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克敌
徘徊于都市、山水之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看来，上海是天堂——如果你已成名；上海也是地狱——如果无法出人头地。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是“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的开篇名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杭州素称人间天堂，在民国文人眼里是休闲隐居之胜地，一个被视为上海后花园的城市。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现在民国时代的文人身上，前者是回杭州；而去上海，往往象征后者。
某种程度上，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往返史，就是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这些才子、浪子和游子，每每把在上海拼搏后的疲惫、失意和消沉轻轻放在西子湖畔，然后带着从青山绿水中汲取的灵感和力量，重新回到那喧嚣而富有活力的黄浦江边。
有一个阶段，徐志摩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两个城市给予他感觉上的巨大反差，可以从这段写于1926年9月19日的日记中看出：
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的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
且听徐志摩的新诗《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对于往返沪杭之间的民国文人来说，时间的流逝也许更易激起他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吧。而倘若想从爱情中得到慰藉，杭州也许是最好的可使爱情成熟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行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仲玉，这是蔡元培自己的选择。
1918年5月，集“诗僧”“情僧”之名于一身的苏曼殊去世，年仅35岁。这位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的诗人，曾经为西湖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例如那首《住西湖白云禅院》：“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后来孙中山出资将其葬于西湖孤山之阴，遥遥相对的是一位美丽的苏姓女子——苏小小之墓。
1923年，胡适在杭州邂逅其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曹诚英，她曾在六年前胡适的婚礼上充当伴娘，给他以深刻印象。二人在西子湖畔品尝了自由恋爱的甜蜜滋味，被胡适形容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
1928年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被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也是在1928年，一向不怎么喜欢杭州的鲁迅，竟答应和许广平同来杭州休息数日，算是他们的补度蜜月。这一次杭州游历，成为他一生中少有的轻松甜蜜的记忆。
1947年，金庸在杭州邂逅了年仅17岁的杜治芬，双双坠入爱河。次年，金庸在南下香港之前，匆匆赶到杭州向杜治芬求婚，杜氏从而成为金庸的第一任太太。
……
上海滩的咖啡与西子湖的龙井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咖啡馆里畅谈文学，似乎如此才能够显得更加“阳春白雪”，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对于喜欢处处“赶时髦”的上海人来说是心照不宣的。
1933年版徐国桢编著的《上海生活》中说：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DDS咖啡馆等。
张绪谔在《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DDS咖啡馆里的情形：
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
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属地，大有当代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或打牌、骑脚踏车等，就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曾回忆，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泡咖啡馆；穆时英则被杂志戏称“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就是他的丈母家”。对于现代都市摩登文明，穆时英当然十分熟悉，何况后来成为他太太者，就是一位时髦的上海滩舞女。
