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 悦
在20世纪的历史风云变幻中，一些不同寻常的中国家庭，以各自成员的人生际遇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启人深思。
钱氏家族可谓一门才俊。钱天鹤主张学术救国、实业救国，成为著名农学家；他的岳父项兰生是晚清维新改良派人士，也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希望通过发展金融事业造福一方，一点一滴推动社会进步。长子钱宁继承父亲学术救国的道路，学生时代立志治理黄河，后成为水利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四子钱树柏及次女钱树榕、女婿丁毅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革命救国之路；小儿子钱理群则成为当代著名人文学者。
由于钱天鹤本人并未留下个人回忆录，且后期逐渐转向农业行政工作，相比于蒋梦麟、沈宗瀚这两位农业领域的同行，钱天鹤之于学界和民间都显得陌生许多。
科技兴农思想的萌生
钱天鹤（1893—1972），又名钱治澜，字安涛，浙江杭县人。他童年聪颖好学，1910年毕业于当地国民学校，经浙江省选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近代以来，有志于国家独立富强的仁人志士，皆关注中国的农民与农业问题，为此提出各种改造农村的方案。钱天鹤深感近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村凋敝，在学生时代就立志献身农业。
1913年，钱氏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公费赴美深造，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植物育种专业。他出洋留学的年代，正赶上20世纪中国第二批留学潮，其时涌现了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戴芳澜、钱崇树等杰出科学家。而钱天鹤正是留美科学家中农学领域的佼佼者，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在农业诸多领域皆有不凡造诣。
这批留学生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深受民主科学精神熏陶，以博求专。19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几位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指点江山”，深感应有所作为、为国效力。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所缺少者莫过于科学，应刊行杂志来介绍科学，并成立社团。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同年10月，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钱天鹤成为中国科学社创社元老，并当选第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为唯一职志的学术团体，钱天鹤作为中坚力量，常在《科学》杂志发表作品，翻译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宣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他主笔的《近世文明与农业》一文，从世界历史的髙度阐述农业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西方文明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次第展开，而农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来自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浸润，突出表现于“农具之改良”“新种之输入及传布”“农学之进步”“农田面积及售货量之增加”和“农民地位之增进”，这些因素，推动了西方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钱天鹤在此看到的是，西方农业在近代工业化大潮下实现了质的蜕变——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这一趋势不应独为西方国家拥有，也为古老中国的农业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在另一篇文章中，钱天鹤痛陈近代中国农业现况堪忧：首先是农民户口与耕地分配之间的矛盾，人地关系紧张；其次，农民耕地面积减少，中国粮食供应也就很难自给，影响到农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稳定。上述两方面问题的叠加，使近代中国农民生活于极端困苦之中。
钱天鹤深受西方国家启发，提出近代中国农村振兴之路：在政治民主的前提下，通过科学手段改良农业技术与工具，改善经营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民生活，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相适应。在科技兴农思想指引下，他毕生都在力行农业增产的理念，改良与推广农产品品种。
“方正先生”的教学与科研
1919年，钱天鹤学成归国，应南京金陵大学之聘，任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金大农科创办于1914年2月，同年11月聘任康奈尔大学农艺系美籍教授芮思娄任科长，他将一整套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方法，特别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教学、科研、农业推广三合一”的经验引入中国，使金陵大学农科成为国内第一个四年制的较为完备的农科。
金陵大学为钱天鹤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负责教授植物育种学、作物学、园艺学等，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学生对他颇为尊敬。因处事严格公正，大家称他为“方正先生”。在致力于教书育人的同时，钱教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小麦是我国华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制造面粉的原料。1922年，钱天鹤与金大师生选育出我国第一个采用新式育种方法育成的小麦良种——“金大26号”。这个品种能抗锈病，秆质坚实，产量高于普通品种7%，1924年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
中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源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我们先祖的伟大发明。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国势衰微，我国蚕业也日渐衰落，日本、欧美等国则后来居上，这让钱天鹤感到非常痛心。他分析指出，蚕病蔓延、养蚕方法不科学、缫丝技术落后、资金不足、政府不重视是近代中国蚕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振兴蚕业应从控制蚕病、发展桑园、防止茧商操纵茧价等方面着手治标；同时，要从调查研究世界蚕业情况、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加强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以及振兴蚕业教育等方面着手治本。
基于上述认识，钱天鹤潜心钻研蚕病防治和蚕种选育技术。当时，江浙一带流行的微粒子病极为危害蚕业生产，经抽样检验，蚕种带病率高达40%～70%。钱天鹤和吴伟士合作研究无毒种制种技术，有效控制了微粒子病的传播，是当时金陵大学农林科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
