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 念
曾有人说，如果苏州人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为十分的话，那么二分来自明代的传说（如唐伯虎和祝枝山），三分来自前清的传奇（如乾隆帝下江南），四分来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凌乱记忆。当然，还有一分，来自阖闾、夫差和西施、范蠡的传说。这个传说的源头，就在距古城区西南三十里的木渎古镇。
据著名诗人、作家，也是苏州地方史权威朱红先生的研究，木渎在成为“木渎”之前，还被称为“鹿陂”和“耦渎”。这两个地名都很风雅，直可入《诗经》而唱咏。“鹿陂”，吴王阖闾养鹿的山坡；“耦渎”，两水并流的意思，这两条河，就是今天的古胥江和香溪。两河接口叫“斜桥”，人称“斜桥分水”，是木渎十景之一。
木渎之有名，源于2500年前的吴越春秋故都，流风余韵，时聚时散。由传说而文史，由文史而文化，其累积不可小觑。家乡人说家乡事，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故事代代流播。陵谷变迁，魏阙颓圮，文明之所以绵延，人心尤依附于其上乃渐而甦生者，全赖口耳承续，将民族记忆点滴相传。
孙武和朱买臣
春秋后期，吴国在其地缘天敌楚国的压迫下，好几次濒于灭国。吴王僚在位期间，吴国同楚军僵持于淮南到巢湖一线，都城则固定于今天常州市武进区的雪堰镇。阖闾践位时，楚国这个“蛮夷”的强大早就令中原诸国极为不安，它们乐见吴国崛起对抗，以战略消耗楚国有生力量，因此各国明里暗里都给予吴国有力支援，著名的兵学大师孙武即齐景公派到吴国的军事顾问。
于是，在伍子胥的主持下，吴国决定进攻楚国，最终目标是覆灭其郢都，以报复吴国三次被楚军隳（音huī,毁坏——编者注）都的奇耻大辱。伍子胥一方面在今天的木渎，即灵岩山至穹窿山一线建设行政中心、外交行馆和军事基地；一方面开凿运河，以作军事运输之通道。
孙武是齐国贵族，原名“田开”，到吴国后吴人称之为“王孙”，又因封号为“武子”，后人称其为“孙武”。公元前512年，受伍子胥要求，孙武由齐国派到了吴国。出土竹简《吴问》记载，他一到吴国就直接投入了训练吴军的工作，《孙子兵法》就是练兵教材，由他口述，学生记录。孙武是齐国的军事顾问，因吴国联齐而深得阖闾信任，又因吴齐反目而为夫差所驱逐。孙武去向不明，他应该有后代留在了吴地。有些族谱坚称孙武的儿子被分封在富春（今杭州富阳），累世为官，比如孙坚、孙策、孙权家族就是其后裔。
其后漫长的年月里，穹窿山麓有了个奇特的地名——“藏书”，据说汉初大臣朱买臣曾读书于此。他的生平之跌宕起伏，所谓“马前泼水”“覆水难收”，戏剧性之丰富也一向为民间艺人津津乐道。朱买臣“藏书”，藏的究竟是什么书籍呢？应该就是《春秋经》，或者更明确而言，是《春秋公羊传》。
汉兴七十年，丞相等三公高官始终由功臣集团把持，所谓“非军功者不得封侯，非封侯者不得拜相”。如此，读书人，尤其是儒生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汉武帝以千年大业计，决定开创文人时代，这也是汉文明二千年勃发生机的奠基之举。
武帝此时任用一介白丁朱买臣为太守和九卿，同其任命另一位春秋学大师公孙弘为丞相一样，并非仅仅是重视人才或儒生，而是要将春秋以来六百年的刀兵血火全然洗净，让中国真正走入一个弦歌礼乐而揖让和美的盛世。这就是汉武帝在中国史上的文化意义，而穹窿山下的朱买臣，也因附此骥尾而不朽。
施亮生和徐枋
明初燕王朱棣靖难，“燕啄王孙”，建文帝不知所踪。后来章太炎坚定认为，穹窿山就是建文帝的隐居地，还特意作了一副对联确认其事：