显而易见，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文人，必然有着与杭州文人不同的气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等就会存在差异。上海不仅是物质之都，也是新闻之都，任何事物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人眼中，生活的多样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也造成他们作品内容的复杂化；而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文人，生活节奏的缓慢更多带给他们闲适之感或思维的休憩。
生活方式的差异，影响文学作品之呈现。这就是为什么施蛰存笔下会出现如此之多“性格女性”的原因，例如《散步》里刘华德太太，给孩子们必须买三友实业社出品的“二一二”牌布料，喝茶习惯将方糖放在红茶里。陆小曼当年与徐志摩之所以最后决定“驻扎”于上海，原因之一在于，这里是“唯一可以吸鸦片的地方”。陆小曼一到上海，“立刻卷入旋涡之中，故态重演，且愈演愈烈。酒宴，舞会，牌桌，戏院，一时间如鱼得水”。
而到了杭州，自然要喝茶。也只有喝茶，才能品出杭州的味道，最好是在龙井、虎跑或梅家坞等地，泡一杯明前龙井，在湖光山色间消磨半天时光。对此，周作人名作《喝茶》有极好的描述：“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1920年初夏，汪静之第一次游览西湖便陶醉了，和诗友们漫步苏堤，吟诗于桃红柳绿间。1922年４月４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中，有“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样的题词。
至于戴望舒那首著名的《雨巷》，描写的就是杭州市区内的大塔儿巷，由此更多人懂得了江南女子那“丁香一般”的忧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西湖而是在旧上海滩，恐怕只能写出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的诗篇吧。比如，茅盾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如此描写旧上海风貌：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杭州最惹文人恋
出生在钱塘江上游的郁达夫对西湖怜爱有加，因为他在杭州度过了青春时代。郁达夫的故乡是富阳，以富春江而著名。
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据他说，杭州府中是当时最难考的一个。在等待发榜之前，初来杭州的郁达夫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也就在那个时候，西湖给他留下了“消魂之窟”的大好印象。三十年后回忆杭州景物，他频频感叹：“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对于杭州，郁达夫也有独到的见解：“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如此一来，杭州成了郁达夫的第二故乡。
在他的集子里，有《杭州》《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还乡记》《说杭州人》和《移家琐记》等大量杭州题材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的无限热爱：“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
而且，郁达夫最爱秋后的西湖：
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教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棹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滓的地步。
西湖之秋，恐怕只有在郁达夫的笔下，才显得如此灵动与娇美。沐浴在秋日的夕阳中，和两三好友坐在临水的茶楼上，赏览湖景，品饮清茶，怕就是人生境界之极致了吧。
与王映霞迁居杭州后，郁达夫曾致信上海的杜衡述说心境：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少了刺激。”郁达夫的自省不是没有道理，与上海的车水马龙相比，西湖的山水人文似乎都是停留在宁静的时空中，和谐安谧。
朱自清1920年5月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对人生的彷徨之感是作品的主基调。然而一年后，西湖里荷花争艳时，朱自清的长女采芷出生在杭州，自此，他的新诗与散文中增添了许多温暖色彩。《人间》表达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感受；《湖上》则描写了西湖歌女给诗人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白云依依地停着；
云雀痴痴地转着；
水波轻轻地汩着；
歌声只是袅袅娜娜着：
人们呢，
早被融化了在她们歌喉里。
如此欢愉与平和的心态，是尽享天伦之乐者的自然流露。
