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宜庆
1947年2月3日，《大公报》上有一署名“司徒良裔”的作者发表的一篇《杨振声小记》，以简洁优雅之文笔，勾勒出杨振声的名士风度：“杨真今世之风流人物也。冯友兰论晋人风流，谓必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然晋人风流，弊至于荡，杨无其弊，而温文尔雅，此其所以难能。”
无论是在现代文学史，还是高等教育史上，杨振声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文坛先声】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1890年，他出生于蓬莱县水城镇一个富裕家庭。因为生长在海边，他熟悉渔民的疾苦，童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和新潮社的同学一起，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躬逢其盛，成为为新文学摇旗呐喊的一员。从1919年3月开始，他的小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面社会问题的小说，激浊扬清，特色鲜明，鲁迅评价“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
1919年秋天，杨振声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资格，赴美国留学，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
文学创作和大学教育，成为了杨振声的两大人生底色。1924年，杨振声学成归国，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罗立即聘请了在美国留学时的北大校友杨振声、冯友兰等人。
1924年，杨振声留学归来，他一踏上祖国的大地，就创作了《玉君》。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较早发表的中篇小说之一。因为“玉君”选择了独立的人生道路，这部反映冲破封建樊笼的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初版首印2000册，很快就卖完了。
1925年5月《玉君》再版，换上了闻一多设计的封面。《玉君》再版之时，闻一多正在留学归来的轮船上，怎么能为杨振声的新作设计封面呢？原来，1924年秋，即将归国的杨振声在哈佛遇到梁实秋，两人一经交谈，相见恨晚。梁实秋谈起闻一多在国内出版诗集《红烛》的经过，并说闻一多设计的书籍封面，很有特色。杨振声便通过梁实秋，请闻一多设计《玉君》的封面。这次合作，是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的首次合作，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为他们1930年在青岛合办国立青大奠定了基础。
【执掌青大】
1929年，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以私立青岛大学校址为基础（今海洋大学东北角）成立国立青岛大学，7月8日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杨振声是常务筹备委员。1930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他为校长。
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石激起千层浪。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的人事变动，他为杨振声离开清华大学感到惋惜。1929年7月21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君左）之流云。”鲁迅信函中提到的这些人，只有沈从文于1931年到国立青大中文系担任讲师。在杨振声担任校长期间，文学院教师中，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陈梦家等都是“新月派”成员，因而鲁迅称国立青岛大学是“新月派布道”的“圣地”。
杨振声选择大学教师，非常严格。废名通过俞平伯写信给周作人，希望由周作人出面推荐他到青岛大学任教，被杨振声婉言拒绝了。杨振声想在国立青大开设历史系，打算聘请顾颉刚担任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没有来青岛，文学院开设历史系的计划随之搁浅。宁缺毋滥，这是杨振声用人的原则。
1930年，杨振声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学习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同样也吸收了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办学措施——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青岛大学初设文理两学院，文学院下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三个系；理学院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
在他的努力下，国立青大聘得一批国内一流的学者，其中任教的教授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的背景。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系主任兼教育学院院长。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之任生物系主任，庄德寿任物理系主任。杨振声还发动了一场课程内容革新结构的调整，他带头开设了《小说作法》课，并亲登讲台讲授，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的同等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在杨振声看来，作为一所一流的高等学府，不仅要聘请大师，也要建造大楼。杨振声十分看重学校的设备建设，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了高水平的科学馆、图书馆，为国立青大营造优良学风提供了阵地和依托。
杨振声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地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杨振声的真知灼见，在他担任校长的两年间，得到了逐步落实。
1932年5月8日，蔡元培主持青岛水族馆开馆典礼，同年夏天，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青岛水族馆成为国立青大学子的科研基地。
【诗酒风流】
杨振声在青岛期间，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而优渥的生活。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黄县路7号俨然成为活动的中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
杨振声有时会驱车到汇泉的沙滩上坐坐，或是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和樱花。杨振声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等人关系很好，曾结伙到崂山小憩，一游就是数天，对棋盘石一带的风光尤为欣赏。
杨振声豪于酒，“尤长拇战，挽袖挥拳”，他提议每周校务会议之后，都照例来一次宴饮。众人轮流在一个烟台派的鲁菜馆子顺兴楼和一个河南馆子厚德福两处聚饮，杨振声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据梁实秋回忆：这些人常“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