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
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中惟许法王居。
迨及有清，穹窿山是江南道教祖庭，苏州城中的玄妙观将其宗风发扬，迄今已经三百余年。明清江南有到盛暑吃素的习俗，相传农历六月廿四是雷公的生日，因此一般市民从初一到廿四斋戒，称为“雷斋素”。斋戒前后都要吃点荤腥，然后去附近的道观烧香祈祷，斋戒前叫“封斋”，斋戒后叫“开荤”。
苏州的雷神殿，就在观前街玄妙观。据记载，每到农历六月初一前夕和六月廿四之后，苏州有七成以上的市民会去观中烧香，顺便到松鹤楼吃一碗卤鸭面，这样，“封斋”或“开荤”仪式就算完成了。整个夏季，有超过七成的苏州人会两次去松鹤楼品尝卤鸭面，到清末，这个风俗整整持续了一百年。松鹤楼也就成就了其在苏州餐饮业中的金字招牌。
而玄妙观的雷尊崇拜风俗，则来自木渎穹窿山的浸润影响。雷尊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是道教雷法的主神之一。雷法自两宋之际兴起以来，因为其祈晴祷雨的功效颇为灵验，流传极广。清初顺治年间，著名的“铁竹道人”施亮生主持穹窿山，重建上真观。当年施亮生在龙虎山学法的时候，专修“五雷符秘法”，也就是说，他将江西正一派道教的“雷尊崇拜”传播到了江南。康熙初年，苏州乡贤请施亮生重修玄妙观，工程浩大而耗费极巨，施亮生一钱不私，获得了苏城士绅的尊敬。从此，玄妙观成为江南雷法传承中心，城内“雷斋素”的习俗，也从此发轫。
此时的木渎镇，是“副县级”单位，地方首长为县丞，驻所在中市街北。其衙署房屋鳞次栉比，非常气派，令后人不解的是，县丞衙门的朝向，竟然是坐南朝北。衙门正对北面的“上沙”，在灵岩山和天平山之间。灵岩山据说是西施故地，天平山则是范仲淹祖茔所在，而居于两山之间的隐士徐枋，在清初的名声，一点儿也不亚于前两位。
徐枋结庐于山坳间，所谓“鼎革后，屏居上沙涧上，安贫乐道，以笔墨山水自娱”。他自命为前明遗民，发誓“终身不入城市”，交游淡泊，又不治产业。时间久了，木渎民间就有了脍炙人口的传奇，说徐枋豢养一匹毛驴，每当日用器具或食品有所匮乏，他就将自己创作的书画搁在驴背上的竹篓里，再放一张所需物品清单。毛驴信步前行，到木渎镇中市街，市民纷纷拿走书画，而把徐枋需要的日用品放在篓子里，毛驴再缓缓回到涧上草堂。
木渎的县丞衙门朝着“上沙”，正是时刻关注着隐居于此的徐枋。作为苏州最著名的遗民和文化巨擘，汤斌与其结交，宋荦经理其丧事，林则徐特意来此凭吊，作诗留念——这三位都是江苏巡抚。所以，徐枋生前，县丞关注其动态；徐枋身后，每一任县丞都要修葺作为徐枋祠堂的涧上草堂。
木渎此时以中市街为核心，东街和南街尤其繁盛。康熙年间，退休官员吴铨定居东街，构筑遂初园。经三代人努力，此地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书中心，其孙吴泰来跻身乾嘉学派，得以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
当年的东街市集既附着遂初园这个藏书中心，是“文化一条街”，又钱庄密布，挤在织席作坊和南货店之间，进行银钱兑换。当时小小木渎，每条街巷都有钱庄入驻，可谓金融繁盛。中市街以饭店和南北货行为主。餐馆的店招写着“五簋大菜”。“五簋”是吴地民俗，招待贵客必须具备鱼、肉、禽、什锦、甜汤等五道菜，后延伸为隆重待客的大餐。“五簋”这种说法，今天的苏州已经听不到了，据说无锡尚有残存。
叶燮和沈德潜