生活在杭州西湖，似乎是消磨人的意志力与上进心的。当年徐志摩陪伴访华的泰戈尔一路来到杭州，畅游西湖时，竟在一处海棠花底下通宵达旦地作起诗来。梁启超则作了一副联句：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徐志摩对西湖很是熟悉，与陆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陆小曼喜爱游玩，一到了山间便欣悦至极，“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楠林深郁，高插云天，到此吐纳自清，胸襟解豁”。
还有大名鼎鼎的胡适。1923年，他携表妹诚英来杭州度假养病，不久就与她定情于西湖之畔的烟霞洞。身处湖光山色之中，又有佳人陪伴，胡适乐不思蜀，连其鼓吹的新文学也不怎么关注了。看来，晚年鲁迅不愿意到杭州居住，也许真的是怕消磨了自己的激情？
说到杭州对文人的吸引力，则不能不提美食。
杭州菜名“杭帮菜”，其实该算是浙菜。民国时期，杭州的饮食业已逐渐兴盛，杭州菜也分为两大流派，一种以“楼外楼”天外天”等西湖名胜古迹中的名菜馆为代表，另一种则是服务大众的平民菜。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宋嫂鱼羹、清蒸鲥鱼、叫花童鸡、西湖莼菜汤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菜。
俞平伯曾在杭州四年，尝遍杭州美食当不在话下。且看他笔下的一则记录：
莼鲈齐名，词中“乳莼新翠不须油”句说到莼菜，在江南是极普通的。苏州所吃是太湖莼。杭州所吃大都出绍兴湘湖，西湖亦有之而量较少。莼羹自古有名。“乳莼”言其滑腻，“新翠”言其秀色，“不须油”者是清汤，连上“烹鲜”（醋鱼）亦不须油。此二者固皆可餐也。
性情温雅、为人朴实沉稳的丰子恺在杭州居住多年，也结交了众多文人墨客。他自言与杭州的情缘：“老家在离开杭州约一百里的地方，然而我少年时代就到杭州读书，中年时代又在杭州作‘寓公’，因此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丰子恺经常在西湖边饮茶、写生，畅游心神，也写过许多关于西湖的散文，篇篇妙绝。他的文章内蕴真实动人，毫无半点虚浮与华丽，如《杨柳》《山中避雨》《西湖船》《湖畔夜饮》所表现的西湖，正如他的素描画一般干净透明、真实自然。
陈布雷夫妇于1932年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住在西湖边宝石山东南的小莲庄，雅号“坚匏别墅”。此地依山傍水，尽得湖山之美景。陈布雷对此居所十分满意，与家人游山赏水之余，还去北山街上的西湖电影院看电影。谈政之余的陈布雷偕同家人或是朋友出游西湖数次，兴致袭来时饮酒谈梅，不亦乐乎，无聊时则约同几位友人去往饭馆，闲适的日常生活，给予这位“文胆”无尽的灵感。
之后几年里，他偶尔回到杭州休养身体，也不忘走入这青山秀水中。从日记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境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天容阴沉则病体难痊，晴空万里则令他心神舒宁，这也反映出文人偏向感性的情状。
鲁迅先生在上海
人们有的喜欢上海的繁华，有的喜欢杭州的美景，但鲁迅先生也许是一个例外。首先，身为浙江人的鲁迅，竟对杭州和西湖都没有多少好印象；其次，他晚年虽然一直住在上海，但对上海没有什么好评价，或者说褒少贬多，却又不想搬到其他城市居住。至于原因，说来有些复杂。
鲁迅曾如此描绘上海：“城市色调是白中带红，城市的味道是咸咸的海风味。这白和红，不是绅士的白手套与血色的红酒，而是弥漫全城的白色恐怖和街头偶现的红色标语；至于咸咸的海风味，则是上海深具海的包容和动荡的人文气息。”确实是感情复杂，有褒有贬。
他并不认为上海可爱，却又选择定居于此，是因为这座城市特别有生气，能接触到不少进步文化人士，是从事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最佳之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新闻出版中心，几乎有一半文学杂志在上海发行，整个民国时期，再也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出版活跃、文化繁荣。
许多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来到上海后，凭稿酬收入便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例如郁达夫当时的版税收入每月有200银元，鲁迅自然更多，因为当时报刊给他的稿酬是最高的。当时一名熟练工人的月收入仅30银元左右，而这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
作为浙籍文人，对杭州的环境不满而放弃在杭居住后，上海几乎就是鲁迅唯一的选择了——北京他已经不想再去，而上海的气候、物产、方言和风俗人情都与浙江相近，至少不会感到陌生。
此外，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生活条件自然更加优越方便。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鲁迅定居上海的十年，看了142部之多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看电影还是比较奢侈的娱乐消费，而鲁迅从来都是去上海最好的电影院，买最好的票，并且一定是坐汽车去。他的理由是，既然娱乐享受，就要享受得舒服，所以看电影要有最好的视觉效果，看后也要很舒服地回家，挤公共汽车回去，不就丧失所有看电影带来的快感了么？
而且，鲁迅看电影并非只是自己一家人去，常常请周建人夫妇或其他朋友一起，当然就要花费更多。当时电影票普通座位的价格为每人2或3角，包厢则要每人1到2元。那么鲁迅一家连同弟弟周建人一家至少五六口人，加上来回坐汽车的费用，每次就要花费数元甚至更多，几乎是当时上海平民一家三口半个多月的生活费。无怪乎，当时一些书店老板也非常羡慕鲁迅这样的娱乐活动。