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归来，到青岛，住在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家中。王统照回忆：久别晤谈自然高兴，沿着海边散步，佩弦（朱自清字佩弦）头一次看到这样涛明波软的浴场，十分欢欣。我们在一所咖啡馆里谈到傍晚散去。朋友欢聚之乐令人向往。”朱自清是杨振声北京大学的同学，1930年8月，杨振声到青岛大学任校长，所遗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校方请朱自清代理。这些“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开拓者在青岛相见，自然十分高兴。朱自清以“茶”字为韵，写了一首《叠茶字韵赠今甫》：
漫郎四海漫为家，看尽春风百种花。
已了向平儿女愿，襟怀淡似雨前茶。
“漫郎”典出《全唐文》，说的是唐代道家学者元结，借指放浪形骸、不受世俗约束的文人。“向平儿女愿”则源自一个典故：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隐士向长一生有才学，就是不愿做官，他抚养几个儿女长大成人，并帮他们完成婚嫁，自己则同家人告别，同友人北海禽庆遍游五岳名山，最后客死他乡，不知所终。
杨振声以原韵和诗：
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
天涯无奈乡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
“到处为家不是家”，青岛只是杨振声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可惜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并不长。1932年，青大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学生回青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杨振声因此被迫辞职。
对新生的国立青岛大学而言，杨振声的离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其中涉及办学方向、声誉和人脉资源上的影响，随后就显现了出来。资料显示，杨的辞职，使国立青大的师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沈从文便接受了杨的信邀，于1933年夏天赴北平。
【名师风范】
1932年初秋，杨振声回到北平。次年，受教育部委托，他主编了《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1935年，前者以“国立编译馆”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编好高小的国语教科书，杨振声亲自到北师大实验小学执教。
杨振声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脸庞线条硬朗，透着刚毅。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写道：“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风度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在五四时代的文人中他是佼佼者之一。”作为名师，杨振声怎样讲课，他站在讲坛上，有怎样的风采？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
1929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程。在萧乾的记忆中，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像是带着学生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漫步，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每次上课，他都抱了一大叠夹着纸条的书。随讲随引。他不念事先准备好的讲义，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只启发，并不灌输。他一向平等待人，对我这个旁听生也从未歧视过。”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杨振声代临时大学主任秘书周炳琳的职务，开始了西南天地间的漂泊旅程。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他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领导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1938年开始编选课程，由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增删篇目，到1942年编定。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相对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扭转了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
多年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的《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其特点时评价道：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
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汪曾祺回忆，当时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却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免考。
一次，杨振声给学生吴宏聪（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吴宏聪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杨振声得知后，对他说：学生的观点不必要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吴这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知人善任】
杨振声在文物和字画鉴定方面，是当时数得着的专家。早在抗战之前，政府就对他委以重任。1934年，国民党决定选一批古代艺术品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委派他支持此事。杨振声以为借此对外介绍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让西方认识中国的艺术，他欣然接受，并认真筹备。但就在启程赴英的时候，他才得知这是国民党政府耍的一个阴谋，要在展览之后将这些宝贵的艺术品换取军火打内战。杨振声获悉内幕后，当即辞去这个职务。
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教学中，杨振声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1933年冬天，胡适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关于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有很多争论。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但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的知人善任、远见卓识，还表现在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执教，并全力支持沈从文晋升教授。杨振声举荐沈从文，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曾在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中的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
