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静染
李劼人从法国回到成都后，仍然干老本行——在报馆担任主笔。1925年的某一天，李劼人与同事宋师度在编辑部聊天，深感购纸困难且纸张质量差，便突发奇想，想要创办一家机器造纸工厂。这件事本来说说也就完了，未料两人说干就干，居然真的折腾起来。这个创举不仅影响了李劼人的一生，甚至影响了四川工商业的发展史，而在此过程中，还诞生了两个从文人转型的大商人，一位是李劼人，一位是卢作孚。
办通俗教育馆
卢作孚是四川合川县人（今属重庆市），家境贫寒，早年辍学后全靠自学成才。1916年，卢作孚、卢志林兄弟俩同时在合川福音堂小学当老师。他们业余喜欢写作，便兼任了《四川群报》驻合川的特约通讯员。后来，卢志林在《四川群报》上写了一篇当地发生命案的报道，涉及合川县县长包庇受贿的内容。县长看到后震怒，将卢氏兄弟抓进了牢房。出狱后，卢作孚离开合川，到成都投奔《四川群报》，因此结识了李劼人和宋师度，成为同事。
1919年秋，李劼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便把自己在《四川群报》主编的位置交给了卢作孚。在这个位置上，卢作孚得以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并崭露头角。1921年，卢作孚辞去主编职务，受杨森之邀到泸州当教育科长。他借此实现了自己新教育试验的理想，在泸州创办了通俗教育会，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1924年2月，杨森当上四川军务督理，大权在握。卢作孚便又到成都创办了四川省通俗教育馆（1935年3月更名为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以促进全市民众教育的开展，这在当时的蓉城是新鲜事物。
通俗教育馆设在少城公园内，这里过去是清末八旗官兵的驻扎之地，后来虽然辟为少城公园，但早已破败不堪。通过一年多的筹建，少城公园焕然一新，里面不仅栽种了很多树木，修建了不少亭台，还建成了博物馆、图书馆、讲演厅、动物园、游艺场和公共体育场。其中，博物馆的内容最为丰富，它分为若干陈列室，陈列的主要是史地、美术、自然、教育、武器等十大类，展品丰富得让人们大开眼界，增长见识。
通俗教育馆是一座西式风格的建筑，有球场和草坪，与周边的建筑形成很大的反差，远远一看就能发现它别具一格。为了办好通俗教育馆，卢作孚全身心投入，从规划、修建，再到布置，每一个细节都留下了他的努力。他在1940年国民政府交通部讲习班上的发言中，曾讲到自己当时的部分工作：“聘请专门人才，如音乐、体育、艺术、工程、古董、医学、戏剧等等人才无不搜罗尽致。一切设置、管理与范围，均由简而繁，小而大，近而远。”（《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跟着卢作孚一起做这些工作的是郑璧成，他是博物部主任，那些陈列室的建造大都是他亲手所为，特别是在收集和整理展品上费了不少功夫。
通俗教育馆落成后，不仅开了时代新风，还成为成都最大、最先进的科学、文化、艺术游览中心，观者如云，成一时之盛。
办嘉乐纸厂
同一时期，李劼人筹办纸厂一事也在进行。卢作孚和郑璧成对李劼人办纸厂的事非常支持。实际上，1925年8月23日，在李劼人为筹办机器造纸厂而召集的第一次聚会中，宋师度、郑璧成也参加了，并出资成为股东。他们虽然是民生公司的中坚人物，但一直与李劼人的嘉乐纸厂保持联系，如宋师度就曾亲自出面化解了嘉乐纸厂股东之间的矛盾，还加大了股本投资。抗战结束前夕，卢作孚曾给李劼人牵线，想通过金城银行帮助他做大嘉乐纸厂。有如此有力的相助，是因为他们共同有过一段意气风发的办报经历，这是跟他们的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卢作孚还参加了创办嘉乐纸厂的第一次筹资会，地点是在李劼人状元街的家中。卢作孚当场自认并私募1000元，可见他的信心与诚意。但当时卢作孚其实并没有多少钱，只得又与孙少荆商量两人各出500元来入股。后来，卢作孚出省远行，忙于民生公司的筹建，此事一拖便再无音讯。在这次纸厂的筹资发起会之后，最早的倡议者大都变成了股东，只有卢作孚是个例外，“发起人为李劼人、宋师度、郑璧成、卢作孚、刘星垣、杨云从、朱良辅、王怀仲等最初集资，除卢作孚外，发起人先行投资，每人大洋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李劼人《嘉乐纸厂股份筹办历史简介》）
