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国华
1913年底，24岁的李大钊获得资助前往日本留学，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部。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参加各种进步团体和革命活动。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2月，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5月中旬回到上海。1918年1月初，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进入北大起直到英勇牺牲，近十年间，李大钊一边教学、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边开始酝酿筹备建党和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工作。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曾八次秘密进出上海滩。1917年10月10日，李大钊第三次在上海逗留期间，在致《太平洋》杂志记者的文章《此日》中指出（15日发表）：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疆之休，将以此日为发轫之始矣。”（《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在李大钊使用“与时俱进”这个词时，他看到的是世界潮流的风起云涌、日新月异，内心热切期盼的是国人紧跟潮流、学习新知、抛弃旧陋、壮大民族、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欧国家正在进行第二次科技革命，工业技术飞速发展，国力不断壮大，相比之下，民初的中国体制陈旧、国力衰微、局势危急，一大批受过本土和东西方先进思想教育的、有良知的先进知识分子，都相继发出学习先进文化、自强不息以振兴中华的呼吁。作为“许愿辞”，李大钊的“与时俱进”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李大钊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新的！旧的！》文章中指出：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这段论述虽然没有“与时俱进”字眼，但基本思想与《此日》是一致的。
李大钊于1920年发表的《史观》着重指出：“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李大钊全集》）
李大钊先后在北大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及“史学要论”等课程，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指出：“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记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李大钊全集》）
这几处“与时俱进”“与时俱化”“与时俱变”，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李大钊把这个观点用在对政治的看法上，用在对文化的看法上，用在对历史的看法上。显然，在李大钊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才能发展、创新。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其时，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主任，而毛泽东任图书馆助理员，两人曾共事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两人又同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两人长时间保持密切交往。毛泽东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也说道：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审改了周恩来总理准备向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在报告中写到“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一句后，毛主席加了一段话：“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段话虽然没有写到“与时俱进”的字眼，但蕴含了与时俱进的本质和思想内涵，与李大钊先生的“与时俱进”思想脉络完美契合。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