳王坟,就消失了。

  到了晚年,不改本性的陈洪绶越发轻狂不羁。时人称他“纵酒狎妓”,曾有客人以重金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别人以生死相威胁,他亦不从。有位官员为获取陈洪绶的画,请陈洪绶到他的船舱中去鉴定古画。去后,那官员要陈洪绶为他画画,并拿出绢丝求他,陈洪绶破口大骂,脱衣就往水里跳。但只要有酒、有女人,陈洪绶自己就会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儿,他都有求必应,时人云:“人欲得其画者,争向妓家求之。”在乱世之中,他自愿陷于红尘迷乱,似乎也是一种无奈和辛酸。

  奇怪的是,陈洪绶所画的仕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他笔下的仕女头大、身小,身体向前倾斜形成弓形——这种夸张和变形,是陈洪绶仕女图的独有标志。明朝仕女多画消瘦,他却用了唐代仕女的形象造型,面部圆润丰肥,发髻丰厚,但没有重彩渲染。画中女子多是八字眉、丹凤眼,人物长相并不见得有多美,却传神地诠释了《红楼梦》中“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那种典雅、诗意的女性形象。画中人身体前倾的姿态看似佝偻又似病态,却又出奇地显得优雅淡定、含蓄从容。

  他画了很多如《歌诗图》《授徒图》等,这些画表现的内容大同小异,画中都是一名文士坐在庭院中,宽袍大袖,坐姿从容,庭院中摆设着插花与酒具,另外有两个美人相伴在旁,或观画、或拈花、或弹琴、或吟唱——这大概便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从这些画中看出来,他笔下的女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相比起一个女子的外表,他更看重的是她的才气和情趣。他的“好色”,也并非一种生理层面的需求,而是注重于形成一种精神沟通与艺术交流,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

  诗人和艺术家之好色,放之古今中外,都是常见的命题。软玉温香抱满怀也罢,红袖添香夜读书也罢,他们需要新鲜美丽的女性,来激发自己更多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即使多被世人所诟病,似乎也无可厚非。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更是使得许多文人画家深入到“好色”这种风气中。也正是有了这些恰到好处的“多情”,明朝进入中国绘画史上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从而诞生了许多惊艳世俗的唯美作品,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篇章。

  欣赏明朝仕女图,犹如走进一幅气态万千、优美多姿的画卷,有灼灼照人的灿烂景色,也有飘逸如仙的非凡印象。那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窈窕淑女,一路缓缓而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连同画家笔墨中凝结的情感,一并定格在时光隧道,成为历史恬静的回首,美丽的诗篇。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