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伊绯
【“藏头诗”里的戴望舒】
1936年7月9日，上海《铁报》在不起眼的版面位置，宣告了一条文坛“喜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与穆时英之妹丽娟女士，定十二日假新亚大酒店礼堂举行结婚礼。”并称戴望舒昨日发出请柬云：迳启者，望舒丽娟定于国历七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大酒店礼堂结婚，因望舒新有失怙之悲，奉慈命如期结婚，实为从权，未敢僭礼，亲友处恕不恭具吉柬，敬此奉闻，届时伏盼光临，便颂台绥。”
戴望舒将结婚的讯息经《铁报》披露后，自然广为人知。柬中所言“望舒新有失怙之悲”，实则指戴氏之父于1936年6月间逝世之事。当时，杭州《东南日报》曾于6月6日的“作家动静”栏目中，对此事有所披露，其中称：戴望舒因父丧返杭，其父戴修甫在中国银行服务达二十年，颇著劳绩，戴望舒已向该行领取优恤金及保险金一万一千元。杭州《东南日报》的“作家动静”，是一向设有“花边”的常设栏目。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栏目的作者署名“闻不多”——这样的署名，不知是自谦还是自夸。
戴望舒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那首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作《雨巷》，早年即令其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望舒”之名，原本出自《离骚》中所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传说中是为月驾车之神，也可借指月亮。“戴望舒”之名及其诗作，即如天上明月一般，优雅中泛着清冷，从容里又有一点愁绪。
殊不知，戴望舒的友人中，对他的名字，还有另一番令人忍俊不禁的解释。原来，当年戴望舒与穆丽娟结婚，备有签名簿请到场嘉宾题字。有一友人在簿上题了一首“藏头诗”，还是现代自由体诗，很是有趣。诗云：
戴了橡皮圈，
望着穆丽娟，
舒舒服服像登仙！
三句“藏头诗”，描绘了戴望舒夫妇的新婚之喜。“橡皮圈”即指救生圈，颇有“苦海无边，结婚是岸”之隐喻；一方面是恭喜才子抱得美人归，一方面恐怕也是指戴氏能从先前遭遇施绛年退婚，后又经父丧之痛的“苦海”中抽离出来，全赖穆小姐的“救助”之功。据传，正值戴氏苦闷之际，穆时英向戴氏介绍其妹，并从中撮合，二人方得相识相恋，终成眷属。
【“逼婚”施绛年】
话说与穆时英妹妹穆丽娟结婚之前，戴望舒原本追求的乃施蛰存之妹施绛年。这个现代派诗人，一生中没有一桩完满的恋情，后来虽有过两次婚姻，但他一直无法忘怀的女子，却是那名叫施绛年的女子。
据说，那首尽人皆知的《雨巷》中的“丁香姑娘”，其原型正是施绛年。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说：“我表姐认为，施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我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
施蛰存是戴望舒一生的知己和好友，他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时，就曾与戴望舒、杜衡等人成立兰社，创办文学刊物《兰友》。施蛰存在《浮生杂咏》中有诗云：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叶张墨阵堪换鹅，同缔芝兰文字盟。”后来两人又在上海大学读书，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创办文学刊物《璎珞》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了这样的关系，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1927至1928年间，戴望舒经常往返于松江施家和上海之间，与杜衡、冯雪峰在施家的一间小厢楼上组织文学活动，当是在这段时间内，戴望舒有了与施绛年认识的机会。
据多种传记资料记载，戴望舒追求施绛年，而施绛年不为所动。这种惆怅和忧伤，促使戴望舒写下了《雨巷》《我底记忆》《烦忧》等诗歌，这些充满古典气息和伤感情绪的诗句，袒露了戴望舒对施绛年的一片深情。1929年，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由水沫书店初版，扉页内容为“AJeann”，据友人回忆：“用法语写的AJeann，意为‘致绛年’。Jeann是法国女孩子的名字，音正好与‘绛年’差不多；A是‘致’的意思，献给她的。”
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施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看到他如此执着，自己也不免心软。长久的追求终于出现转机，这让戴望舒大喜过望，他当即让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施家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这桩婚事，在施蛰存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但是施绛年提出了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国找到体面的工作以后，她才愿意跟他正式结婚。
