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行文至尾声时，深有感触地总结道：不管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流逝，马克思学说中的远见卓识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印证。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百年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那掷地有声的论断：“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为何在百余年前，革命导师就能作出如此精辟的论断，提炼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后世研究者们从不同方面给出了答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为注重调查研究，正是凭借着对社会深入细致的调研，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提炼出学说真理。马克思就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也同样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最为著名和重要的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细致的社会调查和对调查资料严密细致搜集、分析之上。
【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
1841年，马克思从耶拿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开始步入职业生涯。前导师鲍威尔此时正在波恩大学任教，鲍威尔相当看重马克思的学术才能，想劝说他也来波恩大学谋取一席教职。马克思当时已是一名声名鹊起的哲学家，德国学界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马克思、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本“神学—哲学”评论杂志，那么就连上帝都要小心，因为这三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这虽是玩笑话，却也说明了马克思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过人天赋。
即便是180多年前，青年学者想要谋取大学教职依然不容易，普鲁士官方规定，想在大学任职还必须博士论文之外另外发表一篇长论文。因此在1841年中，马克思将相当多精力投入哲学研究，按他本人的说法，是打算写出一篇“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然而命运却为他规划了另一条道路——正当马克思在书桌前专注于入职论文时，未婚妻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法伦男爵病重，他不得不赶回特里尔，直到次年岳父去世后才返回波恩。更糟糕的是为马克思牵线搭桥的鲍威尔，因为学术观点同普鲁士官方相抵触而被排挤出波恩大学，教职就此烟消云散。唯一的安慰就是鲍威尔将马克思介绍到了《莱茵报》，方才促使马克思得以移居科隆，出任该报编辑。
事后来看，马克思没能获得大学教席而是加入《莱茵报》委实是一件幸事，或许正是因为他没进入象牙塔，才有更多机会广泛接触到现实社会。事实上，马克思所在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在19世纪中叶可谓是德意志矛盾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此地在并入普鲁士前曾属法国，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率先完成了去封建化，原有的108个各种小邦被合并为四个地区，各种封建特权、关税壁垒都被清除，因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发达，同法国经济联系紧密。然而问题也在于此，当地的先进同柏林普鲁士政府的保守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曾被法国统治带来亲法倾向又与德意志民族统一心愿产生着矛盾。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率先萌发的地区，大量的工人运动也在当地酝酿发展。
马克思所看到的正是这种动荡的局面，而他也利用在《莱茵报》工作的便利广泛接触社会，为自己后来的理论和学说积攒了丰富的素材和体验。最典型便是他为《莱茵报》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下简称《辩论》）。
所谓《林木盗窃法》，表面上是1826年普鲁士政府出台的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林木行为的严厉处罚，其背景却是上升的资本主义同公社土地所有制残余之间的冲突。按德国民间传统，森林所有权可视为属于所有德意志人民，但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后，容克、资本家瓜分了森林，剥夺了传统上属于人民的所有权，还用严刑峻法禁止他们到森林砍伐树木。1836年，整个普鲁士境内因触犯此法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就达15万人之多，占当年全部刑事案件的77％。嗣后，普鲁士当局还变本加厉地出台更为严厉的法案，甚至将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等行为也作为盗窃犯罪处理，马克思的论文便是针对此而发。
在此文中，马克思对莱茵省土地私有者提出的剥削方案做出了严厉的批判，并且从法学角度论证了保存贫民习惯权利的合法性和实在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种理想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机体，在这个机体中体现着法律、政治和精神的自由，而每个公民在遵守国家法律时，仅仅是在遵守自己的人的理性的自然规律，即马克思认为的理想国家在国家本质利益上与“人的理性的自然规律”并无矛盾，因而法律也不会剥夺人民所有权并且陷他们于罪——换言之，是一种类似“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理念。
《辩论》被视为体现马克思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重要篇章之一，被后世学者反复研究阐述。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之外，我们更应看到马克思在纯学术之外的调研努力：为何他能找准《林木盗窃法》问题，以此作为突破口写下战斗力十足的文章？
毫无疑问，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他调查研究的功底——只有经过充分的调研，他才可能知道《林木盗窃法》所带来的后果，了解其已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只有经过对普通民众和历史的深入了解，才能从传统上归纳出人民对森林的合理所有权。在论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所作的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通读了枯燥无味的议会辩论实录，清楚地梳理出各种典型代表言论，让后人了解当时莱茵省土地所有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则站在习俗和人民的角度，一条条地对其进行了反驳，充分反映出了他对此问题的了解程度。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才使得整篇文章有的放矢，充满说服力。
如果说《辩护》多少还是偏向于理论的话，那么马克思在1843年左右写下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则完全展现了马克思是如何以特殊的调研方式深入社会，获取大量有用信息的。
