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王永昌，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文│本刊记者 刘淑君
【民营经济有首创精神】
《同舟共进》：“四千精神”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有什么含义？
王永昌：过去社会上曾自发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四千精神”，去描述和提炼浙商的精神品质。应该说，“四千精神”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浙商的品性风格，也贴切地概括了浙商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尽管后来人们对浙商精神有过新的概括，但总不如“四千精神”形象生动，企业家们也大都认可“四千精神”。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有区域特色的商业群体，如晋商、徽商等，而浙商主要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一个标识。浙商是一个时代性的群体：它属于这个时代，是时代潮流中的巨浪；它属于浙江，是浙江儿女中的优秀中坚；它也属于它自己，是一个坚韧拼搏的企业家群体。可以说，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没有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民营经济在浙江富民强省建设中居功至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企业家群体参与并共同创造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民营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改变了当代中国经济的结构，进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当代中国，讲市场经济也好，讲基本经济制度也好，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首创精神，而浙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曾在温州工作，也参与助推“温州模式”的进程，从中深切体会到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之重要。
《同舟共进》：这些年来，您所认识的浙商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王永昌：从一定意义上讲，浙江民营经济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行者和代表者之一。浙江在全国较早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商品市场，率先开展集体所有制体制改革，大力倡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一大批民营企业经营者迅速崛起，几百万浙商走遍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说到浙商和浙江民营经济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催生的，是浙江人民的进取创造，也是浙江干部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民首创精神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发表文章指出，浙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浙商文化”，“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浙商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浙商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善经营、特别敢创新的企业家群体。浙商的“四千精神”尽管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但实际上，一直以来，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都离不开这种排除万难的精神，艰难性、坚韧性是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本质特征。
中国民营经济是在大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各种产权背景的企业家都有企业家精神，可是，民营企业家只有具备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新的精神素质时，才能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我们讴歌民营企业家身上这种不惧艰辛的创业精神和优良品质，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和品质。
【理清三个“本体论”】
《同舟共进》：为何要坚持发展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王永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大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社会制度与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及命运等问题，做过一些调查研究。我总的观点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符合经济发展历史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只能存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而且公有制的存在和实现形式也不是单一僵化的，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规律，不断优化组合。对当时争论很大的所有制只是服务生产力的“工具论”“手段论”，以及有些人否定我国实施公有制经济而主张全盘私有化的观点，我同样不赞成。因为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看不见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当然，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适应、服务的“工具性”，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而言，又具有本质特征，而非纯“手段性”的。同样，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之所以要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客观的、必然的，不是可有可无，除非回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里去。但这样做，只能导致僵化、缺乏活力。
几十年来，人们对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前景仍时有争论，原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理论依据或尚未真正取得共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在三个“本体论”依据上深化认识。“本体论”依据，就是追问到事物本质的、最后的逻辑，也就是把事情说到底、问到底的那些根据和理由。
我认为民营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可行性的三个“本体论”依据是：
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主体，社会进步是各类活动主体实践创造的，因而在相同条件下，这种实践活动的主体越多、积极性越高，就越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是市场经济的本体论：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或可预见的未来之内，合理有效的配置经济发展资源的方式，而市场的有效性又取决于独立市场主体的多样性。
三是中国发展国情的本体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城乡发展差异、人口众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基本国情，也决定并更需要多样性的发展主体。
理论和实践证明，中国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同时，长期坚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格局，必然使我国经济社会符合客观规律并蓬勃健康发展。在科学合理的规则下，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越多越好。这就是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和民营经济存在的深层的本体性逻辑。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其它理由都是派生的。只有在根本逻辑上想清楚、搞明白，才会真正形成共识，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自己人”是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宝库】
《同舟共进》：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02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联组会议时再次提到“自己人”。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观点？
王永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关心、支持是一贯的。在我看来，这道理那道理，这理由那理由，这政策那政策，归结到一点，都没有比“自己人”这个道理更大、更彻底的了。“自己人”就意味着不是客人、外人，更不是异己的坏人；“自己人”就是一家人，要同吃“一锅饭”，不说“两家话”，真正同心同德共命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已经把“情、理”都说到底了。“自己人”是一个融理论性、实践性、政策性和情感性于“一炉”的重大而朴实的新理念，也是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思想宝库。
