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金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文化上几乎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和“围剿”。中共文武同御，在两条战线上的反“围剿”相互策应，共同斗争。其时，尽管鲁迅先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是中共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旗手。他引导和带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以笔为枪，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文人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围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路程。身在国民党统治重镇上海的鲁迅，时刻关注着红军长征的进展和动态。他每天都让许广平到报亭买回几种报纸阅读，采取“正面文章反看法”，对报上刊载的消息和评论进行研读、比对、分析和揣摩，从国民党新闻媒体对红军的种种诋毁、讪谤和污蔑中，推测工农红军冲破敌人围追堵截、跨越千山万水，不断向陕北挺进的态势。
鲁迅还对留守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尽可能地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对于被敌人抓捕而身陷牢狱的红军战士和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他更是动用所有资源、采取一切办法进行施救和安抚。
同时，鲁迅还为中共保护和传递宝贵的文献资料。1935年1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的激烈战斗中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入狱。鲁迅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元老胡逸民等人，秘密保存和辗转传送方志敏在监狱里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信函和诗词手稿。包括《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在内的诸多战斗文献，就是鲁迅经过艰辛努力，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完整安全地转交给中共中央的。
1935年12月的一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来拜访鲁迅，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告诉他，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鲁迅极为兴奋，他敏锐地意识到红军长征将会改变中国历史。第二天，鲁迅便将此消息分享给到访的作家茅盾，并提议以二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一封贺信。
这份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的贺信，由史沫特莱以电报形式，通过共产国际转发给中共中央。鲁迅和茅盾在电报中激动地写道：“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鲁迅当时已洞察到全民族抗战即将来临，预感中国人民将要奋起反抗，于是挥笔写下七言律诗《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收到贺信的中共中央格外欣喜。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发去内部电报，郑重地谈到鲁迅、茅盾等人的贺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1936年7月6日，周恩来、张闻天致信已经离开陕北到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冯雪峰：“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你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这封信可以看作中共领导人对鲁迅、茅盾的感谢与回应。
事实上，鲁迅一直希望以文学形式反映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1932年，陈赓因在长征途中腿部负伤而来到上海，鲁迅通过冯雪峰等人两次与陈赓见面。会面时，鲁迅请陈赓讲述江西苏区反“围剿”、苏区人民支援红军，以及长征中红军战士英勇抗敌等方面的情况，还特别请陈赓绘制了一张鄂豫皖军事斗争形势的草图。根据这些材料，鲁迅萌生了尽快创作一部《铁流》式的描绘红军长征的中篇小说的想法。
但遗憾的是，受客观因素制约，鲁迅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心愿。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写道：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因为这是现实的题材，而他又不是说故事那样的作家。不用说真实的人物，就如他所设想过的战争气氛吧，这没有实际的经验也完全不可能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共中央还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