据1945年4月份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426.5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好在由于杨振声在联大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他身边团结了朱自清、闻一多、冯至等教授兼作家，新文学在昆明蓬勃发展，渐成气候。
【朋友中的老大哥】
杨振声是京派文人圈子中的老大哥，热心扶植年轻人。不论谁遇到困难，他总是尽其所能，施以援手。
1933年夏天，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杨家。
一天，杨振声家的大司务送沈从文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有一张当票。于是，将这当票交给了杨先生。原来，为了应付生活各种开支，张兆和将姑母送给自己的一枚玉戒指，交给沈从文当掉了。得知此事，杨振声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从文救急。后来，杨振声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像沈从文，不单没有送新娘戒指，还因为缺钱，把新娘的戒指给典当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西城的达子营二十八号胡同的房子结婚。婚礼就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处，没有举办仪式，甚至没有主婚人和证婚人。
1933年，走出校门的萧乾，在杨振声和沈从文的推荐下，进入《大公报》当记者。
卢沟桥的炮火，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杨振声和沈从文从沦陷的北平，辗转到了汉口。此时，萧乾已经被《大公报》解聘，也到了汉口，没有工作、薪水，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杨振声和沈从文对他伸出援助之手。萧乾曾在文中写道：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了所小独院，几间平房，院门是座竹编的篱笆门，横眉上是五个‘福’字，我们戏称它作‘五福堂’。这样失业后的我，算是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更重要的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从个人的薪水中，每月凑出50元，送给萧乾作为生活费。一直资助到1938年秋天，萧乾加入在香港重振旗鼓的《大公报》。
1938年夏天，杨振声、沈从文到达昆明后，几个家庭都随杨振声住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大院子里。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说：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座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的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杨振声在扶植和培养青年学子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946年，北京大学复员后，杨振声执教中文系。那时，国共内战的阴云密布，物价飞涨，很多大学生不知肉味。这年冬天，杨振声请北大中文系一年级的十几位学生到家中吃饭，特意为他们改善伙食。当时读大一的顾文安记述道：
一次，先生请十几位同学到家吃涮羊肉，我是只吃鱼虾蔬菜，不吃任何肉类的，当先生得知后，立即叫厨师做一盘鱼给我吃。我实在不好意思，埋怨自己不应该暴露偏食的缺点而麻烦先生。当天我们在先生家里还见到一位收购书画的人从墙上取下一幅先生心爱的古画，估计是出售了，我们几人心中实在不是滋味！那年头物价飞涨，教授们工资也很有限，先生为了其它需要和给学生们“打牙祭”把古画也出卖了。先生不单是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也关心学生们的生活，慷慨大方，热心扶植年青人是众所周知的。他真是我们的好老师。
【颐和园消夏雅集】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三校北返复员。是年1月，杨振声就到了北平，接管北京大学，主持复校工作。当时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人还在美国。罗常培写信给他，推荐杨振声主持北大中文系。
事实上，杨振声对国文系主任并不怎么热心，他还是喜欢做文艺方面的工作。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现代文录》。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因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它很快便成为“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
1948年七八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一起在园中作诗、作画、作文，享受着悠闲生活。北大经济系教授张友仁晚年回忆北大师友，详细记录了这次的雅集：
1948年夏，他（沈从文）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在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
就在这个暑假，傅汉思与张充和在此结下情缘。《张充和诗书画选》收录了《结缡二十年赠傅汉思》(二十首选五)，其一：“翩翩快步上瑶阶，笑映朝阳雪映腮。记取景山西畔路，佯惊邂逅问何来？”末一句含蓄、婉约，传递出两人之间微妙的情感，颇有李清照词“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之韵味。其四是写傅汉思随杨振声、冯至和沈从文三家在颐和园消夏时，仍不忘带词典学汉语：“霁晴轩侧涧亭旁，永昼流泉细细长。字典随身仍语隔，如禅默坐到斜阳。”
1948年，胡适在离开大陆前，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大学。杨振声也是胡适短笺中提到的“几位同事”。
杨起在《怀念我的父亲》文中说：“他面带微笑，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内心充满可摒弃黑暗，走向光明的喜悦之情。他就这样迎来了北平和全国的解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杨振声调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萧乾在回忆文章中说，得知年事已高的恩师被调往严寒的长春，是“莫大的震动”，“但他二话没说，就动手打点起行装”。萧乾送给杨振声一架从伦敦带回来经历了二战硝烟的收音机，希望他在东北还能听到首都的声音。
1956年3月7日，杨振声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66岁。许德珩、周培源、李四光、周炳琳、陈岱孙等人参加了追悼会。临终时，杨振声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