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书彬
在澳门，高大的哥特式教堂随处可见。相较之下，白色的马礼逊教堂显得很不起眼，它安静、小巧，面积还不到100平方米。马礼逊的墓地就在教堂旁边，碑文简述了他的人生：“他在中国服务27年，编撰和出版了《华英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他是1782年1月5日在英国莫佩思生……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中文译员长达25年，1834年8月1日在广州逝世。”
这段话概述了马礼逊的成就：编字典、办学堂、翻译。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并把西方近代印刷术引入中国。对此，学者李志刚写道：马礼逊之来华，对于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简言之，马礼逊开启了“西学东渐”之潮。
远赴中国
1807年1月的最后一天，时年25岁的马礼逊告别了亲友与同事，在伦敦东郊的格雷夫桑码头登上了“雷米敦茨”号，转道美国，前往中国。
看着熟悉的教堂和钟楼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内，孤独和不安涌上马礼逊的心头。他在日记里写道：“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三年前，伦敦教会就确定了派马礼逊前往中国，并且打算派遣另外两到三名同事与他同行。那些年里，对于一名外国人来说，想要进入中国开展工作，几乎难于登天。他首先要穿越凶险莫测的大海，忍受漫长的航程，如能安全到达中国，还要在陌生甚至是带有敌意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这一趟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结果便是除了马礼逊之外，其他同事都拒绝了这一任命，其中一名同事为了避免与马礼逊同行，不惜与伦敦方面断绝联系。
船到纽约时，马礼逊已经平静了下来。再次起航前，他和另外一位同行者戈登话别。戈登和他一样自英来美，但将转往印度开展工作。想到这可能是平生所见的最后一面，戈登泪流满面，马礼逊却很镇静。对此，发表在《纽约观察报》上的《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一文写道：“他不赞成他的弟兄过于伤心……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雕像，看来他脑中充满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
船沿着美国东海岸向南航行，启程几天以后，陆地便消失在视野之中。马礼逊在日记中自我剖白，离别是极度的痛苦。从纽约到广州，是将近四个月的旅程，马礼逊在船上读书、学中文，不曾间断地写日记，还给每一位亲人朋友写信。尽管这些信件很少能顺利到达收信人的手里，更少能得到回音。
1807年9月7日晚上，马礼逊终于到达广州这个繁忙的港市。他在日记中写道：“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
编撰《华英字典》
学中文、编字典和翻译，是马礼逊来华的三大任务，目的是为今后的事业打下基础。但是，当时的清廷大门紧闭。
马礼逊初到广州，举步维艰，不但不敢公开开展工作，甚至不能公开露面。随后，他拜访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斯当东，后者曾于1793年随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内是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他告诉马礼逊，清廷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如被发现，即会被处死。
后来，在斯当东的帮助下，马礼逊虽然找到了中文老师，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在晚间上课，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而且，马礼逊的中文老师还经常带着毒药来授课，准备一旦被官府发现，即服毒自尽，以免受牢狱之灾。马礼逊也隐瞒了他的身份，以商人自称，不然他很快就会被驱逐出广州。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马礼逊非常努力地学习中文，不到三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粤语。
如果说，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有了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交流的话，那么，马礼逊当属第二次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开拓者。只是，与在明朝崇祯年间来华生活的汤若望等比较起来，马礼逊在初至中国的日子里过得更为艰难。清廷的限制政策使他不能公开活动，伦敦那边提供的经费也不够应付开支。
1808年4月1日，马礼逊在日记里写道：“迄今为止，由于我的开支很大，钱并不够用。早上我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这造成我营养不足而无法维持健康。”他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湿热的天气使他几乎无法阅读。他经常头痛，身体虚弱，连在自己的房间里行走都感到困难。
在最艰难的时候，马礼逊甚至想要离开中国。1808年，马礼逊接受医生的建议，两度赴澳门小住疗养。第二次澳门之行带来了转机，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莫顿小姐。她的出现，使他在孤寂的道路上有了一位温馨的伴侣。斯当东也伸出援手，帮助马礼逊留下来。1809年，由于马礼逊的中文水平提升得很快，斯当东将他引荐给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后来又上升到1000英镑。
这时，马礼逊已经开始着手编撰《华英字典》。1815年，这部字典的第一卷出版。1823年，整部字典全部出版，这时已经是马礼逊到广州的第16个年头。在《华英字典》的序言中，马礼逊写道：“为收集这部字典的词汇，我花了13年时光。”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一共六大本，4595页。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而言，一部字典的作用无疑是最具基础性的。
