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在漫长的岁月里，守望稻田，辛勤耕耘，播撒智慧，为人类运用科技战胜饥饿带来绿色希望和金色收获。
立誓“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于北平，后随父母先后居住北平、天津、九江、赣州、汉口等地。1949年夏天，他高中毕业，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后并入西南农学院，现为西南大学）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学习。1953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袁隆平拿着一纸介绍信，来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任教。
1956年，袁隆平开始做研究，学校拨给他半亩地做试验田。那时，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盛行。该理论认为，无性杂交可改良品种或创造新品种。袁隆平一度迷信这一学说，不仅向学生传授，而且还动手开展实验研究。
袁隆平将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以提高红薯产量；将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上结满西红柿；将西瓜嫁接到南瓜上，以获得新型瓜种。可是到了第二年，月光花红薯嫁接的种子只长出了月光花，地下不见红薯；西红柿下面不结马铃薯，马铃薯也不结西红柿……无性杂交制种实验以失败告终。这使得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中的某些观点产生了怀疑，他毅然抛弃从事了几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大胆开始新的探索。
在西南农学院求学时，袁隆平曾在管相桓教授的鼓励帮助下，课外自学孟德尔、摩尔根创立和发展的遗传学，这使得他不像大多数同期中国学生一样隔绝于现代遗传学。他用报纸把大学时购买的英文《遗传学研究》包了个书皮，私下潜心研读起来。从迷信米丘林、李森科的教训中，袁隆平悟出了一条道理：看书一方面要汲取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打问号，死记硬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实践，思考问题在哪里。
那时，安江农校按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要求，安排袁隆平带领学生到黔阳县（今湖南省洪江市）硖州公社秀建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袁隆平住在生产大队向队长的家里。袁隆平虽然是一名知识分子，可在生产大队里时，更像一名地道的农民，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每天一早，他就挽起裤脚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插秧，收工后和房东一起做饭，吃红薯叶熬成的又涩又苦的菜粥。稍有闲暇，便蹲在田边仔细观察，将春耕、播种、除草和施肥等要点一一记录。向队长很喜欢说话办事直爽的袁隆平，一来二去，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天，向队长冒雨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从八门大队赶回来，袁隆平问他背着什么，他从袋子里抓出一把颜色金黄、籽粒饱满的稻种，激动地说，这些都是好种子，比金子珍贵，要想多打粮食，只有靠这些好种子。他握着袁隆平的手，眼里充满期待：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向队长的这番话深深震撼了袁隆平，他扪心自问：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
二天，据袁隆平的调查，秀建大队的几千亩水田八九成种的是水稻。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人，大多数习惯以大米为主食。他强烈意识到，想要让大家真正吃饱饭，就必须把水稻的单产搞上去。他决心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一定要培育出大大提高产量的好稻种。
三天，在“三同”锻炼期满后，袁隆平回到安江农校。从1960年起，他的研究方向就从红薯转到水稻上来，在那半亩试验田里，开始了水稻育种的探索之旅，立誓要解决“种田人吃饱饭”的问题。从此，稻种成为袁隆平一生的研究课题，他说：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是我毕生的追求。”
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
袁隆平曾感慨地说，搞育种研究，灵感很重要，灵感要有外界刺激，需要顶着太阳，蹚着泥水下田，每天和稻株打交道，稻株有灵性，能激发灵感。
培育稻种，袁隆平最初采用的是当时农业育种科研中常用的系统选育法，即到水稻群体中选择表现良好的变异单株水稻加以培育，然后优中选优，将遗传性最好的品种培育出来。
1960年，早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每天下课铃声一响，袁隆平就拍掉身上的粉笔灰，匆匆来到试验田，赤脚泡在田里，在成片的水稻中挑选优稻。一天，他惊喜地发现一株长得格外挺拔的优质稻穗：十几个8寸长（约合27厘米）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一个分蘖（禾本科等植物在地面以下或接近地面处所发生的分枝——编者注）就有230颗稻粒。他简单估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可超过千斤——当时高产水稻也不过五六百斤。他如获至宝，找来一根红布条，给这株特优稻做上了醒目的标记。当年，这株优稻产下了1000多粒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信心满满地将稻种播到试验田里，随后田间管理的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经常拿着放大镜观察禾苗的生长情况，详细记录每个细微变化。
禾苗抽穗扬花了，但田间的景象却让袁隆平大失所望：稻株高矮不齐，抽穗早晚不一，完全见不到其父本高大茁壮的影子。他瘫坐在田埂上，一整天不吃不喝，望着稻株苦思冥想。突然他来了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作物，不会出现性状分离，而现在出现了性状分离，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符合遗传学分离规律。他进而推论出那棵“鹤立鸡群”的植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既然自然界存在着天然杂交稻，那么就有可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
从认定那棵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产生了质疑，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把精力转到培育杂交稻这一崭新的课题上来。
为找到研究杂交水稻的理论依据，袁隆平自费到北京，拜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著名遗传学专家杨国荣、鲍文奎。他们鼓励袁隆平在科研道路上要敢于大胆探索。袁隆平还在农科院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专业杂志和外文资料，对遗传育种学科前沿的基本情况、相关理论、热点问题、杂交育种实际进展等有了更多了解。袁隆平决心揭示水稻杂交的奥秘与规律，他决定采取“三系法”技术路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目的。
要实现三系配套，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然而，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长什么样，袁隆平并没有见过，也没能在相关资料上查到，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下稻田一株一株地找。
