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 遁（文史学者）
作为认识社会现象的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之一，调查研究是使用频次最多的，也是人们探求社会问题时的有力学术工具。曾几何时，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与理论兴起于西方，而该项学科与实践进入中国，大致起于清末。
1930年代中后期，社会调查形成了一个高潮。
调查研究之潮流之勃兴，自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五四运动使早已涌入中国的各种思潮愈发活跃。这其中既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在西方流行的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各种纷纭复杂的流派，如当时对北京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受这些思潮影响的知识界，都急于找到救亡图存、振衰起敝的药方。于是，他们开始关注社会调查，希望找出问题症结所在，以提出改革良方。当时颇为代表性的调查研究作品《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就写道：
年来劳动问题一天比一天紧张，关于国民生计的研究，尤其是工人的，实为一急不容缓的事。因为要谋解决劳动问题，须从改良工界生活方面入手。但是要想改良工界的生活，必须透彻了解他们的情形。实地调查工人的生活费，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程序的第一步工作。自本部（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组织成立以来即首先注意此项研究，已举行者有北京手工工人、天津工厂工人、塘沽工厂工人与上海工厂工人等。
由此可见，对劳动界现状的关注，成为刺激研究者问题意识的直接原因，不少调查活动自此展开。
推动调查研究兴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社会学的传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在19世纪末年传入中国。进入20世纪，随着新式教育在北京的出现，一些大学开始设置社会学系。例如，当时的燕京大学分设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后者内设政治、经济、社会学三系。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先后学成归国。他们开始有意识尝试制定符合中国现时社会需要的课程，并发起组织社会学专业协会。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学的草创阶段。其特点即社会学走向中国化，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
从20年代后期开始至4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者深入城乡社会、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
应该说，走出书斋，进入社会，迈开双腿，实地调查，成为彼时的一股风潮。很多学者的方式各异，但皆有实效，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势。
1928年，胸怀壮志雄心且锐气十足的傅斯年，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文章开篇，傅氏即对历史学进行颠覆性的重新解释：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循此思路，若学人继续先人研究路数埋首故纸堆中，便是退步，唯有主动接触直接研究材料，方算进步。愈往下讲，傅氏之言论愈发激进，终于抛出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此观点看似石破天惊，实则既反映出彼时新式学人对学界现状之不满，亦体现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借鉴。这折射出学术范式正在转型的趋势，故傅斯年并不孤单，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
早在三年前，傅斯年的同窗好友顾颉刚便开始“动手动脚找东西”了。顾1912年就已进京读书，不过悠悠十几载，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扑在典籍之中，自然对京师风俗民情了解甚少。直到1924年暮春，顾游览西山，正逢农历四月初八妙峰山进香的季节。顾发现以往每次来时关闭的那些小茶棚全部开了，进香的人摩肩接踵，在茶棚周遭击着磬，唱着喝茶喝粥的歌谣，并不时磕头，而各种数不胜数的香会会帖贴满山道两边，这不禁引发了顾氏的好奇与思考。次年，顾“忍了一年，会帖又出来了，这个好奇心再也不能制止，就请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我们去调查”。沈只给了考察组微薄的50元作为经费，故他们来回首尾仅三天时间。不过这丝毫未影响顾氏的兴致，“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日乃得实现”。
顾颉刚平素是位极内敛甚或害羞的读书人，然而由于在去年的香会上，他自述“我的心中顿时痒得很，恨不得把这些东西立刻抄来，但又老不出脸皮当着许多走路的人的面前抄写”，于是不久风雨侵蚀，大部分会帖零落殆尽。顾此次上山，立下坚强的志愿，争取一张不落，要抄录一个全份。据他回忆：抄录会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一班香客都很注意，他们聚着看我。我本来很怕羞，更经不起他们的注意，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现在居然把它们抄完，虽是有许多节录得太简单，总算得到了一个大概情形，我真是非常的快乐！”想必顾氏此间的“快乐”，不仅是满足于抄录这么多会帖，恐怕还包括战胜自己羞怯个性的那份自豪吧。
抄会贴不单要克服自己的性格，还十分考验体力。顾颉刚与组员早上四点半就起身抄录，一直要忙到傍晚。这令本来身体孱弱的顾颇有些吃不消，在半山亭抄录，忽左足曲筋，痛甚”，晚间“用烧酒擦足甚久，终不愈”。第二天下山之际，顾脚痛得厉害，“步履极艰难”，“至玉皇顶，即唤肩舆趋三家店”。待到了返回住所的路上，他不禁“又起愁怀，心酸下泪”。可见“动手动脚找东西”之代价，着实不菲。
有付出，则必有回报。通过会帖，顾统计出当年九十九个香会的名称、地域分布、会费募集方式、会规、组织结构、物品用途甚至香会的历史及民俗变迁，可谓收获颇丰。无怪乎其弟子钟敬文评价：
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几位青年学者，做了一件惊人的学术事情，那就是……妙峰山香会调查。妙峰山的香会，是北方一个巨大的民众宗教活动……这种巨大的民众活动，除了受鄙薄之外，恐怕不会更牵动读书人们的心……这几位书呆子，竟假充了朝山的香客，深入圣地去了。他们用科学的智慧之光，给我们显示了那一角被黑暗蒙着的民众的行动和心理。
作为当事人，顾的体悟更值得参考：“我们知识阶级的人实在太暮气了，我们的精神和体质实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成什么样子了！强壮的血液在哪里？强壮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自己民族中的下层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的是一种。”
不唯民俗学需要实地调研，其他学科亦是如此——譬如经济学。时在南开工作的何廉十分关注地毯业，起初他采用的是在美国极为普遍的做法，向调查对象分发征询意见表。孰知他碰了一鼻子灰，“被调查者干脆拒绝填写这些表”。何只好放下教授架子，亲自跑到天津地毯业的各个厂家进行个别交谈。然而这一招也不灵光，“我不熟悉他们的行话，我是个外来人，把他们都吓跑了”。更令何几近抓狂的是，调查对象实际上毫无数字概念，如果问他们有多少资本，他们就回答“没多少”；如果问他们挣多少钱，他们就回答“很少”。何即使再次重复问“有多少”？答案依然是“很少”，如果问“你们每天干几小时活”，他们便回答“时间很长”，这种情形使得何廉一时束手无策。经过反思，何终于找到问题根源所在，选择了符合当地情况的方法。他用较高的薪水雇佣了两名长期从事地毯行业的工人作为调查员，并花大量时间培养他们的业务能力。等培训完毕，两人按照何的要求去搜集情报，工作果然大为改观。他们记录的精确数据使何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此看来，作为学者，在“动手动脚”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还得始终保持“动脑”。