鲁迅在上海还有一个爱好是下馆子，当时上海最好的餐馆，几乎都去过。他的观点和看电影差不多，要去就去最好的。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这样表述：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当然，这和鲁迅收入较高有关。
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鲁迅晚年定居上海直至逝世期间，总收入为78000多银元，平均每月700多银元，毫无疑问是文人中的高收入者。
鲁迅、许广平的杭州之行
1909年初春，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因经济状况窘困，由欧洲返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此时弟弟周作人准备结婚，母亲希望鲁迅能够在经济上多帮助家庭，他只好迅速回国。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编者注）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这次通信后，鲁迅被许寿裳举荐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教授化学和生理学，是他一生中在杭州时间最长的阶段——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中，鲁迅很少游览西湖。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
鲁迅从小生长在江南小城绍兴，对于山水之美应当喜爱，那么西湖怎么会令他产生不过如此的印象呢？也许，鲁迅弟子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中的一段话，多少可以解释困惑：“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在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到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小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事实上，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经常带学生去西湖一带采集标本，做些植物学研究，不可能看不到西湖的美丽风景。如此说来，也许他确实对自然风光缺少欣赏的兴趣。此外，鲁迅在杭州任教时，误认为雷峰塔就是保俶塔，也说明他对风景名胜不敏感。
不过，对此笔者一直有疑问：鲁迅到过杭州多次，又曾在杭州任教一年，难道真的不知道西湖边上这最有名的两座塔？它们一南一北隔湖相望，雷峰塔如老翁，保俶塔如美人，一胖一瘦，是绝不可能弄错的。假如不是，那又说明什么？也许，鲁迅只是不欣赏人造的风景，因为他笔下的江南水乡还是被描述得极为秀丽迷人，如小说《社戏》中的那些经典段落。
鲁迅对杭州印象不佳，还可能与其家族史有关。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被关押在杭州狱中，鲁迅作为长房长孙，不得不定期到杭州探望，那时的他又怎会有心情欣赏西湖美景？尽管八年之后祖父被释放出狱，但多年的打点行贿等已令周家衰败，这样的遭际自然给他深刻的记忆，成了内心深处的疮疤。每次到杭州，都会唤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景色再美丽又有何用。
不过，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他带许广平到杭州游览那一次。在此时的鲁迅眼里，西湖似乎还是美丽动人的。对于与许广平结合之后的度假游杭州，《鲁迅日记》1928年7月12日有记载：“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
有关这次杭州之行的具体情况，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以及郑祖樵所写《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记家父郑奠教授生前谈话》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窥见鲁迅少有的心情愉悦时光。且根据两人的文章概述如下：
1928年7月12日深夜，鲁迅和许广平由许钦文陪同，从上海乘火车到达杭州，事先让川岛提前一天去杭州，预订好清泰第二旅馆的床位。有意思的是，本来是到杭州庆祝自己和许广平结合的鲁迅，却坚持要川岛订有三个床位的房间，并且明确告诉许钦文，白天随便他去哪里，晚上却一定要回来睡，而且要睡在自己和许广平的中间。至于许钦文是否感到尴尬，鲁迅可能不去想——度蜜月还要有陪床者，真是天下少有，以此可见鲁迅内心的矛盾。
不过，鲁迅在杭州这几天毕竟还是很快乐。15日，鲁迅邀请川岛、许钦文等人在著名的“楼外楼”吃午餐。他高兴地说：“五十多天前，我和广平结婚了。今天请大家吃饭，虽非喜酒，但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大家热烈祝贺。
饭后一起去虎跑泉，许广平感到很新鲜，一路上问这问那。此外，他们还去了西泠印社等处，玩得很尽兴，鲁迅更是显得十分开心。17日早晨，鲁迅和许广平回上海，大家托许钦文送行。这应该是鲁迅晚年唯一一次时间比较充裕的休憩。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