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首次南巡，二月廿一抵苏，并来到了木渎镇。皇帝来木渎，是因为大诗人沈德潜的介绍，而沈德潜之于木渎的因缘，则来自他的老师叶燮。
沈德潜一生有两个重要角色，“时艺名家”，即八股文教师；诗坛领袖，即诗学理论家。他靠前者维持日常生活，而靠后者建立社会地位。登进士第后，乾隆帝对其优遇如此，正是因为沈德潜当时已是有清百年来对诗歌的历史见解和艺术造诣最用功者。他对诗歌的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是从木渎开始的。
木渎环山而居，古称“聚宝盆”，其西南尤有群峰绵延，将辖区同太湖隔开，故名作“踞湖山”，因其地势横亘，又称“横山”。横山自太湖到石湖共有七座主峰，南麓“峰峦秀美，林木蓊蔚”，颇有隐士寓居。至于北坡则背阴地瘠，诗学名家叶燮由于官场挫败而宦囊羞涩，只能择此定居，却为木渎培养了好多作诗种子。
叶燮在北坡开辟的山居叫作“已畦”，所谓“山则块然，濯濯然；地为城市往来之孔道，殊乏幽深之致”，但沈德潜却悠游其中，求学一年间还结交了许多终身好友。有的是他的同学，比如原来家在苏州城边，后迁居木渎，住在下沙塘啖蔗轩的张永夫；有的则是同学的诗友，比如木渎山塘街岩东草堂的盛锦。这些乡贤在历史上大多籍籍无名，却一直像一根若有若无的红线，在适当的机会，将沈德潜向木渎牵引。
沈德潜初到木渎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年纪，考取秀才后不久；三十年后重临，却仍是一领青衿，已经乡试十次而未能中举。这次到木渎，是来备考的。这是雍正七年（1729）三月，老朋友盛锦来访，说自己家附近，也就是木渎山塘街的永安桥（因南堍有王家村，因此也叫“王家桥”）边有房屋出租，请他去看看。沈氏当即就相中了这间屋子，并起名为“竹啸轩”。
借住永安桥边没满一年，沈德潜去了太仓坐馆。年底回木渎，也不租房了，索性在百米开外的山塘街鹭飞桥西侧买了一间房子，继续他的“竹啸轩”生活。沈德潜以《归愚八股文》为教材的举业非常出色，邀请其开馆授徒的官宦富家络绎不绝。而且他也是著名“出版人”和“畅销书作家”，其编选的《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的销量蒸蒸日上，他自己的诗集《竹啸轩诗钞》也深受读者欢迎。因此，沈德潜经济上宽裕安稳。虽然生活不再有“穷秀才”之虞，其情趣自不脱文人本色。据后人回忆，他曾经在宅子大门贴了一副自题对联：
渔艇到门春涨满，
书堂归路晚山晴。
时人评论说，“二语极肖乡村清远之景”。确实，寥寥数笔，就将门前的香溪河、院后的灵岩山勾勒而出，一派晚春黄昏的江南街市风貌。乾隆三年（1738），沈德潜在木渎住了近十年后终于中举，次年进京会试，连捷进士，这幢房子也就卖掉了。接盘者知道沈德潜的赫赫大名，将这对门贴直接刻在门板上。六十年后依然有人目睹，“见老屋破扉，犹存字迹”。
就清代诗人而言，论及作品规模，当然是乾隆帝，以四万首的高产量雄踞中国诗歌史的榜首；论及名声之大，则属同时代的苏州文人沈德潜了。沈氏在未入官场前就以诗歌作者和诗学专家的双重身份而名动天下，京城里从阁臣到皇帝，都知道这位“江南老名士”。而其虽然科场蹭蹬，一旦成进士、点翰林，即官运亨通，以礼部侍郎致仕后还被乾隆帝加尚书衔、赐太傅衔，苏州地方为其建造生祠。迨其近百岁高寿去世，即以太子太师的“三公”地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赐谥号“文悫”，可谓恤典优隆，哀荣备至。
乾隆帝和陆龟蒙
