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凤莲
千年羊城——一颗璀璨的“南国明珠”。今天的广州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都市，是文化辐射力强大的中心城市，是高科技数字经济的孵化场，还寄托了全球华人华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愁。
今天的广州文化，七彩流光、万紫千红，既有国际都市的现代快捷，也有历史名城的庄重高雅，还有南国花城的温馨富足。逆时光之流而上，去追溯广州最初的文化底色，或者说找寻广州文化的原真结构，我们该去哪里发现文化长河的源头？
越秀、荔湾、海珠是广州文化的三原色。在古城墙被拆掉之前，特别是“一口通商”前后的百年，广州完成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累与建构。那么，对于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广州来说，海珠区意味着什么？
从古至今，海珠区贡献了珠江、花市、小港、海幢寺、黄埔古港、纯阳观、工业大道、海珠湿地、广州塔、琶洲试验区、广交会、琶醍等广为人知的文化名片。从时间构成来看，海珠区以先秦为起点，历经南越、南汉、清末、新中国成立等多个时间节点。将时间和文化品牌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梳理出一条完整的海珠文脉，这条文脉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珠江南岸，而是与大广州所有的文化瑰宝一起，合力形成了“千年羊城，南国明珠”的璀璨风景。
得天独厚的自然恩赐，加上广州人民的勤劳智慧，广州呈现的不是城乡二元对立，而是文化的三元和谐：越秀在城墙之内，自古就是广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荔湾依托于古城墙之边，是商贸和交易中心；而海珠则是江海明珠，它在大江对岸，两千多年里，为花城奉献了最淳朴、最优美、最丰饶的江河田园之美，确立了广州千年商都牢不可破的坚实地位，展示了羊城崇尚风雅、自在自适的生活情趣。
珠江：海珠文化的神韵与灵魂
城市空间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自然环境。城市的兴衰很大程度受制于江海，世界上众多历史文化名城都是毗邻江海。讲述海珠区的故事，首先从珠江开始。这片富饶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被珠江环抱着，变化了数千年。珠江不仅是广州的母亲河，也是岭南文化的象征，它承载着两千多年岭南精神的演变，其中不变的是“雄直”的气节。就狭义的“文脉”——文学艺术的演变来看，海珠人杨孚、李昴英、何维柏、潘飞声等南粤先贤，在不同历史时期高举的都是“雄直”的大旗，用诗文反映现实。
孕育、壮大于海珠的岭南画派，更是以“折衷中西”为号召，将岭南文化的繁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广东音乐共同成为岭南文化飘扬在中国艺术史中的两面旗帜。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海珠区土地上的演变，都与珠江有关。
珠江不仅是一条满载历史故事的河流，对于城市来说，它更是一条养育苍生、兴旺百业的生命之河。穿越城市、东流入海的珠江，是造化为广州这座美丽城市画下的最原始构图。江河对于中国城市来说，是乳汁、摇篮和襁褓。在公元前214年，任嚣城（广州古称——编者注）打下第一块土坯之前，甚至在人类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珠江已经流淌在这片大地上，用前后航道环抱着美丽的海珠岛。海珠区文化的万始之初便是珠江，海珠文化、广州文化的神韵与灵魂也是珠江。
作家刘斯奋在《广州赋》开篇便写道：广州之形胜也，云山重叠障其北，珠水浩荡襟其南，水阔则盛产鱼鳖虾蟹，山深则广栖走兽飞禽。于是百姓来集，以渔以猎；炎风播雨，宜牧宜耕。云山珠水，是广州“宜牧宜耕”“百姓来集”的首要条件。等到城市建设起来，有了商铺、寺庙、私塾、学宫，有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珠江不仅是安居的倚靠和屏障，更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底气、支柱和灵魂。
海珠石与刘王殿
一条大江，可以将城市两岸分为南北，文化却是从来一家、难分彼此。“海珠”这两个字像一个美丽的桂冠，从珠江中“浮起”，落在了“河南”的头上。1960年8月，河南区改名为海珠人民公社，取其“海上明珠”之意。
海珠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与珠江前后航道环绕而成的岛屿之美无限吻合。不过，这个名字本来并不属于珠江南岸，而是一块已经融入越秀区沿江路的大型礁石。人们疑惑海珠广场、海珠中路不在海珠区，殊不知，这是历史文化的一个奇妙错位。
宋代时，海珠石为羊城八景之一——“珠江晴澜”。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东笔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都对74“珠江三石”有详细记载。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详细说明了海珠石的传说：
会城有三石，东曰“海印”，西曰“浮丘”，中曰“海珠”……海珠在越王台南，广袤数十丈，东西二江水环之，虽巨浸稽天不能没。语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谓此也。相传有贾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飞入水，夜辄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则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端阳、七夕作水嬉，多有龙郎疍女，鲙鱼酤酒，零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