摩泽尔地区得名于莱茵河第二大支流摩泽尔河，位于莱茵河上游，这里气候宜人，向来是著名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但在普鲁士当局的统治下，当地葡萄种植者普遍陷入贫困。1842年12月，《莱茵报》刊登了两篇介绍当地情况、替当地民众发声的文章，却被时任莱茵省总督的冯•沙培尔视为损害政府的威信，加以问罪。为了有理有据地反驳冯•沙培尔，马克思经过严密调研，写出了由《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1841年12月24日的内阁指令和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等组成的系列文章《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光是从标题上，人们就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对摩泽尔地区情况的熟稔，而整篇檄文的内容更是凸显了这点。在文中，马克思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调研结果：他通过调查走访、查阅档案、深入访谈，发现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种植者，“无论是谨慎的还是轻率的，勤勉的还是懒散的，殷实的还是贫寒的”，都面临着“骇人听闻的贫困状况”，而且不是一地一处，是“从特里尔到科布伦茨，从艾费尔高原到洪斯吕克山”的普遍状况，其中直接的缘由就是“居民专靠种植葡萄为生，而由于同德意志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业已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马克思在调研的过程中，得以了解许多让外人难以想象的细节：1839年曾有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摩泽尔地区，在听取汇报时，当地官员居然矢口否认当地葡萄种植者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说他们“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坏的”，而《法兰克福报》则发表评论，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
正是通过对一手材料的收集，马克思不仅回答了总督刁难的“拿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贫困状况的事例”，更是从种种细节中敏锐地察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决不能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仅仅看成是一种特例。马克思代表葡萄种植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莱茵省当局的建议是企图让人民“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有了丰富的素材之后，马克思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
无论是《辩论》还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人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青年马克思在社会调查上所下的功夫。这些社会调查让他对当时社会矛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有力促使他对自己学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思，通过对其扬弃让自己世界观开始发生深刻转化。以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传统。
【恩格斯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
同马克思一样，另一位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是社会调查的专家“达人”。1842年，也就是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前后，恩格斯渡海来到了英国曼彻斯特，进入自家占股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
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此时英国资本主义同样领先世界，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几大工业中心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恩格斯所在的曼彻斯特正是其中之一，在这座约有40万居民的城市中，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甚至出现了高达七层的巨大厂房。刚到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工业，也目睹了当地工人的命运：男女工人在憋闷潮湿的工厂要一口气工作16个小时，由于被迫长时间疲劳工作，许多工人患病或遭遇工伤。更让恩格斯震惊的是资产阶级对此的冷漠。某次，恩格斯同一个资产者走在曼彻斯特的大街上，当他提到工人区不合卫生的建筑和糟糕的生活状况，资产者一声不吭，到了转角处分手时，突然回答道：不过，在这里到底是能赚到很多钱的。再见，先生。”
对于以博爱自诩，实际却漠视人权，只关心装满自己钱袋的资产阶级，恩格斯感到愤怒，他从未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由此，他萌生了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念头，一方面进行学术上准备，另一方面则展开了积极的社会调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调研，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日后的革命伴侣玛丽•白恩士。白恩士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青年纺织女工，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恩格斯得以走入曼彻斯特工人区，参加工人们的社交集会，周日便去曼彻斯特“共产主义大厅”举办的晚会同劳动者一起聚会，“吃便饭——茶和奶油面包”。通过与工人们的近距离接触，他不仅取得了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手材料，还惊讶地发现工人们善于学习，也热爱学习，他们手里经常拿着“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唯物主义者作品”，还有“施特劳斯的著作以及空想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刊”，有些工人还能举办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
对这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却富于热情，尊重科学的工人，恩格斯给予了深深同情。在长达21个月的时间中，他在英国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社会调查，走访了英国各大城市，考察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情况，调查他们在工厂、矿井和农村的劳动条件，当1844年他返回德国后，写出了全面系统考察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工人状况》）。
恩格斯的这次考察活动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自觉性。这次考察不是少年时期的他在乌培河谷地区接触到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怀着为工人阶级解放寻求一条正确道路和科学理论的目的进行的。二是全面性。这次考察的内容不仅限于工人生活状况，而且包括他们的工作和斗争；不仅限于经济内容，也涉及政治、思想领域；不仅是现状，也包括历史；不仅是亲身观察到的事实，还阅读和研究了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刊、书籍和所能看到的官方文件。三是广泛深入性。恩格斯深入到工厂和居民区，深入到许多工人的贫民窟中，同工人兄弟交朋友。他跑遍了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街道、角落和胡同，同时也对英国其他城市进行了调查。他考察的对象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矿业工人、农业工人等许多行业工人，甚至还包括工厂主在内的许多社会上层人物。
恩格斯在谈到他的这次调查时曾指出：“我有机会在21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
即便是从现代的眼光来打量，工人状况》也是一本杰出的学术著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就将其盛赞为世界第一部城市民族志。在文章中，恩格斯从住宅、饮食、衣着、卫生与疾病等角度详细刻画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最典型的，是恩格斯在其中还详细地描述了一桩发生在曼彻斯特的建筑工人罢工事件，在他的笔下，资本家的贪婪、法官的随意，建筑工人的沉着坚定、团结联合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能写得如此传神，正因他曾沉下去仔细观察了斗争的来龙去脉，不仅参加建筑工人的游行和群众大会，甚至还想办法混入了建筑承包商联盟举办的秘密集会，并且旁听了陪审法庭的审判，才能做到全面翔实地反映出英国工人与资方斗争的全景。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入调查，让他真切地了解到“英国工人阶级可怕的，然而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下典型的正常情况”，促使他的思想迅速向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书中，他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揭穿了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一种永恒不灭的和谐制度、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说法，明确指出此种制度必将被更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这让《工人状况》成为反映马克思主义形成中阶段性标志著作。
