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晓平（文史学者）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发展。有人总结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说：“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毛泽东则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毛泽东一生都注重调查研究，追求实事求是。正是调查研究，使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变成了革命者；也是调查研究，使毛泽东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7年3月，毛泽东花了32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反动势力和革命队伍内部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怀疑。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由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时说，“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这个时期，受到王明路线排挤的毛泽东在“靠边站”的时候，没有泄气，围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兴国调查》《寻乌调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当时叫《调查工作》，1964年6月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改名《反对本本主义》）《我们的经济政策》等调研报告和文章。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口号和科学论断。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0世纪初，湖南思想界流行着一种脱离实际的空谈习气。1919年7月，长沙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一个名叫“健学会”的研究新思潮的学术团体。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上发表文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强调湖南思想界应吸取20年前戊戌变法维新时期的教训，“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
怎样“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如何不凑热闹地“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呢？1919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亲自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150多个问题，并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依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强调要教育“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批评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肯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的错误倾向。他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起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提出的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他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正如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所言：“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毛泽东得到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支持，在郭友梅和范开明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下，登门拜访了11位各行各业的人士，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还花了20多天时间深入商店、作坊、集市、田野作了现场调查。十多年后，毛泽东还在书中“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从1941年开始，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样两个小故事，说明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一个故事是，在遵义会议上，一位同志嘲笑毛泽东军事战略搞的那一套都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都是老掉牙的东西，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就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这位同志自己确实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一下子被毛泽东反问得哑口无言。没有调查，当然被取消了发言权。另一个故事是，一位同志刚到陕北洛川，第二天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些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位同志也被毛泽东问得答不上来，羞红了脸。毛泽东就是通过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使许多干部懂得了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调查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为什么一切工作不能靠装腔作势，不能闭目塞听，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原载《学习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位农民代表远道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借机向他询问乡间百姓的各种情况，对中央制定的政策落实情况和反应进行调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与这位农民的谈话，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光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
距延安城西北方向约八华里处有条小山沟，名叫小砭沟。沟里住着十多户农民。不知什么原因，村里的人口始终兴旺不起来，不少妇女不生小孩，就是怀孕了，也容易流产或早产，胎儿成活率很低。于是有人认为这里的风水不好，便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村里的群众只能求靠神灵的保佑，希望菩萨显灵，能赐给儿女。
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去枣园途中路经沟口，见两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边抽烟，一边唉声叹气。他走上前去打招呼，询问后得知他们是为小砭沟的婆姨不生娃而发愁。
从枣园回到杨家岭后，毛泽东立即给时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打电话：火速赶来，有要事相商。张汉武急急忙忙赶到了杨家岭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开门见山地问张汉武：小砭沟的妇女不生小孩，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好像听说有这么回事。”张汉武回答。“你调查过是什么原因吗？”“没有，公务太忙……”“婆姨生娃娃……是天大的事，不能不管，应当让医院派人去。”张汉武立即表态，回去后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去实地勘察，找出原因，迅速解决。
张汉武回到市委，立即抽调有关人员组成一个医疗卫生普查组，进驻小砭沟。毛泽东又直接给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打电话，要他派出最好的医生和化验员去配合普查组的工作。
经实地勘察，除群众的卫生习惯需要改进外，主要问题出在饮用水上。村民饮用的泉水里边含有一种元素，长期饮用这种水，会导致妇女不易怀孕，就是怀孕后，胎儿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不是早产就是畸形。原因找到了，政府采取相应的治水措施，消除毒害，同时也诊治已发现的疾病，动员各家各户管好家禽，家家建起厕所，经常拆洗被褥，清扫院落，订立卫生公约，人人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结果使村容户貌焕然一新。
一年之后，小砭沟就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大门口，镌刻有徐特立手书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那时，他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含义不太明白，为此他专门查阅古籍寻找答案。后来，他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查证到了它的出处，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努力掌握事实材料，从中得出真实结论的治学精神。而这种精神与20世纪初湖南文化思想界盛行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唯物主义是相通的。