时间过去近300年，近代外交家伍朝枢在《海珠公园记》中讲述了自己把海珠石辟为公园的过程：“十四年七月，国民政府成立，粤难渐平，与民更始，朝枢受忝长市政。以海珠一隅，尚驻军旅，宜踵前议，辟为公园。爰请驻军他徙，属工务局长林君逸民速事规画……自兹以后，都人士女，游止其地。”到了1931年，长堤扩筑，海珠公园北面还存留的水道完全填平，海珠石至此彻底难觅踪影。
对于海珠区来说，南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故事和传奇纷至沓来。南汉时期，广州的城市空间被城墙局限，所谓“建设”，便是大修宫苑，使得广州“一半花园一半城市”。
据南宋时期王象之编撰的地理总志《舆地记胜》记载：卢循河南故城，南汉以为仓廪，刘王殿岗即其遗址。”南汉人对于晋代农民起义大本营卢循故城的用途产生误解，以为是仓廪，于是称它“刘王廪”。南汉高祖刘䶮先是把卢循城用来作为仓库，然后在仓库西侧修筑宫殿，这就是昌华别苑，俗称刘王殿。
刘王殿地处河南隔山村，到了清朝，尚有隐约可以分辨的殿基，登上旧址，在当年可以将白云山一览无遗，与镇海楼遥遥相对。旧时的刘王殿附近还有上马岗、下马岗，起伏的丘陵、蜿蜒的流水、茂密的树林，曾是刘氏君王和宫女们的演武场。那时的宫女也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后人陈昙有《咏上马岗》诗赞誉她们的“反串”：“习战郊原事亦奇，戎装不类汉宫仪。红裙飞上桃花马，想见娉婷叱咤时。”
作为广州市的三个老城区，越秀、荔湾、海珠都经历了千年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历史文化原点，展示着不同的风采和风貌。越秀区的文化原点位于人民公园南广场；荔湾区的文化原点在老西关，荔枝湾几百年来牵动着广府人的乡愁；那么，旧时的河南如果有文化原点，它会在哪里？
回顾海珠区历史，再来找寻文化原点，我认为应该在刘王殿，也就是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附近。
1930年12月，当时的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编制了《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计划将河南的道路规划为放射性路网格局：“规定河南刘王殿附近为新市区中心，其南北干路为子午线。”
在广州市工务局1947年绘制的《广州市马路图》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河南，公路网以刘王殿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如同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那时的刘王殿，还只是一个用等高线标记的山岗而已。彼时的广州，连接珠江前航道南北的桥梁，除了已经建好的海珠桥外，只有三座规划中的桥梁：最西边一座的位置近似今天的人民桥，最东边的一座纵贯二沙岛中部，还有一座位于海珠桥东边，规划的位置接近今天的江湾大桥。
刘王殿的位置靠近海珠区的西部，处于广州市传统中轴线的向南延长线上，过海珠桥，则沿着今天的江南大道向东南方向延伸，当时，通往河南的桥梁只有海珠桥一座。其时将刘王殿旧址规划为海珠区的核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今天的海珠区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东临官洲水道，西靠白鹅潭，南北为珠江的后航道和前航道，当代海珠区的文化中心，早已不在刘王殿。而以刘王殿为海珠区的历史文化原点，与河南地区特有的历史渊源有关——南汉遗迹，是最引人怀古之地。
从黄埔古港到琶洲广交会
广州的“城脉”由北向南，依次按照山、城、田、海的格局展开，假如没有海珠区，没有海珠岛宽广的田地，广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将缺少生机、缺少色彩。
古时候，城市的存在首先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对于史学家来说，中国城市的“市”，即“市场”、商贸的职能，要南宋之后才显露出来，在明朝达到一个高峰。不过，也有例外，广州是当之无愧的千年商都，在唐朝，我们的蕃坊就已经洋溢着浓浓的阿拉伯风情了。
“海上丝路”发源地的“商脉”，从秦汉发源，经过黄埔古港的繁华，一直延续到今天琶洲广交会的辉煌。
珠江是广州商脉的载体。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时，就明确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商船，不得沿江湾泊，必须下锚黄埔。”这里的黄埔不是今天的黄埔区、长洲岛，而是海珠区的黄埔村。
当时，村中设有黄埔税馆、夷务所、买办馆，黄埔港则为外国商船碇泊装卸之所。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关闭闽江浙三关，只留下粤海关一口通商，黄埔的货物交易量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
十三行并不在黄埔村，黄埔古港是广州海运的物流港，十三行商人们来黄埔，是为了现场看货验货。据说，交易的场面也非常“粗放”。根据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记载，当时的外贸生意，甚至不必细看货单就定价交易。从1843年6月出版的一份外国杂志上的插图《黄埔岛与广州河》就可以看出，当时琶洲塔的位置，还在水中央的洲岛上。