水稻扬花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扬花时间只有十几天。袁隆平每天吃过早饭，带上水壶和两个馒头，便光着脚下田，身体躬成九十度，脸贴着层层叠叠的稻浪，手拿放大镜，一株一株稻穗地查看。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踩在冷水里，很凉。午饭时间到了，袁隆平就坐在树荫下，就着凉白开水啃馒头，下午接着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终于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妻子兼助手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1965年7月，袁隆平又在1.4万多穗稻穗中发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它们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此后经过连续两年的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成功繁殖了一至两代。袁隆平据此推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
当年底，袁隆平完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突破了经典遗传学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束缚，提出通过三系法途径培育杂交水稻，大幅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此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此文后，意识到袁隆平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即向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汇报此事。国家科委下发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由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拨给经费600元。湖南省农科院认为袁隆平在安江农校难以专心研究，于是决定将课题从安江农校上收到省农科院。1968年，袁隆平带着两个学生兼助手李必湖、尹华奇，被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
在实践中攻坚克难
袁隆平是个实践派，他向来不喜欢脱离生产的研究，“写这么多论文，有什么用？贡献是零！”他靠实践起家，靠实践突破杂交水稻研究中的一个个难题，也靠实践推动理论创新。
“南繁”是一个重要的育种实践活动，每年秋冬季节，北部科研人员将农作物品种带到海南，利用热带地区适宜的光温条件，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和种质鉴定等。“南繁”一直是袁隆平梦寐以求的，到了省农科院后，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1968年冬，袁隆平带着两个助手第一次来到三亚，开始了持续50余年的“南繁”之旅。他们起初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的是茅屋草舍，点的是煤油灯，睡的是用竹竿、秫秸搭的地铺。每天晚上，为防蚊虫叮咬，就用塑料薄膜裹在身上；为防老鼠吃大米，就将米袋吊在房梁上。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袁隆平团队开始了雄性不育株的实验研究。两年“南繁”，他们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次测交和回交实验，但最好的结果只是后代产生了70%的雄性不育株，而他们要的是100%。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袁隆平反思：水稻和人类一样，血缘越远，长出健康后代的几率就越大；而他们一直在栽培稻的小圈子里打转，从地理环境到生物学特性，亲缘关系都比较近。他认为必须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了“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袁隆平决定兵分两路，他负责进京向遗传学专家求教，搞清相关理论问题；李必湖等继续在海南寻找野生稻。袁隆平叮嘱，不能自己到处乱闯，要找熟悉情况的当地人调查。
李必湖向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打听，对方给了肯定的回答：“野生稻？有啊！”1970年11月23日上午，他们在一个铁路涵洞旁的水塘边发现了成片的野生稻正在扬花吐蕊。他们躬身逐株仔细观察，发现了三穗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生长于同一禾蔸（音dōu，指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茎——编者注）。李必湖惊喜万分，把这蔸野生稻连泥挖起，用衣服包着捧回，移栽到试验田里，等袁隆平回来鉴定。
袁隆平在北京得到了专家的帮助和鼓励，大大拓展了思路。这时他收到海南发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的电报，喜出望外，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一到农场，他就迫不及待来到试验田，仔细观察那株野生稻：花药细瘦，色泽浅黄，雄蕊不开裂散粉。他欣喜地拍了拍李必湖的后背：“高级，高级啊！”然后又采集稻花样品，置于显微镜下检验，最终确认这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说：“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他们精心培育这株野生稻，收获了少量珍贵的种子，袁隆平给它取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为杂交水稻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袁隆平团队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它们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2月，袁隆平正式调到湖南省农科院。3月，18个省市的水稻育种专业人员齐聚南红农场。袁隆平将200多粒“野败”种子贡献出来，准备进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大协作。100多名农业科研工作者用“野败”种子，与全国各地上千个水稻品种进行了上万个组合的回交转育。三系中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很快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分别通过不同水稻品种育成。可以说，如今的杂交水稻品种数不胜数，而每个品种的植株里都有“野败”的基因。
1973年，袁隆平等又率先找到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并在海南用不育系“二九南1号”和恢复系“IR24”杂交，育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是年10月，袁隆平发表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标志着世界范围内中国首次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
次年春，袁隆平把杂交水稻品种播种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亩产量高达628公斤，几乎是常规水稻的两倍。湖南、广西等十多个省（区）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可达4000多亩。然而，大面积推广，杂交稻种供不应求。当时杂交稻种亩产很低，还不到6公斤，要将杂交水稻广泛应用于大田生产，提高制种亩产是一道必过的坎。
袁隆平团队通过总结经验，初步认定制种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异花授粉的花粉量不足。为破解这个难题，袁隆平白天泡在试验田里，反复观察，仔细研究，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床边两株做实验用的水稻植株映入他的眼帘：一株是前几天采回来的，已经干枯发黄；一株是当天采回来的，依然翠绿挺拔。突然，他眼前一亮，三更半夜叫醒了睡梦中的同事。