1932年10月，戴望舒踏上留学之路，他在海上漂了一个月才到达法国，在里昂中法大学进修。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到了法国后，戴望舒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在法国留学3年，戴望舒因为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只能靠翻译书籍来挣钱。但挣来的稿费也不过杯水车薪，入不敷出。
后来，戴望舒耐不住贫困，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因为学分没有修满，他并没能拿到那一纸“洋文凭”，甚至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等到1935年5月，戴望舒才几经辗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更让戴望舒绝望的是，他一回到上海，就听说未婚妻另有所爱。
这让戴望舒如坠深渊。不久，他即登报解除了与施绛年的婚约。
在二人婚约正式宣布解除之前，各种“佳期将近”的传闻，却不绝于耳。戴望舒还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向施绛年“逼婚”的“段子”，就已在国内作家圈子里流传一时了。始作俑者，乃1935年1月26日的《东南日报》，其登载的《戴望舒轶事》称：施绛年和戴望舒若即若离两年有余，戴无法可施，最后想得一策，于是约她于戴氏私寓面谈。“届期彼姝如约而去，戴氏和她短谈十数语后，即跪倒于地，举起双手，右手持订婚戒指一枚，左手拿安眠药水一瓶……说：姑娘，如果你允许我的请求，请把手给我，否则这瓶药水便是结束我生命的毒剂，两者之间，任姑娘选择！’”
也难怪，施绛年虽有一念之仁，为免生事端勉强戴了订婚戒指，过后经慎重考虑，自觉不能再将一生幸福托付。因此，待到戴望舒从法国归来，那“逼”出来的婚约自然也就作不得数了——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七年之痒”】
遭此情变，戴望舒心情沮丧，因为没有收入，甚至要借住在朋友家里。好友穆时英是新派小说家，对戴望舒的才情十分欣赏，不忍心见他沉沦，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妹妹。
穆丽娟比戴望舒小12岁，秀气端庄、气质出众。由于爱好文学，她对大诗人十分仰慕，经常帮他抄写稿件，陪他打牌、跳舞。戴望舒的才华在施绛年那儿得不到欣赏，在穆丽娟处却成了熠熠生辉的光环。很快，戴望舒受的情伤在穆丽娟身上得到了治愈，他心中重燃了对爱情的向往，因此，两个人的结合也就显得水到渠成。
1936年6月初，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礼在上海新亚大酒店举行。因为穆家富有，婚礼办得很有排场，颇受世人瞩目。
结婚两年后，为了躲避战乱，戴望舒举家搬到香港。到了香港后，他们住在环境优雅的“林泉居”，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穆丽娟还生下女儿，取名戴咏素，小名朵朵。有了孩子，两人的生活也增添了新乐趣。
然而，表面温馨宁静的家庭氛围之下，夫妻二人的感情裂痕却越来越大。由于年龄差距大，在戴望舒眼里，妻子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他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家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凡事也不和妻子商量。
久而久之，穆丽娟有了怨气，她时常说：望舒的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则放在第二位。”由于缺乏丈夫的关心，她怀疑丈夫与初恋情人施绛年藕断丝连，戴望舒也懒得解释。穆丽娟不能忍受的，除了戴望舒对她的冷淡，还有他的粗鲁。穆丽娟曾说，“我看不惯望舒的粗鲁，他很不礼貌”。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戴望舒经常对妻子恶语相向，生活中的他，渐渐没有了“雨巷诗人”的浪漫。
1943年2月17日，上海《申报》上登出了二人的离婚声明，这段婚姻没能逃出“七年之痒”的魔咒，宣告结束。
戴、穆二人离婚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抗战期间，戴氏远赴香港，在港从事的一些文坛活动，明确表明其立场与包括大舅子穆时英、多年好友杜衡在内的一些亲友截然不同，并因之在私人关系上决裂。这些剧烈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也必然动摇了戴、穆二人的婚姻。
1940年6月28日下午6点40分，穆时英下班乘人力车经过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时，突遭狙击，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弹，因射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年仅28岁。据传，1940年春，穆时英受汪伪头目丁默邨之邀，返归上海办报，因此被国民党当局视作“附逆”，遂被上海潜伏的“锄奸”组织暗杀。