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最崇拜的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都曾为了改良政治而提倡调查国情。康有为曾用“食苦瓜”作比方，说明苦瓜之苦，“必食而后知”。这和日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的那个“尝梨子”的比方有相近的含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将实学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坚持正确的调查研究和实践的同时，十分注意积累和总结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成一套切实管用又富有特色的科学方法。他常把请来开调查会的干部和群众叫做“我的可敬爱的先生”，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的结尾，他诚挚地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1948年，毛泽东与《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时说：性质相同的只要研究一个典型材料，能说明问题就够了。他把典型调查这个中共常用的调查方法形象地比喻成“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泽东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与富农的土地占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但是，地主人口不过1%，富农人口不过5%，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80%。一方面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一方面以8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20%。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种“自己亲身去做”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但仍然不忘眼睛向下，搞好身边的调查研究。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到达佳县谭家坪，在一位老乡家中住了20天，向十多户人民群众作了调查研究。1948年3月，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对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作了调查研究。4月10日，他来到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第二天就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召开阜平地区村干部参加的土改座谈会。11日，毛泽东抵达城南庄，在这里工作的35天中，他又委托任弼时组织召开了阜平、曲阳、定县三县县委书记等参加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汇报会。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他后来起草和制定土改政策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第一手资料。
【“要办什么事，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
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下调查研究的理论名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他说：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毛泽东如此严厉地提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态度之坚定，观点之鲜明，言辞之强硬，在他的著作中是罕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作为执政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地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一切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教科书上没有答案，世界各国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要摆官僚架子。
尽管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再号召领导干部不仅要认真读书学习，还要通过社会实际作调查研究，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但是还是有些干部在那里不作调查、不了解情况而乱下命令，犯了错误还压制批评。对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给予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是党内存在的严重错误，是我们工作中的最大危险。他提出必须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路线教育，要求各级干部不要老是蹲在机关里养尊处优，要到下面广泛接触群众，通过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方法，了解具体情况，取得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
1953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就起程了，这次他要到南方去搞调查研究。经过河北邢台时，他叫人把县委书记张玉英请到火车上，具体了解互助合作运动开展的情况。一问一答之间，毛泽东直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当他得知邢台县委在发动妇女、解放妇女劳动力方面取得很成功的经验时，毛泽东特别嘱咐他们要好好总结经验上报中央。后来，毛泽东把他们制定的《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写了按语：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2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在三天三夜的航行中，他对海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以及部队官兵的思想、生活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欣然题词：一定要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同时，他对长江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水文水利及水力资源的规划利用等作了详尽的了解。
纸上得来终觉浅。毛泽东知道只有结合实际去实践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于是，他从1956年2月14日起，到4月24日结束，在自己卧室菊香书屋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最为集中、内容最为系统全面的一次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把这段忙碌的日子风趣地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1951年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位教授组成土改考察团，前往华东、华中和西北三个地区对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实地考察，直接深入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看一看中央政府的政纲、政策是否真的像报刊宣传的那样得到了有效落实。作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朱光潜、吴景超等教授走出书斋，来到偏僻农村的田间地头，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回京后，朱光潜专门写了体会文章投稿到《人民日报》。3月18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送审稿看到朱光潜的文章后，十分高兴，不仅赞成发表朱光潜的这篇文章，而且专门致信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说：“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1965年7月，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归到祖国怀抱。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和他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彭真、郭沫若等参加了会见。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邀请他们游泳。在上岸休息时，毛泽东专门叫警卫把程思远叫过来，单独谈了一次话。这天天气很好。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程思远就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另一把藤椅上。谈话是从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工作经历开始的，都一一作了回答。
后来，两人谈着谈着就谈到了美国。程思远说：“毛主席，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的办公桌上摆着您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还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似乎对这位国民党人士的概括表示赞赏。这时，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不知道。”程思远莫明所指，很是茫然。“我是靠经验吃饭的。”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一句大白话，道出了毛泽东的人生经验，风趣幽默。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曾深有感慨地说道：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6期）
“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国民党人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经验作出如此的总结，真可谓一语中的。毛泽东在总结他作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又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在社会调查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明代杨继盛的一首诗，可谓为人处世的箴言，毛泽东却把它看作是调查研究的一种科学态度和严谨方法。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庐山曾对王任重等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上，即有时是虚怀，有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就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有自省有自律，有自讼也有自勉。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成败，还是毛泽东一生的正误，都与调查研究的正确与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从他的人生体味和心灵对话中，虚心体察，同样可以获取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