其实，卢作孚后来没能参股到嘉乐纸厂中，是因为他也想创办实业，正需要大量资金。当时靠着通俗教育馆的建造，卢作孚有了更大的想法，这也是他后来投身实业的起因，“民生公司之种因，在卢作孚去成都通俗教育馆时”。（耿布诚《旧话》，《新世界》第4期，1933年1月16日）
1925年7月，杨森战败下野，刘湘取而代之，卢作孚决定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由教育界坚定地跨越到实业界。这年10月，他在合川召集亲友，打算筹集5万元股本开办民生公司，招募小获成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而郑璧成也随之而去，成为民生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当时他们更看好长江航运的发展，认为正是“川江航运登峰造极时期”。
其实，在这个抉择之前，卢作孚和郑璧成还是非常看好办纸厂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民生公司的招股很有成效，合川的乡友非常踊跃，这让他们矢志不移、一去不回了。李劼人对此颇为失望，他后来写道：“十四年六月，卢作孚、郑璧成两先生也离去通俗教育馆，而往合川办理电灯，办理轮船去了。”（李劼人《谈谈嘉乐纸厂的来踪》）
卢作孚本来执着于办教育，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成就一番事业相当困难，现实离理想非常遥远，这才让他重新做出选择。在离开通俗教育馆时，卢作孚有过一番思考：“在纷乱的政治局面下，依靠军人办文化教育事业，易发生动摇，建立不起稳固的基础，真是随军事成败而人与事皆共沉浮，这是一个教训。”（卢尔勤、卢子英《回忆卢作孚片段》）
交集与交错
卢作孚有很深的乡梓情结，他在嘉陵江边长大，这对他的航运梦想有很大的影响。离开通俗教育馆后，他并没有加入嘉乐纸厂的创办，皆因对前路自有擘画。也因如此，李劼人与卢作孚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卢作孚靠民生公司成为一代“中国船王”，李劼人则因嘉乐纸厂而成为大纸商，进而步入政界，这中间有着深层的生存逻辑关系。
不过，后来他们还有不少交集，甚至差一点又走到了一起。那是在李劼人的嘉乐纸厂最为困难之际，工厂经营惨淡，几欲倒闭，他没有任何收入不说，反倒欠账不少，只好去大学里兼职教书。同时，他还开了一家“小雅”餐馆帮补生计，但也很快关门。
在这种情况下，卢作孚伸出了援手，希望李劼人加入民生公司，和他共同创业。所以，李劼人曾在1933年到民生机械厂当过一段时间的厂长。在此期间，李劼人工作很努力，把妻儿老小都接到重庆，甚至帮助卢作孚打捞并修好了一艘触礁沉没的外国航轮，这是民生公司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年后，李劼人又回到了成都，安心于写作，并接连写出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大作。应该说，这都跟他的经商生涯有关。当李劼人还沉浸在写作之中时，抗战很快就来临了。他又被嘉乐纸厂拉了回去，并被推到工厂经营的一线，彻底沉浮于商海之中。
1945年，李劼人曾经想通过卢作孚运作一笔资金，来做大嘉乐纸厂。卢作孚热情地为他牵线搭桥，还给他联络上范旭东。此人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实业家，正在构建一个宏大的工业计划。可惜正要晤见的前两天，范旭东意外去世，筹资之事化为泡影，不过，卢作孚与李劼人的友谊可见一斑。
民国报人喻血轮曾在《绮情楼杂记》中评价卢作孚：“卢氏躯干矮小，而气魄宏大。”其实，李劼人也是小个子，同样魄力十足，两人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只是李劼人始终把自己当成文人，坚守在文学这块阵地。在1925年前后，两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影响深远，这是命运的巧妙安排。试想，如果他们选择了共事，继续办报或共同办厂，而非各自发展，情况又会如何呢？不得不说，这是岁月的纠结之处，也是历史给人们留下的悬念。
李劼人与卢作孚，一位是文学巨匠，一位是商界奇才，在百年前的某一天，他们也许曾相聚在少城公园的茶馆里，谈天说地，点评世相，打量着芸芸众生。这才是他们在成都的真实生活。如今，能够见证这一幕的，也许就只有那静默不言的民众教育馆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