兄妹情深，噩耗传来，穆丽娟痛不欲生。妻子想回上海奔丧，戴望舒却不同意，反而还斥责道：“你是汉奸妹妹，哭什么哭！”因为这件事，穆丽娟一个月没有和他说话。此外，戴望舒还刻意对妻子隐瞒了她母亲去世的消息。
这一年冬天，穆丽娟的母亲因经受不住丧子之痛，溘然长逝。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戴望舒收到讣告后，却瞒着妻子。等到穆丽娟知道真相，带着女儿赶回上海，丧事已经办完，她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戴望舒的做法，让穆丽娟彻底寒了心。
戴望舒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曾当即给妻子写了一封“绝命书”：“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从上海返回香港，戴望舒还在试图挽救婚姻，可惜没能成功。1943年1月，戴望舒在穆丽娟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女儿朵朵归他抚养。
【香港岁月】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次年5月，戴望舒由上海到香港，任中国文化协进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干事等，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诗刊《顶点》，同时编辑英文版《中国作家》等。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3月，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戴望舒拘捕。戴望舒备受酷刑，但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并写下《狱中题壁》等充满爱国情怀的诗篇。同年5月，戴望舒被保释出狱，但仍受到“不得离港”等限制。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才获得人身自由，1946年春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兴起检举汉奸运动，文艺界也不例外。
1945年9月11日，戴望舒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报告自己从抗战以来的情况。9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函戴望舒，委托其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可是不久，戴望舒本人却被检举为汉奸。
1946年2月1日，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2号发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同时刊发21位“留港粤文艺作家”联合署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逆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建议书》指控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并附证据三件。针对指控，戴望舒写了一封真切沉痛、感人肺腑的“辩白书”（冯亦代曾保存着这份未刊手稿，几十年后转送给了李辉。参见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收获》1999年第6期）。他说：“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并自述拒绝参加敌伪组织及其活动，“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收到了戴望舒的“辩白书”，最终未采信那些“留港粤文艺作家”的建议，没有认定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
风波本已平息，没想到两年之后，又有人说戴望舒是被通缉的汉奸。
1948年3月22日，《东南日报》刊登消息《粤高院通缉汉奸三百余名传叶灵凤戴望舒匿居本市》，文中称：“广东高等法院最近通缉汉奸一批计三百余名，文化汉奸叶灵凤，戴望舒亦在其内。传叶戴二逆，改姓更名，潜居沪市。”3月24日，重庆《大公晚报》也发表了题名《粤高院通缉汉奸传戴望舒叶灵凤匿居沪市》的消息，其电讯头为“广州二十三日电”。
戴望舒看到《东南日报》上的消息后，“不胜骇异”，遂于3月24日致信《东南日报》，请予更正：
按鄙人在港，身陷日寇牢狱，受尽虐刑，始终不屈，事实俱在，人所共知。（忆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胜利后复员来沪，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国立音专及市立市专等校任教，得暇并为各报章杂志撰文，现寓本市其美路新绿村，从未改姓移名，更无所谓潜居，贵报所载种种，想必出于别有用心者之恶意毁谤，用特奉函，请予更正。是所至感！此上
东南日报
戴望舒顿首三月廿四日
