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竟能消几番风雨

2024-04-10 10:35:07 来源:广东政协网

  文│王 鹤

  看胡蝶(1908—1989)的照片,虽说不觉得张张都摄人心魄,但还是非常信服她为何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倾倒众生”。胡蝶面容之富丽、饱满、莹洁,正应了民间所谓“福相”,那对笑盈盈的酒窝,又为她的端庄增添了天然的妩媚。

  当然,比起阮玲玉,她的情态略微欠缺一点回旋、悠长、缠绵的韵味。但是你看后者,即便笑着,也有浅浅的哀婉和凄伤。倒是胡蝶,就算红唇紧闭,依然有喜乐、欢悦之色。尤其是她微微低头、双眼向上挑着凝视镜头的经典仪态,美得恬静、安逸、笃定。

  如果说阮玲玉身上那股雾绕霜浸的清寒,容易惹人顿生诗意的愁绪;那么,胡蝶就带着一分风畅花暖的馥郁,让人联想到世俗的和美。难怪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人士居多。

  1935年春,当25岁的阮玲玉以一纸“人言可畏”的遗书撒手人寰时,正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胡蝶伤心流泪。这眼泪里,有永失友人的悲伤,有同病相怜的痛惜,也有一丝黯然自伤吧。她俩是广东老乡,都是万众瞩目的女明星,因合作主演《白云塔》成为私交不错的朋友。胡蝶出访之前,还曾去阮玲玉家与之见面,后者为她高兴。

  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很懂得她们处境的微妙:为女明星者,不容不交际,而交际又系畏途。”既然人面如花,又需抛头露面,身后就难免有野蜂浪蝶,甚至摧花辣手。女明星的生存环境,从来就不单纯;何况,她们就像玻璃橱窗内的展品,一举一动都在公众视线之中,众目睽睽,更兼众口铄金。

  那些芒刺在背的难受,百口莫辩的委屈,胡蝶其实比阮玲玉体会得更多。她遭遇的舆论风险和人身风险,也远远超过阮玲玉。所不同的是,阮玲玉纤细柔弱,过早凋零了,胡蝶却雍容富态地走入晚年,享年81岁。

  电影皇后桂冠

  1924年,胡蝶顺利考入中华电影学校。该校位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是中国第一所电影演员培训学校,著名剧作家、编导洪深等人担任教员,因经济、人事等原因只办了一届。结业以后,胡蝶在张织云当女主角的《战功》中,饰演一个在游艺大会中卖糖果的少女,仅有几个镜头,由此走上银幕。

  随后,胡蝶因主演时装悲剧片《秋扇怨》为人瞩目。《良友》1926年创刊号的封面选用了她手捧鲜花的照片,当时她才18岁。胡蝶与《秋扇怨》男主角林雪怀也因此走近,后来订婚。

  有资料说,林雪怀是广东人,不擅国语,有声片取代默片后,无奈淡出影坛。据胡蝶回忆,林雪怀很自负,但演戏比较敷衍,因而受邀拍片的机会越来越少,改行经商,经营也不佳。自主演系列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后,胡蝶声誉日隆,月薪高达2000银元。两人因性格原因争执渐多,双方的处境落差太大,也增大了感情裂缝。他俩解除婚约时,报刊沸沸扬扬地炒作“雪蝶婚约案”。而胡蝶最为痛心的,是林雪怀对她的诋毁、中伤。林后来在上海、苏州开过雪怀照相馆,1935年病亡。

  胡蝶的父亲曾经在京奉铁路当总稽查,幼时全家人跟随父亲在京奉线奔走,接触到不同的风土人情。胡蝶很有语言天赋,她祖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在老家和北平、天津都生活过,能驾驭各地方言。庶母是旗人,姥姥(庶母之母)照料胡蝶的生活,因此她可以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跟潘有声结婚后,胡蝶还将福州话学得几可乱真。当电影由默片进入有声片阶段,许多广东籍演员难以适应,胡蝶却能毫无障碍地度过这一转变。1959年复出后在香港拍粤语片,她也能胜任。