贸易如同海潮，也是潮涨潮落、不断变化的。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将国门打开一条缝，允许洋船来华贸易始，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72年间，欧洲的消费能力和远洋运输能力尚未到位，来广州互市的洋船实际并不多。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十八年（1838）的80年才是兴盛时期，其时实行的所谓“一口通商”，只是对欧美的洋商而言。据统计，来船共达5700多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最多。美国自“中国皇后”号船于1784年首航广州成功之后，至1833年共来船1104艘，相当于英国数量的一半，居第二位。再次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29年至1785年共来船230艘，然后便是瑞典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商船。
英国人安德逊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所乘英国战舰“狮子号”的大副，他在1792年至1794年间来过中国，回去后出版了《英使访华录》一书。他是这样描述黄埔村的：
这是在中国唯一允许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城市……甚为广阔但不见得宏伟华丽；街道大都很狭窄而人群拥挤。房屋是木房，只有一层。街上都有商店，店内布置得像英国形式，由此可见，居民有所偏爱。依照英国书法用英国字母写上他们名字的招牌并不少见……黄埔是各种船只停泊之所，但沿江上溯则一概被禁止。这是一个甚为美丽、人口众多的村庄，离广州约十八英里。房屋是铅色砖砌，优美的树木间衬在屋宇之间。毗连的田野是一片平地，但在珠江对岸的地面不如广州的宽阔，而有些高低不平与参差不整的形象。
美国人亨特则在《广州“番鬼”录》中记录了他于1825年来到广州的经历：
清朝的第三代皇帝雍正，于1745年下令全部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口岸——通称为黄埔港……碇泊所的北面是重要的黄埔岛，这条河也叫作黄埔，碇泊所也同样使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黄色的碇泊所’。黄埔岛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
古代简陋的交易方式，对应的是封闭的外贸体系，与今天广交会的规模、档次有着云壤之别。广交会是广州“千年商都”传奇的延续，是中国拓宽“海上丝路”的成果。作为祖国对外开放的“南风窗”，即便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外交往、商品贸易的“南大门”也没有关闭，在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广交会依然照常举办。
千年商都最熟悉的语言就是生意，生意便是互通有无，广交会也是如此。筹办广交会的初衷是加大贸易力度，换取外汇，为国家建设购买大量急需物资。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2年到1957年，工业化建设大量需要的橡胶、化肥、沥青、钢铁、机械等很多物资都要从国外进口，而当时的外汇储备却非常少。
在第一届广交会之前的1954年和1955年，广东省在十三行旧地广州市文化公园举办了两届华南物资交流大会，港澳商人采购药材、陶瓷、土特产，交易量达到几百万美元。看到商机，广东省外贸局向中央请示，在广州举办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1956年11月，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会期两个月，客商5000多人，成交额达5000万美元。
一次大胆创新，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贸机制。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式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参展1223人，成交额达1754万美元。贸易，作为广州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磨砺的特长，能力从未衰退过。2003年秋天，第94届广交会首次来到海珠区的琶洲，与流花展馆“两馆两期”。此时，参展企业已达10195家。到了2008年秋天，第104届广交会完全搬入琶洲展馆，实行“一届三期”，共设展位55620个。
对于广州来说，广交会永远是城市最为重要的文化财富，它的选址一直都在城市轴线上。最初选址海珠广场，位于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上；搬到流花路，则靠近代中轴线上的越秀山。跨过珠江来到海珠区，是广交会在规模上跨出的一大步，也是在影响力上跨出的一大步。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广交会对于海珠区的展览、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撬动力度是巨大的。从文化意义上看，对外贸易的枢纽从珠江边的黄埔古港，回到了珠江边的琶洲，百多年来，中国与世界进行的贸易对话、珠江与大海的对话，不仅从未停歇，而且越来越畅通，声音越来越洪亮，航道越来越宽广。
海珠的江海之美，从古迄今不断出新。今天的海珠区，是珠江皇冠上当之无愧的明珠，它将历史之美、自然之美、科技之美、生活之美融为一体。读懂海珠，是读懂广州、读懂岭南、读懂粤港澳大湾区的捷径。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完美地共生，和谐地互补，闪亮了两千余年的江海明珠，仍将继续闪亮辉煌。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