信中，戴望舒提到“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短文一篇”即指马凡陀所写的《戴望舒所作的民谣》，发表在1946年11月9日的《东南日报》。文中说，香港被日寇入侵后，民间广为流传一首讽刺日本侵略者为祀奉所谓“阵亡英灵”而建造“忠灵塔”的民谣——“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是戴望舒所写。
当时，戴望舒所编制的民谣共有十几首，其中一首诅咒日本“神风飞机”的民谣如此写道：“神风，神风，只只拨空，落水送终。”在马凡陀看来，以《雨巷》等抒情诗闻名的戴望舒“忽然写出这种朴实的作品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认真地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没有不受时代的波动的，何况一个敏感的诗人呢？”他还说：“戴先生曾被捕下狱，受尽苦楚，虽然生还，身体大受影响。”此后，汉口《大刚报》、重庆《大公晚报》、贵阳《中央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末署有“文联”字样。马凡陀的这篇文章为戴望舒洗清冤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戴望舒在信中特别提到两年前的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1948年4月11日，《青岛晚报》上有一则简讯，题为《戴望舒不白之冤》，对《东南日报》所载消息及戴望舒信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日前上海某报记戴望舒附逆嫌疑，与叶灵凤之名并列。此讯刊出后，载（戴）立函该报更正……上海某报以戴行踪秘密，实误传，戴寓于上海江湾其美路，且常在各种文艺集会中漏（露）脸焉。”
【驰援“雨巷诗人”】
署名“马凡陀”的《戴望舒所作的民谣》《香港的战时民谣》两篇文章相继在杭州、香港两地发表，无疑是对戴望舒本人最大的支持与肯定。可以说，此文一出，谣言自破，清者自清。那么，这位助力戴氏的“马凡陀”与其文中提到的“朱儒”先生，究系何人，竟有如此手笔，可以千里驰援“雨巷诗人”呢？
马凡陀，即袁水拍，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本也是一位现代诗人。他是江苏吴县人（今属江苏苏州），早年肄业于沪江大学，1937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候补理事、会刊编辑。抗战胜利后转赴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新民报·晚刊》《大公报》编辑，发表过三百多首政治讽刺诗，揭露当局腐败，反映民众疾苦。其代表作有诗集《马凡陀的山歌》《沸腾的岁月》《歌颂与诅咒》等十余种，译著则有《马克思主义与诗歌》《巴黎的陷落》等数种。
朱儒，则是著名剧作家夏衍的笔名。当时，夏衍以“朱儒”为笔名主笔的专栏，正在《新民报·晚刊》刊出，专栏中常常以五百字左右的短小文章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夏衍本人可以说是“老香港”，曾于1938年与1941年两次赴港从事抗战救亡工作，又于1946年9月再度由上海到香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南京、香港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与联络工作，直到1949年5月才返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夏衍曾于1946年底，在香港亲访萧红墓地，为世人留下了一篇描述萧红墓地实景的《访萧红墓》。这篇文章，曾刊发于1946年12月26日的广州《前锋报》上，署名“朱如”（与“朱儒”同音）。因为普通读者并不知道夏衍还有“朱如”这样一个笔名，所以，这篇文章似乎是报纸副刊上的普通来稿，并不引人瞩目。
当时，在众多追思萧红的纪念文章中，除了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被视作诗中佳作之外，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则被视作文中佳篇。这些诗文，皆出自与萧红曾经有过密切交往的友人之手，无论从独特的历史细节之描述，还是从流露的个人情感之真切而言，均有着感人至深的效果。比较而言，这篇署名“朱如”的作者所写的《访萧红墓》，并不具备上述这些萧红生前友朋所撰纪念文章的优势，却从“旁观者”的角度更为客观、更为直接地描述了萧红墓地的真实景况，独具另一番史料价值。
可能是出于工作保密需要，夏衍发表《访萧红墓》时，化名“朱如”；而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时，则仍以“夏衍”名义发表，给读者以本人尚在上海的印象。
如此看来，夏衍的香港之行，既曾探望戴望舒，还曾访谒萧红墓，可谓生者逝者，皆有关照。应当说，夏衍此行首先发声，披露戴望舒在香港创作“民谣”事迹，功莫大焉；袁水拍一文两发，明确证实了这一事迹，又补充了更多细节，也居功至伟。当年，正是夏衍与袁水拍在上海、杭州、香港三地的遥相呼应，进一步坐实了戴望舒在香港为抗战救亡工作确有贡献的事实。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