袁隆平举着两株水稻，向大家说明他的发现：杂交水稻是异花授粉，父本和母本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开花时间自然会有差别。如果母本已经开花，父本的花还没有开，或已经开完了，就会错过授粉的最佳时机。这就是杂交水稻制种产量低的症结。听了这番话，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一大早便直奔试验田。对于搞了多年育种的人来说，将不同品种水稻的开花期调整到一起并非难事。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水稻栽培的时间，便可让父本和母本的花期重合。
解决了花期不遇的问题，杂交水稻种子亩产突破25公斤大关。可母本水稻花期包茎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袁隆平及时采纳同事罗孝和的建议，在水稻上喷洒赤霉素，包茎现象消失。种子亩产提高到40公斤。此后，制种产量逐渐提高，最高超过300公斤。
1975年12月，国家决定在南方13省（区）加速推广杂交水稻。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开展大规模“南繁”杂交水稻制种，制种面积达3.3万亩。1976年，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由此，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从1976年大面积推广后，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60亿亩，累计增产60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万人。
1977年，在三系法育种实践的基础上，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量级论文，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促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创新。
“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
在三系法育种获得成功后，袁隆平深知，要想在产量和优势利用方面取得新突破，就必须在育种上冲出三系法品种间杂交的框框，不断创新，锐意精进。
1984年6月，国家拨款500万元专款，建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
1986年，袁隆平发表《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将杂交水稻育种在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在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这一思路得到广泛认同和采用，成为杂交水稻育种发展的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光温敏型核雄性不育水稻被发现。袁隆平认为，它为两系法育种提供了可能，在夏季长时间日照下可用于制种，在春秋季可进行自身繁殖，一系两用，省掉了保持系。基于此，袁隆平带领团队迅速投入两系法育种研究。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攻关。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89年出现了罕见的盛夏低温天气，造成全国性两系制种大面积失败。一时间，两系法被“唱衰”，很多研究者认为两系杂交稻技术是个“死胡同”，纷纷放弃。关键时刻，袁隆平站出来说：“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就不要搞科研。”冷静分析后，袁隆平发现，除了光照长短，温度高低也是关键因素。他于1992年、1994年分别发表论文，提出光温敏不育系选育的关键技术指标和技术路线，并建立确保制种安全的繁殖程序，使两系法研究“起死回生”。
经过持续攻关，袁隆平于1995年8月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大面积推广。从1986年到1995年，同三系法一样，两系法也用了9年时间才获得成功。不同的是，三系法是经典方法，而两系法是“中国独创”。两系法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比同熟期三系杂交稻增产5%～10%，且米质大为改善。
袁隆平没有满足于两系法的重大突破，执着追求更高境界。1997年，年近古稀的袁隆平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创新欲望，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超级稻”是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启动的一项水稻选育研究，目标是到2000年时育成每公顷产量达12吨（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水稻品种。
1997年国庆假期，袁隆平在试验田里观察、测定大量数据，发表论文《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鲜明提出“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选育超级杂交稻”的重要技术路线。他定下的目标是，2000年之前，超级杂交稻大面积示范第一期亩产700公斤。他对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4年后，第二期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提前实现，袁隆平又对媒体说，“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他仍未“心满意足”，提出第三期亩产要达到900公斤的目标。2011年，目标超额达成。
2013年，袁隆平又启动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攻关。2018年，这一目标在云南个旧的百亩示范片达成，亩产达1152.3公斤，最高亩产达1209.5公斤，刷了亩产新高。袁隆平还是不满足，笑着说：“在中国，超级稻亩产800公斤才算及格，亩产1000公斤打80分，亩产1200公斤才是满分。”
袁隆平一生获奖无数，其中不乏国内国际重大奖项和荣誉，可谓功成名就。但他没有坐享荣誉，而是将目光放得更远，放在海水稻、一系法杂交水稻的攻关上，践行着自己荣获终身成就奖时作出的“终身成就奖就是要奋斗终生”的承诺。
稻田是袁隆平感到最有幸福感的地方。“不在稻田里，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是他的真实写照。他说，他的职业是搞水稻，让他不下田，除非田里没有水稻了。他被田间毒辣的太阳晒得黝黑，老乡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非洲人”，他笑着调侃自己：“搞杂交水稻的人，不经过‘水深火热’是难出成果的。”
随着年龄增大，助手、学生都劝袁隆平少下田，事情交待年轻人去做就行了。袁隆平笑着说：“关在屋子里手脚发痒，下田搞试验才有乐趣。”他一直视水稻如孩子，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一天也要去试验田里看上三四回。2019年9月，在去北京领“共和国勋章”前，他还专门去稻田里跟水稻道别：“你们都乖乖的，我过几天就回来啦！”
袁隆平经常谈及他的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关于前者，他曾真实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他多次向人描述这一梦境，这也是他对水稻的理想追求。至于后者，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试种杂交水稻，10多个国家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在长沙仙逝。他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以稻杆为笔，以水田为纸，把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