【恩格斯的远见卓识】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未相互熟悉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分别调查过德国农民和工人状况，而等他们开始相互了解，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之后，社会调查便成为了他们之间开展合作的契机。1845年7月至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前往伦敦和曼彻斯特进行科学调查。正是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扩大了同工人的接触，深入地研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乃至英国人思维的民族特点。不仅是此次英国之行，实际上从1842年到1849年期间，马克思一直在对上升的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地调查，他观察社会实践、进行访谈和座谈，与各地通讯，从而搜集了大量资料，为科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起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利用该委员会建立起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互通各国各地社会情况。1848年9月，身处科隆的恩格斯因为被普鲁士当局通缉，不得不经维尔维埃和列日到布鲁塞尔，然后辗转经法兰西到瑞士。在长达40天的逃亡途中，恩格斯一路考察，写下了《从巴黎到伯尔尼》。
在文中，他一方面惊叹于法国风景的魅力和植物资源的丰富，一面对法国农民的热情好客感到开心，同时也一路上仔细记录自己的调查研究心得：在从沙多卢经过勒—博尔德到达姆比埃尔的路上，他遇到“由4个男人、3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商队”，他们来自阿尔萨斯，每年夏天都到法国内地去靠编制篮筐谋生。在姆比埃尔，他见到了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正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坝，恩格斯同其中一位监工相谈甚欢，此人以为他也是来求工的，还大包大揽地表示恩格斯“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50个苏”，要不是恩格斯考虑到自己还在逃亡途中，说不定就已经“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铲”了。尽管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极为传神地反映了恩格斯深入民间，很能与民众打成一片。
正是通过不断走访，恩格斯对法国底层人民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革命中发动农民阶层，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观察到了真实的社会，提出：“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农民）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他发现，如果不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那么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能够懂得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正是后来俄国革命中会遇上的问题，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看到此点，可谓远见卓识——让他穿越历史迷雾预见此点的，正是扎实、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
【为《资本论》打下坚实基础】
大约是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开始《资本论》的创作。他为这部巨作耗费了近乎一生的心血，其中的调查工作更是多得惊人。后世熟知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当时为大英博物馆圆拱形阅览室）里查阅资料，在座位上走出两道痕迹的故事，其实反映了马克思调查工作的一个方面：他善于运用各种渠道的公开资料。实际上，他在撰写《资本论》时查阅了大量英国政府资料，蓝皮书（英国官方各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在马克思手中是了解社会的宝贵资料，不过滑稽的是，蓝皮书在一些英国贵族议员手里，却被拿去当射击用的靶子。
马克思也不是全盘照搬政府资料，他和恩格斯始终都对其持着分析、批判的态度，用逻辑和唯物主义进行细致地辨析。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需要，在许多公布材料中玩弄数字游戏，以此掩饰一些真相，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材料和事实的对比，以及材料本身对比得出科学结论和事实真相。1859年，马克思在撰写《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中，引用了蓝皮书《联合王国从1844年到1858年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对其中的数字游戏，马克思通过分析对比，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表面上1855年到1858年间犯罪率有相当地减少……其实应该完全看作是由于不列颠诉讼程序的某些技术性的改变所造成的。”
1880年4月，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请求，马克思拟定了一份针对工人情况的调查表，并印成单行本通过公会和政治团体向全法国工人发放了25000份。该调查共分4个部分99个问题，每部分都代表一个调查方向，全景式地囊括了工人生活、工作和斗争的全貌。第一部分29个问题涉及工人及工作环境，问题诸如询问工人所在企业所有制形式、职工人数、性别年龄、最小童工年龄、政府有无监管、工厂有无防护措施等；第二部分有16个问题，详细了解工人工作日期、时长、受监管的程度，诸如一年有几个假日、是否有进餐时间、采用怎样的轮班制度等；第三部分涉及工资挣得形式、支付状况和使用方向，以及劳资雇佣关系等，共36个问题；第四部分则包括劳资纠纷中工人、雇主和政府角色等18个问题，涉及工会、罢工、政府监管等方面。
从调查表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工人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既关心工人具体而真实的生存处境，也关心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地位的组织、团结和斗争状况，另一面，他的调查表设置得极有系统，兼顾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更值得后人注意的是，《工人调查表》的第三部分关注工资与雇佣劳动关系，而《资本论》中有四章也都是在探讨此类问题。由此可见，调查和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学术和工作中，对他撰写《资本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工人调查表》，还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巴黎到伯尔尼》，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都为后人作出了榜样，提醒着人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社会调查认识国情，认识复杂多变的世界，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和理解，不仅是共产主义者的优良作风，更是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