为什么说是“自己人”呢？民营企业家和我们一样，有共同的爱国情感，是我国经济制度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主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所依靠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正因为这样，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看作“自己人”，而且本来就是“自己人”，不但过去、现在是，未来同样是。
为什么总有人怀疑和非议民营经济？为什么有的民营企业家会担忧甚至缺乏安全感？为什么“自己人”的思想总难以贯彻到位？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不真正切中问题要害，将难以从根本上、系统上解决问题。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针对社会上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显然，这是非常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是一个早已超出经济本身的综合性考题。有足够理由相信，面向未来，我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将会有更积极健康的发展环境。这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主体】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过了哪几代的发展与传承？对于他们的成长，您有何思考？
王永昌：如果从时代和市场的角度看，我认为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的创业崛起阶段。以浙江为例，当时市场上主要有几种人，一种是供销员，他们有的为国有、集体企业推销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市场，转而自己办企业。第二种是村镇里一批比较能干的人，因为他们较早受到城市辐射，发现可以跟国有、集体企业合作，成为乡镇企业，这批企业成为后来的民营企业主体。第三种是农村里有点手艺的人，如水泥工、木匠等能走南闯北做生意、搞工艺的。总的来说，这三批人形成了改革开放民营企业最早的起源，在这一阶段，“四千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阶段是1980～1990年代的快速拓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包括政策鼓励、短缺经济、体制外优势、市场观念等，所以增长速度非常快。随着理念的传播，市场经济的要素、特点、体制开始扎根在中国大地和人们的心中，大家认识到，乡镇企业的确很有活力，甚至反过来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阶段，民营企业家群体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经过一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内中低端市场的需求已经满足，开始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市场给乡镇企业带来了苦恼——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能卖掉，竞争变得激烈。这时，刚好有一个天赐良机，那就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背景下，上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我们千方百计抓外贸、培育外贸企业。从产品到理念，企业家的眼界、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化的洗礼，所以第三阶段是中国民营企业大踏步走上国际化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2008年后的科技化、金融化、资本化阶段。伴随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的经济结构、成长规律开始变化，实现增长越来越依靠创新、科技和资本。这个阶段对企业家的成长和素质提高非常有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分化，能够适应的接着往前走，不能适应的就会陷入困境。
当前处于第五阶段，是国际国内市场重大调整、变革时期。中国民营经济要在已有基础上进行大变革、大调整，再出发，顺应这个趋势，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如果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成长的40多年历程中得到启示的话，我认为有几个重大启示：
第一，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和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建基于空中阁楼之上，而必定是要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企业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无需怀疑实体经济的前途，也不要轻易动摇观念，“只有过时的产品，没有过时的产业”。
第二，创新是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的本质、企业家精神的关键都在于创新，企业家天生就要在市场上竞争，市场有的，你要有更好的，市场没有的，你要创造出来，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洞见时代、洞察市场，要有超前意识，能引领市场就更好。
第三，企业的经营战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成功的企业千姿百态，但几乎所有失败的企业都有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资金流动性出问题。所以企业家要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思考一切，战略不能保守，但也要有风险意识、风险底线。
第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亲清政商关系。
第五，企业家肯定要考虑传承问题，我认为，制度安排上的传承比血缘上的传承更重要。企业的发展最好是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安排。
【“四千精神”是奋斗精神】
《同舟共进》：有哪些现当代企业家的奋斗史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王永昌：我想谈谈浙江民营企业家李书福先生和吉利集团。李书福是从浙江台州创业起家的。他从1986年起步，走过钱塘江，跨过长江、黄河，近十年来又越过太平洋走向世界。李书福和吉利集团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个精彩缩影。回顾他所走过的近40年不凡经历，不难发现，他身上体现了浙江企业家的素养、情怀和品质，也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风采。这种素养和精神特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顽强的创新创业精神。要想把企业做大，就要成为一位吃得起苦累、经得起风雨的企业家。拼搏创业是企业家的立业之本，但真正的企业家更懂得把创新与创业很好地结合起来。李书福先生有一个典型故事：当年还在做摩托车的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汽车概念，“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沙发吗？”这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李书福和浙商身上敢闯敢干，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创新情怀，正因为拥有如此的想象力，企业才走得远。
专注的工匠品质。企业要生存得有价值和意义，且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能不断做大做强，就必须为市场创造出更多价值。这就要求企业拥有与别不同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要落实在主打产业、产品上的。这就需要有专注、专业的工匠精神，吉利集团几十年来专注于汽车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战略的运筹能力。企业是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机制，高明的企业家能运筹好这些社会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家不只是纯粹专一的企业家，而应该是带有社会活动性质的企业家。
高远的理想情怀。吉利集团不但有“让世界充满吉利”的远景理想，还有自己的使命和价值观。目前，吉利已创办了七八所院校，这不仅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是社会所需要的。李书福先生还创办了公益基金会，从事扶贫公益事业，这就是一种企业家胸怀。
《同舟共进》：您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有何期许？
王永昌：一是民营企业家要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四千精神”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企业家精神，是奋斗精神。成功的代价是血汗，也是苦难辉煌，企业家要有思想准备。二是要做把握时代脉搏的创新者。企业其实没有创业和守业之分，不进则退，必须不断谋求发展才能走下去。三是要做义利并举的智慧者，要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四是要做风雨同舟的合作者。企业家是一个群体，要学会和行业、社会合作共事，共赢发展。五是要做心灵强大的智者，企业家要在风雨中行走，压力是很大的，所以需要强大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