乾隆帝一到木渎，居于穹窿山的画家张宗苍即以画册《吴中十六景》进献。“吴中”可指吴县，也可指苏州府的三座附郭县——长洲、元和、吴县。这十六景是万笏朝天、寒山晚钟、支硎翠岫、千尺飞泉、法螺曲径、华山鸟道、天池石壁、石湖霁景、灵岩积翠、海涌一峰、邓尉香雪、光福山桥、穹窿仙观、包山奇石、莫厘缥缈、苏台春景，全都聚集在苏州城的西部。看来，这个“吴中”就是当年的吴县了。
苏州的画士纷纷进献自己的作品，以求入宫廷画院。皇帝略懂画中“三昧”，经过一番筛选品赏，他看中了两人，张宗苍和徐扬。徐扬作《盛世滋生图》，近年被重印，已为许多人知晓，知张宗苍其人其画者则甚少。其实，无论名声还是成就，张宗苍都在徐扬之上。乾隆帝对张宗苍的画极为赞赏，对《穹窿仙观》特别感兴趣，看来他既喜欢画作，也喜欢画中的上真观。其题诗云：
阳山高抵穹窿半，拔地千仞参霄汉。
琳宫梵宇倚层椒，时有云气为光幻。
从诗意可看出，乾隆对张宗苍山水画之“用笔老到，神气合一，山木苍劲秀丽，殿宇杰阁线条细腻有致”甚为欣赏，加深了对穹窿山高峻入云、道观建筑雄伟壮观的极佳印象，为他第二次南巡时登穹窿、赏胜景作了先导。
于是，乾隆命张宗苍到内廷专门绘画，其画入画院供奉。乾隆十八年（1753），高宗嘉其艺，特赐工部主事，启祥宫（画院）行走。因画艺高超，张宗苍屡蒙赐第、赐膳、赐杖及福字、貂裘。乾隆为他的画题御诗达70余首，所得到的恩赐在历代文人画士中也是不多见的。
乾隆二十二年（1757），高宗皇帝第二次南巡，首度登临穹窿山，写下这首诗：
震泽天连水，洞庭西复东。
双眸望无尽，诸虑对宜空。
三万六千顷，春风秋月中。
五车禀精气，谁诏陆龟蒙。
诗中由太湖美景而联想到晚唐的苏州名士陆龟蒙，既表示出作者身为皇帝而对“野无遗贤”的疑惑，也说明乾隆帝的学识渊博，对历代苏州才子的掌故了如指掌。陆龟蒙在木渎东跨塘参加太守宴集，大醉后赋诗一首，遂从此渡口经胥江深入太湖，不复相见。因诗句有“几度木兰舟上望”，故而地名改为“兰舟渡”。这个典故非常著名，清末苏州士大夫邹福保的壬子诗稿，提及“先茔”所在地木渎镇西跨塘荡头村，所谓“跨塘桥外兰舟渡，一片春波似泪流”，就是在这里。
后四次南巡，乾隆帝都登临穹窿山而祈福，可见其钟爱眷恋。
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前四次沈德潜都还在世，尤其前二次，沈氏虽年已八十上下，但精力尚可，因此除远迎接驾外，还陪同皇帝一起饱览苏南秀色。晚清曾有学者评论道，“诗人遭际，自唐宋至本朝以长洲沈尚书为第一。天下孤寒，几视为形求梦卜矣”，所谓“至于（皇帝）赐序私集，俯和原韵，称老名士、老诗翁、江浙大老，渥眷殊恩几于略分，公亦何修得此乎”。此是后话。
皇帝住在木渎的时候，同沈德潜诗画唱酬，吟咏相和。比如这首著名的《灵岩杂咏》，就是乾隆帝在灵岩山顶佛寺边的行宫，步沈德潜诗韵写下的：
塔影遥瞻碧汉中，梵王宫侧旧离宫。
观民展义因时切，石栈云林有路通。
竹籁萧萧喧处静，梅花漠漠白边红。
太湖万顷轩窗下，坐辨洞庭西与东。
木渎乡贤周菊坤先生说过，“竹子长在山上，那不是文化，把它做成竹笛、毛笔、戒尺之类，便赋有了文化；清冷的寒夜，看见竹子在素墙上的投影，心生悲喜，这是文化”。同理，乾隆帝一生作诗无数，可能拈出一首没多大意义；但其登高望远，在木渎同曾在木渎寓居十年的沈德潜唱和，这便有了文化价值。皇帝也曾驾临本地并留下文化遗迹，270年后，因前贤灵光引导，木渎的后生小子在山塘街、御码头、灵岩山切切缅怀，这就是从漫漫国史中看出的一抹文明的暖意。
乾隆帝的诗作或速朽，沈德潜的故事或速朽，木渎的文采风流或速朽。然而，因着沈德潜的氤氲荣光及乾隆帝的脉脉关切，木渎永远在史籍和文化中留下了一张温柔敦厚的笑靥，这就是文明和历史的不朽。而木渎的流光溢彩，将在我们说起这段故事的每一刻历久弥新，绵延悠长。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