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文史学者）
陈云曾经将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体会高度概括为“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在这句话中，他特别看重的是“唯实”，认为这两个字是实事求是的基础，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
做到“唯实”，根本途径是调查研究。陈云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他本人即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典范。
指导边区财政经济工作
延安时期，陈云以酷爱学习而闻名。他把虚心的态度与调查研究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向左右、上下学习”的理念，也就是向同行学习，向上级和下级学习。陈云强调，学习，就应该采取虚心的态度，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他有学问或者有某方面专长，都可以向他们请教，这是我们知识的重要来源。
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陈云特别注重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延安，他反复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形成了自己的体会：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践出发，基本功是调查研究；要在了解实际情况上下功夫，而了解实际情况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陈云回忆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云的这个科学概括，立足点是调查研究，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发挥，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在学习中独立思考的重要收获。
延安时期，陈云把在组织学习和自学中体会到的集中力量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运用到他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上。
由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严酷的战时环境等复杂因素交织，有一个时期，物价上涨，财政紧张，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保证百姓正常生活，成为我党必须尽快破解的重大难题。
如何解决难题，克服困难？作为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陈云没有贸然作出决策，而是下了很大功夫，对陕甘宁边区物价上涨的原因进行调查研究。他对每一项商品进出边区的情况都进行详细了解，最后得出基本认识：陕甘宁边区物价上涨的原因，从贸易角度来看，主要是一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物资急缺，比如棉花、布匹和粮食。要想换取这些物资，主要依靠食盐。有人却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同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在严密封锁状态下，边区对外贸易出现了进来的货贵、出去的货便宜的严重不等价交换现象，而且存在进大于出的入超现象。经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后，陈云提出了“统一贸易预测商情，创造主动贸易环境”的大胆想法。
中共中央同意了陈云的主张。在这个大的思路下，陈云又根据调查研究了解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争取主动、占领先机的方针。他提出了实行贸易统一、事先准确估计市场商情、等价交换应以物物交换的比例计算、及时提高土产外销价格、不能不计成本购买“呆货”、阻止商人走私和抬价等多项详尽具体的措施，作出了发行商业流通券，努力稳定金融预期的决策。
由于经过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了解得透彻，陈云的这些部署及时有力，边区在购入棉花布匹、外销食盐等贸易上的被动状态得以有效扭转，在价格上逐渐实现了有利等价交换。1944年，出超（贸易顺差）19亿元边币，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情况基本好转后，陈云并没有停步，而是进一步调查研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他提出了通过排挤法币换回大量物资、提高边币币值、以实现财政不再从银行透支的目标。以生产自给获得发展，解决各机关、部队和学校的“小公”与家底薄弱的边区政府财政的“大公”之间的矛盾，达到财政平衡目标。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正确认识和处理边币发行量及边币、法币的关系问题，稳扎稳打发行边币，其政策达到预期目标。
坚持南满斗争
1946年末，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抢占了南满的大城市和大部分地区，东北我军主力被迫撤向北满。南满只留下我军两个纵队加上一些地方部队，兵力对比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四平、长春、吉林后，意图一举歼灭我军，占领南满全境。
在此情况下，陈云主动向中共东北局和党中央请缨，要求到南满这个局势最危急也是任务最艰巨的地方去。1946年11月，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与萧劲光一起赶到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陈云到南满时，军情已经十分危急。我军由于兵力弱小，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势下已有局部失利，前方部队逐渐后撤。部队的给养也很成问题，粮食很缺乏，每人每天只能吃两个冻窝头；又处于严冬季节，战士们没有棉衣棉鞋，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很难坚持下去。在我军仅占的5个小县中，许多群众已经离散了，只剩下20多万人口。当地的土匪很多，经常袭击我军。在此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放弃南满，撤退到北满去。
情况复杂，局势不容乐观，但是，陈云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他没有立即发表讲话、作指示，而是沉下心来，先到部队中、群众中搞调查研究。在调查时，陈云只是听和记，讲的话也很少。时值严冬，陈云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发高烧，但他经常穿着一件皮大衣，只带一个警卫员，顶着大雪、冒着寒风步行去调查地点。有时，他在寒风中站着与调查对象谈话，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
陈云调研的范围很广，包括部队的思想情况、编制和装备情况、给养情况、战士的住处和穿着、5个县城的经济情况和人口情况、老百姓的情绪、敌我军事态势、周围的地形等。经过一番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陈云对南满的基本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一边调查研究，一边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了战士们的棉衣和棉鞋问题。在临江，他从发动群众入手，征集了一些粮食、棉花、布匹，然后集中供应前线部队。
他又从培养当地群众骨干入手，在5个县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更换了一批干部，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在当地有权威、能战斗的坚强领导核心；依靠这样一大批基层党组织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持续地保持群众的热情。陈云还到各县找地方领导干部谈话，一个一个地帮助他们确定巩固地方政权的具体措施。针对一些干部一心要撤到北满去的想法，陈云逐个找他们谈话，从大局着眼，分析形势，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由于经过了缜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情况，因此陈云做这些工作的方法对头、及时，抓住了要害，措施得力。在很短时间内，南满各方面存在的急迫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我军可以在南满坚持斗争，打败国民党军队。