与傅斯年、顾颉刚、何廉等学人相较，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调查研究则更为深入与具备典范意义。20世纪30年代初，当费孝通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时，就对社会调查“情有独钟”。究其原因，这与当时广泛兴起的调查之风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败、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兴起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关注农村、调查农村和变革农村的浪潮”。另一方面，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文化界已极为活跃，社会改造由之呼声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西方兴起不久的实地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社会学者、归国留学生开始利用这种方法和理论指导实地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尚处于青年时期的费孝通，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国内普遍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的影响力。据他本人回忆，1933年初夏，他曾应邀赴山东邹平实验区参加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费孝通事后对这场乡村建设运动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就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而言，他们不畏艰苦、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教育和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培养农民的团体合作精神的做法，对包括费孝通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了解社会，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启示价值，自不待言。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将“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费孝通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才谈得上改造中国社会。而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学会从实地调查入手。“以实地研究明了中国社会”，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这恰恰吻合了当时在国内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先生之观点：“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实地调查，费孝通曾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
正是基于此认识乃至信念，1935年，费孝通在结束了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毅然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够“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尽管在大瑶山调查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不幸，使他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妻子，自己也身受重伤，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开展社会调查，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决心和初衷。
1936年，费孝通去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生，1938年9月完成学位答辩后，便立即赶回中国。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便直接到了云南，先是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来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云南三村的调查。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
过去很多学者质疑费孝通只做了一个江村的研究，如何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故费孝通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中国乡土社会，还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在选择云南三村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按照三村的不同分类进行研究：一个是以农业为主的禄村，一个是以手工业为主的易村，还有一个是以商业为主的玉村。费孝通将这种研究称为“微型研究”，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范围内，同当地人结合起来，对这些地方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查农村的时候，需要仔细地观察一亩地要费多少劳动力，能够收割多少粮食等。
如果说“认识并改造社会”是费孝通早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旨趣和远大抱负的话，那么，“从实求知”与“实事求是”，则是他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中所持的基本态度和主张。在费孝通看来，坚持实地调查，是认识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费孝通说：“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正是从这点出发，他坚持从实地观察方法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并坚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
纵览费孝通早期所从事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毫无疑问都是在始终如一地奉行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也即“从实求知”的科学态度，并将其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各类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之中。
与此同时，费孝通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团队凝聚与学术梯队建设。众所周知，开展实地研究，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离不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团队的组建。这一工作先由大学者吴文藻先生开其先，后由费孝通先生接续而上。抗战时期，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国，家乡已沦陷，迫使他不得不由越南转道战略大后方的云南，在此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从事艰苦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在他的社会学研究室里，先后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古苞、张宗颖、胡庆钧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学专业学术研究共同体。在战时艰苦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费孝通坚持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新人。有一位当年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年轻学者描述过“魁阁”即“社会学研究室”的代称）的工作氛围：“自由探讨的空气、尊重别人意见、公开辩论和友爱的精神。”
现如今是个资讯大爆炸的全媒体时代，只要你拥有一部手机、电脑或平板，甚至敲入一个问题去向人工智能进行咨询，便可获取海量信息。作为学者，各式各样的电子数据库也使得研究日益便利。不过纸上、屏上或掌上资源的发达，也无形中将研究与现实区隔为两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看，无论人文科学，抑或自然科学，在倡导理性的同时，依然需要养成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更多依靠与现实社会接触得来。对于学人而言，与其终日闭门造车“想当然”，不如适度动手动脚“接地气”；既要读万卷书，也莫忘行万里路。毕竟，中国的国情极其丰富多元，天南海北，千差万别，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了解中国要花一番功夫，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十四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研究中国更不能“闭门造车”。一切真知灼见的得来，大多源自于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