这项技术由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推广部向农村推广，刚开始，受土法养蚕习惯的阻碍，举步维艰。后来，各丝厂和广大蚕农逐步认识到无毒蚕种的茧丝品质远优于原有农家品种。1929年，无锡模范缫丝厂资助金陵大学蚕桑系增添设备，扩大无病毒蚕种的生产，这项技术才在苏南无锡、江阴一带大规模推广，取得显著效益。
钱天鹤对此感触颇深：“改良蚕种其事极繁，非一二年所能成功。即成功矣，犹须两年之精密试验。试验既当，然后付诸农家饲育，农民守旧多疑，劝导之功，又非二三年莫能见效。盖综计已在十年以上矣。”不独改良蚕种如此，近代中国农业建设更是充满艰难险阻，钱天鹤清醒认识到农业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但他迎难而上：目的不可不坚定，而希望不可太奢。如能逐步进行，加以时日，继以耐力，其结果自有可观也。”他一面大力开展以“改良品种”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先后发现多种新的蚕病，设计新式制种盒，培育多种优良蚕种；一面狠抓基本建设，扩大桑田面积，建成设备齐全的蚕业院大楼，作为教学实习与科研基地。他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换，及时补充教学内容，还通过编印《蚕业丛刊》、举办养蚕速成科等方法广为普及，并与中英法意美日合办的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及苏南丝厂合作，大力推广先进技术。
1921年，钱天鹤的蚕业改良成果参加了于纽约、里昂举办的万国丝茧展览会，打进国际市场。他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充分体现“课堂基础教学，田间实习，科学研究，农业推广”四者的结合，开农工业合作与国际合作之先河。
风雨“中农所”
1931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决定筹建中央农业研究所，实业部次长穆藕初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钱天鹤以其骄人的科研成就脱颖而出，被聘为副主任。
筹委会勘察所址，草拟组织规程，规定研究所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与推广事宜。嗣后，改“研究”为“实验”，以示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2年1月，中央农业实验所正式成立。这是一所全国性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负责全国农业的研究、调查、实验改良，并进行农产品检验、农情报告和人员训练等辅助工作。谭熙鸿为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时值“一·二八”淞沪抗战，国难方殷，中农所的工作受战争影响而停滞不前。
1933年4月，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以“增加农民生产、解除农民疾苦”为的，农业专家邹秉文乃借机提议改组中农所，得以采纳。1933年7月，中农所进行改组，由陈公博兼任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负所务实际责任。
钱氏受命以后，决心改变当时学术机关的萎靡风气，从严治所。他针对时弊，提倡“三不”：不贪污、不迟到、不马虎。他认为，要切实研究改良农业，必须聘请国内外第一流专家，提高科学研究水准；并必须有很好的设备和图书，以利研究试验；此外，尚须开办作物育种等短期训练班，以增加国内农业工作人员的新学识。
在一次会议上，钱天鹤明确指出：中农所的农业实验，在于利用前人已经发明之原理与方法，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要求科技人员不畏难、不怕失败，实事求是、丝毫不含糊地做实验。他语重心长地说：农业系地域性科学，与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不同，我国地大物博，随时随地有亟待解决的农业问题，无异铺金满地，待人拾取，如肯努力精进，其前途自无限量。
1934年春，钱天鹤力排众议，征购了孝陵卫所2570亩土地，用以建造实验、办公大楼。他对公帑竭力撙节开支，务使用于最有价值之事，特选所内一位技术人员监工，而自己亦常亲自至工地监督，所内同事常戏呼他“大监工”。在他的精心筹划下，共建成实验大楼五座、行政大楼一座及职员宿舍十余座，此外尚有大温室、大冷藏室、高温室等。
在加紧基础建设的同时，中农所积极罗致优秀技术人才，开展研究实验工作，每个科系都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成就斐然。钱天鹤对人才的选择十分严格，以致当时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农所门槛高，不易进所当职工。
1935年11月，为谋求全国粮食自给，政府以农艺系稻麦两部分为基础，扩大范围，在所内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农所正副所长谢家声、钱天鹤兼任正副所长。由于增设新的机构，经费、人员和设备都得到了较大的充实。全国稻麦改进所致力于稻麦品种改良、病虫害的防治，促进灌溉制度、稻麦分级运销、全国稻麦生产状况调查及稻麦改进技术人员训练，育成优良作物品种。
钱天鹤主持中农所、稻麦所工作认真，颇具特色。当时两所的农业研究论文与稻麦、棉的增产成绩蜚声国际，欧美学者来所参观研习者甚多。这一阶段，被学者誉为改进近代农业的黄金时代。
在钱天鹤的励精图治下，中农所研究实验次第展开，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种植技术，培育水稻、小麦、棉花等优良品种，在全国推广种植，普遍增产，奠定了我国农业试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的良好基础。
襄理战时农政大计
正当中农所的工作蒸蒸日上之时，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农所奉命准备撤离，陆续派各科系职工到长沙建立中农所驻湘办事处。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农所西迁长沙，在交通阻滞、舟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先后运出重要仪器、图书、标本、档案和实验材料共四百多箱。1937年12月，钱天鹤和最后一批中农所职工撤离南京，抵达长沙。
面对强敌入侵，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钱天鹤应部长翁文灏之邀，出任经济部农林司司长。这一职务也标志着钱天鹤人生旅程第二阶段的开始，由一位学有专长的农学家转为中央层级的农业行政主管官员。
1940年7月，为加强对战时农业的领导，重庆政府单独设立农林部，钱天鹤就任农林部常务次长，直至1947年6月卸任。七年间，农林部长职位三度易人，部长陈济棠、沈鸿烈、盛世才均为行伍出身，钱天鹤始终以农业专家身份襄理全国农业大计，精心筹划战时粮食棉花增产和农林牧垦殖以及农村经济等各种施政措施，为战时中国农业发展和战后复员而殚精竭虑。
粮食是人们一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近代中国虽称农业大国，但粮食生产形势严峻。抗战前，我国内战不已，灾害频仍，粮食、棉花均不能自给，每年洋米、洋麦之输入，占全国总入超三分之一。抗战爆发后，我国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产量锐减，消费激增；西南、西北交通险阻，海上重要运粮渠道被日军切断，输入粮棉的通道亦被阻塞。
1938年10月以来，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大批军政机关和工厂、学校迁至云南、四川和贵州。1940年，沿海各省逃亡大后方者增至两亿三千万人。而前方战事不利，粮食生产减少，物价飞涨，解决大后方粮食供应问题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支撑。
钱天鹤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将目光投向农业增产，试图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
抗战期间，种种措施有力确保了大后方军粮、民食和衣着原料的生产供应，巩固了抗战大局，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对钱天鹤先生的成就作出评价，称他为“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