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 飞
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位置空无一人。现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天津《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写下了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
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这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他也被誉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国内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1945年6月26日，胡政之又以中国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评价这位报业巨擘说：“胡政之有着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
少小离川，一生办报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静观，1889年生于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市）。其父胡登崧是举人出身，幼年随父前往安徽，少年时就读于安庆高等学堂，自小打下写文章的基础。此后，胡父病逝于五河县任职期间，胡政之中途辍学离开安徽，扶柩回到成都。1907年，嫂子用一副金镯资助18岁的胡政之赴日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一边读法律，一边勤工俭学。
1911年，通晓三国语言的胡政之学成回国。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满怀抱负，一度开办律师事务所，进报社任日文翻译，还做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庭庭长。1913年，胡政之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1916年9月，他入职《大公报》担任经理兼编辑。1917年张勋复辟，胡政之以“冷观”为笔名发表数篇社评反对复辟，又在《大公报》开辟思想专栏，影响巨大。
1919年，胡政之作为中国唯一的记者，前往巴黎采访。1920年回国后，他离开《大公报》，在上海设国闻通讯社总社，又陆续在天津、北京、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地设立分社，于各地聘请兼职通讯员，使国闻通讯社成为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通讯社。1924年8月，胡政之再创《国闻周报》，既有言论、新闻版，又有文艺版，每期发行量达5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之一。
《大公报》一度停刊。1926年，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此后，张季鸾和胡政之成为《大公报》鼎盛时期的灵魂人物，携手创造了中国报业的一个高峰。在“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人，张季鸾的笔”）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先后达27年之久，在艰苦的经营环境下，依旧保持了报纸的本色和巨大影响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始终秉承客观真实的报道理念，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胡政之的孙女胡玫说：“父亲跟我讲，有一次，日本人直接闯进报社要逮捕祖父，当时祖父却表现得非常平和。事后才知道，当时祖父已经暗暗在衣兜里藏下了硬币，做好了吞币自杀的准备，危急关头，宁肯一死，也决不投降。”
进入报业之前，胡政之的经历极其丰富，为何最终选择报业为一生的职业？据他的儿子胡德生回忆，胡政之的父亲曾经给儿子立下规矩，“不许走仕途”。虽然其中缘由已经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政之在新闻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并决心为之奉献终生。
关于国闻通讯社的缘起，他说：“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关殆无他道。”他曾经总结自己多年的办报心得：做报人，一是有风险，要敢说话，说真话；二是要清贫，要有公正的舆论，就要远离金钱，恪守做人的原则；三是要付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竭尽全力，付出的健康代价很高。巨笔如椽，爱国精神和文人风骨贯穿了胡政之的一生。
巴黎专电，中国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各国记者云集，美、英等国有200多人，日本有30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采访的唯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1918年12月动身，次年1月23日到达巴黎。
从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胡政之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这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胡政之因此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从1919年4月8日到9月6日，他以新闻人的敏锐触觉和爱国热情于会场内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会议系列报道。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作为新闻人，胡政之摒除了巴黎和会上的列强思维，他的报道始终聚焦攸关中国民族利益之事，即当时的“山东问题”。胡政之以民族利益为判断标准，以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关于巴黎和会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胡政之就指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
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五强”各有代表五人，二等国有三人，三等国仅二人，“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胡政之目睹强国专权的实况，情绪激荡，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号。文章在《大公报》刊发，令国人第一时间了解谈判进展，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从报道中看到列强战后分赃的狰狞面目，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和爱国热情被点燃，《大公报》也成为引爆五四运动的舆论推手。
在报道手法上，胡政之“双管齐下”。一是选择了简洁明快的专电形式，报道巴黎和会的最新进展，秉承节省成本、突出及时性的原则，省去过程，只讲结果。此外，他还发出详细的信件，从主体和侧面对会议进行立体式报道，体现“在现场”的特质。他的报道专注主要人物和周围人物的形态、表情，生动翔实、妙趣横生，虽是百年前的新闻写作，却极具现代风格。
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决定不参加签字仪式。6月28日，凡尔赛宫和会签约现场门庭若市，出席的记者就达400多人。而中国方面，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以记者身份在场。
代表席上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直到午后三点依然空着。胡政之断定中国代表不会来了，并告知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人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的，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