《华英字典》是中国最早用铅活字机械化印刷的出版物，马礼逊藉此把西方近代印刷术引入中国。马礼逊在这部字典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及习俗等，做了全方位的介绍，它可谓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比如，在解释“一”字时，马礼逊顺便介绍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华英字典》甚至还是白话文之先导。比如，铅笔”“批评”“消化”“交换”“审判”“自然”“必要”“演习”“半径”等，曾被不少学者视为由日本引入中国的汉语新词，但实际上最早都是出自《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还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读本。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林则徐）还向我……特别要一本马礼逊编的字典的完整本。”在这本字典里，林则徐等人可以看到，马礼逊第一次把一些新的概念引入中国，当时在中文的语境中，甚至没有与之对应的合适词汇。
办刊办学
与明清之际的那一场中西文化交流比较起来，由马礼逊入华带来的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影响更深远，真正开启了一场“西学东渐”之潮。
除《华英字典》外，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第一所面向华人的新式学堂，都属马礼逊首创。与之前来华访问走宫廷路线的使团相比，马礼逊显然更在意让文化在民间传播。
1815年，马礼逊和同事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这份报刊的发行范围主要局限在南洋一带，只有少数进入中国内地，但它的创办在当时的中国仍然属于破天荒之举。中国新闻史普遍视之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页。
该刊每期五至七页，每面八行，每行二十字，木刻竹纸印，全年合订一卷，还印有全面目录、序文和封面，便于读者保存。封面正中标报名，左下角署有“博爱者（米怜笔名）纂”。每期封面必印有一行孔子语录，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报刊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如同中国线装书。每期共约2000字，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免费在华侨中散发。发行期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传播了大量新知识，比如世界各国的“国俗”和天文、地理、物理等。此外，就像《华英字典》一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创造了“法兰西”“侍星（即卫星）”等大量汉语新词。
1821年，米怜肺病转重，曾赴外地疗养但未能好转，没有精力编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遂因无人主持而停刊，数年间一共出版7卷、80多期。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招收华人学生的英华书院。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中国经典、英国文学以及地理、逻辑学、机械学、数学、化学、博物学等。那位后来写作了《广州“番鬼”录》的美国人亨特，就是在英华书院学的中文。后来，英华书院迁往香港。
1820年，马礼逊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合作，在澳门开办诊所。七年后，二人又在澳门开办眼科医馆，作为一家慈善医院，专为没钱看病的穷人服务。
马礼逊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提倡采用偏白话的文体。对此，他解释说，中国学者一向执着于文言文，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学者认为著书必须使用拉丁文一样，这种观念并不可取。他以朱熹著书的方式为例，“朱夫子在他的哲理论文中别开生面。因为新观念的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为好，文言文只可使旧观念复兴而已”。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在广州病逝。裨治文等人护送他的灵柩到澳门安葬。马礼逊墓碑上的碑文除介绍了他的生平外，也写道：“（马礼逊等）所做的工作将由后人继续做下去。”裨治文向广州、澳门的外侨发表了一份阐述马礼逊教育会目标的《通告》：“我们提议组建马礼逊教育会……这个机构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兴建和资助一些学校，以教育本地青年。”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并募集到4860英镑的办学经费。
1839年11月4日，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包括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基本已囊括后来中国现代学校的一般课程。该学堂是后来中国新式学堂之源流。
1840年，在马礼逊学堂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名录上，出现了一名英文名为“Awing”的孩子，他就是容闳。容闳后来成为了最早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后，容闳促成了清政府于洋务运动期间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学相关事宜。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学有所成，如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也是其中之一。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