“四保临江”战役打响。陈云支撑着病体，白天黑夜连轴转，坚持在临江指挥作战。在南满我军打响临江战役后，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向松花江以南敌人发起进攻战役，配合临江我军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此役，南满我军不仅歼灭了敌军大批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顶住了敌军的进攻势头，保住了南满根据地，并与我北满部队发起的“三下江南”战役配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以此次战役为转折点，东北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为发动1947年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管财经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委任陈云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与全国解放前状况最佳的年份相比，1949年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两成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有三分之一的公路不能使用；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蹶，无以卒岁”的地步。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基本掌握全国情况后，陈云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二是稳定物价。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独立发展，相互分割，形成了分散的格局，各根据地的货币都不一样。1948年12月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后，虽然统一了各根据地的货币，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和接管城市的进程，第一套人民币也出现了通胀情况，人民币与实物交换的比值在各根据地大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区仍然延续了这种情况，至于领导和管理经济的方式，各大区的差别也很大，这种分散局面不利于新中国建设。
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陈云认为，必须统一财经；而统一财经的关键，是做好党内工作。陈云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并对其工作给予坚决支持。
当年在中财委工作的杨波同志曾回忆，1949年12月28日，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答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政务院于1950年3月3日发出了由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3月10日，陈云同志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全面阐述上述决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事实证明，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决定，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
随着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很快基本好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新政府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多年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参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参与领导制定了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能提出许多正确意见，靠的也是调查研究。
陈云曾长期分管经济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认为，经济情况已经变化了，要真正了解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因此，年事已高的陈云仍然经常抽时间去各地进行多方面的调研，基本掌握了我国的经济情况。结合此前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陈云于1979年初提出了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路，发展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
陈云一开始提出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观点，是在小范围里讲的。他讲后，中办研究室在有关同志中作过传达。1979年3月，陈云将自己的新观点拟出一份讲话提纲，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时，决定把它收到书里，确定题目为《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篇重要文献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注意和热烈反响。一位经济学家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新历史时期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讨论的最初的重要文献。这篇重要文献，从一个重要方面，剖析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陈云靠调查研究形成的正确观点，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指导。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刚刚搞包产到户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看法。在此情况下，陈云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表态，坚决支持在农村搞包产到户。陈云提出这个意见，也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去几个省市调研，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按照这个意见，中央领导人都下到基层搞调研，陈云选择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他说：“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他到小蒸后，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则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地方去。他调研非常细致，农民家里养猪时每天喂几次、喂多少青饲料、喂多少精饲料，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了这些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陈云就有了底气支持农村改革。
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陈云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1981年12月22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并不是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云当时的意见是必要的。
关于办特区，当时也有不同意见。陈云通过找许多人谈话等方式做调查研究，掌握了基本情况后，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出，中国要加快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吸收外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关于划一块地方办特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与习仲勋同志谈话后，提出在广东深圳办特区的意见，陈云也十分赞成，还对办特区的方针、吸收外资的渠道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
陈云后来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