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新闻稿由谢东发以精警简短的法文书写，巴黎各报多数刊登。挟“五四”风雷，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啻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英法等列强一个响亮的耳光。胡政之称：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见证历史，书写历史
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召开，来自50个国家的28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商讨和制订《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抗战期间带领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华西坝复课的校长吴贻芳等人。《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则是代表团中唯一的报人。
6月26日中午12时整，《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大礼堂举行。当天的《大公报》特别刊发了一条通讯社消息，指明此次签字典礼“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之二十六周年仅两日”。对于这个日期，最为敏感的恐怕当属顾维钧与胡政之。
二十六年前的6月28日，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拒签和约。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我想，这一天必将视为最悲惨的一天，也就是这次拒签，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打破了一贯忍让的外交局面，这也是中国外交逐渐走向胜利的起点，中国将一步步夺回丧失的土地。”作为当时在场的唯一中国记者，胡政之见证并记录了这屈辱而又不屈的一幕。而此时，二战胜利在望，中国成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世易时移，风雨沧桑，不能不让顾、胡二人百感交集。
中国代表团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笔、砚、墨来签字，是胡政之事先提议的。大公报》曾详细披露细节：“我代表签署时，曾使用我国毛笔文具，该项文具包括砚池及墨，墨上并镌有‘朱子家训’四字，签字所用之毛笔计四支，均由旧金山唐人街购来，每支价格为美元一元。”“国际外交与世界性公文，以中文签字，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实因此次旧金山会议中，中文已经公认为国际会议五大正式语言之一。”
顾维钧、董必武等代表签字之后，胡政之坐到台前，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签下了那个曾经署名发表过无数名篇、签发过无数《大公报》版面的名字——胡霖。用笔见证中国历史变革的新闻人，同时在历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唯才是举，提携后辈
胡政之的报人生涯成就赫赫，有为有守，堪称中国报业巨擘。著名报人徐铸成认为，民国报人中，邵飘萍、张季鸾等人长于采访、写作，史量才工于理财，汪汉溪严于管理，胡政之则是“全才”，“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胡政之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他学法律出身，办过报纸周刊，精通多国语言，还能照相、翻译电码，不仅能写社评，在经营管理方面也非常出色。
更可贵的是，胡政之不仅在报业经营、新闻报道方面开创很多先例，还爱才惜才，悉心提携后辈。徐铸成、范长江、萧乾、金庸等人，都将胡政之视为“伯乐”。唯才是举，体现了胡政之的胸怀与远见。
作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四川内江人范长江于1935年至1938年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采访西北内地，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一举成名。这次成功报道，和胡政之的帮助有着极大关系。
在北大求学时，范长江经常向《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颇为赏识这位四川老乡的文章，每月固定支付15元酬金，要他专为《大公报》写稿，鼓励他多写较长的通讯，题材不必限于一隅。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产生了“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处处碰壁后，他鼓起勇气给胡政之写信求助。
胡政之不仅以报社的名义慷慨资助，还开具介绍信，聘范长江为旅行记者，发记者证，预付稿费。他还告诉范长江，旅途中一旦遇到经费不足的情况，可以享誉国内的《大公报》之信用担保，到当地任何银行支取钱款。
1937年2月，范长江到达西安和延安进行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形象公开出现在报纸上。继埃德加·斯诺之后，范长江成为第一个采访延安的中国记者。
范长江从西北发回的每篇文章，胡政之都仔细斟酌、精心安排，在重要位置刊发。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大公报》将范长江等人的报道通讯结集为书，《中国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接连出版，成为当时的热门读物，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学家、翻译家萧乾在青年时期被胡政之慧眼识才，招至《大公报•文艺》做编辑兼旅行记者。1939年，萧乾迎来人生转折，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赴伦敦任教，但需自费前往。胡政之为他办护照、买船票，同时邀请他兼做《大公报》驻英记者。临行前盘缠遭窃，爱才的胡政之又以报社的名义出资相助，令萧乾十分感激。
1943年，胡政之随政府访问团到英国，专门去剑桥看望萧乾。当时萧乾在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进行心理学小说研究，正准备继续攻读学位，但胡政之给出了不同意见，他动情地对萧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大公报》在欧洲开辟了一个办事机构，萧乾走出剑桥，成为二战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纷飞中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萧乾后来感慨：“胡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947年10月，年轻的查良镛考入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被调往香港，随后担任《大公报》子报《新晚报》的编辑。1955年，他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新晚报》刊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改变了一生的际遇。
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等年轻人聆听过他的教诲：“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当时胡政之已年届六十，仍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金庸后来感叹：“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生活与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却意义精湛的话来。”同年4月，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临别时，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出门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政之淡淡一笑：“就会回来。”1949年4月，胡政之病逝。
数十年后，金庸专门为《回忆胡政之》一书题字“名言谠论，终身受益”，以表达自己对胡政之的敬仰之情。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