  胡蝶的银幕生涯留有很多个“第一”:

  1928年开拍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最长的武侠系列片,她出演了18集中的17集,有影坛“第一侠女”之誉。1931年,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1932年,她主演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啼笑因缘》。1933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创1930年代国产片上座最高纪录;同年主演的《狂流》则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口碑票房俱佳。她还是国内最早做广告的明星……

  1933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天一影片公司经理邵醉翁(邵逸夫之兄)的太太、明星陈玉梅获10028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电影皇后”的桂冠,由此伴随她一生。

  或许,还应该加上一项,跟同时代的女明星相比,胡蝶被抛入过最凶猛的舆论旋涡,情感经历也很险绝。

  平地起风波

  23岁那年,胡蝶险遭灭顶之灾:1931年秋,明星影业公司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落霞孤鹜》改编为同名电影,赴北平拍摄外景。两片均为胡蝶主演,她在《啼笑因缘》中兼饰名门闺秀和卖艺女子两个角色。为了节省开支,外景队还同时套拍了胡蝶饰演小凤仙的有声片《自由之花》。他们在颐和园、北海、西山、中山公园等处拍摄了两个月左右,才回到上海。

  孰料,此行竟惹出巨大麻烦。上海、天津多家报刊报道: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侵入中国守军驻地,进而侵占沈阳及东北,东三省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此时却与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且馈赠十万元巨款给她。

  1931年11月20日,教育家、政治活动家马君武的《哀沈阳二首》,刊于上海《时事新报》,被万人传诵: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朱五”指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民国初期曾任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30年代初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任社长。“翩翩蝴蝶”自然指胡蝶了。

  一时间,舆论汹涌澎湃,“红颜祸水”的唾沫,几乎要淹死胡蝶。虽然万般委屈、愤懑,她却并未乱了方寸,赶紧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明星公司的导演张石川与洪深、郑小秋等诸多同人,也在《申报》发表启事,以“人格”为她作证: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尚祈各界勿信谣传。

  这场平地而起的风波,好不容易才平息。以至于直到1964年,胡蝶到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有记者问她是否愿意去见见张学良,她赶紧回绝:既然从未相识,就不必认识了。“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她还记得1931年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难堪,就算时过境迁,也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戴笠疑云

  1935年11月,胡蝶与潘有声恋爱六年后结婚。他是胡蝶堂妹胡珊的男友在礼和洋行的同事,后任德兴洋行总经理。胡蝶说,潘有声善于经营,长于交际,肯动脑筋,比如做茶叶生意,就会将茶的口感、特性和产地的气候、土壤等钻研透彻。

  那是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盛大婚礼,明星公司的演员们演唱了专门为她谱写的《新婚歌》:“胡蝶——幸福紧跟着你咧。假使你遭遇到不赏心的事,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平静而美丽……”

  但她的生命,绝不像朋友们祝福的那么“平静而美丽”。最峭拔的一段,也许是抗战后期在重庆的那两年多。关于她与戴笠在歌乐山“神仙洞”的同居,说法很多——她被戴笠幽禁,身不由己;她为维护家人安全不得已跟戴笠曲意周旋;她既为戴笠的一往情深打动,也陶醉于他所提供的特权和奢侈享受……

  军统特务沈醉的回忆文章讲述:胡蝶起初迫于戴笠的威势,不得不依顺,后来则日久生情。潘有声无奈,只得明哲保身,接受了戴笠给予的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官衔,长期住在昆明。有人说,戴笠对待胡蝶最是用心良苦,用情深厚。当然,他俩在一起时间不长,尚不足以下结论。如果戴笠没有在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后事将如何,也还很难预料。

  笔者以往也相信这段轶事,曾经这样评点:无论如何,胡蝶的重庆岁月都有与狼共舞的惊险……这段经历就天然地蒙上一层斑驳也俗丽的油彩,惹人议论不休……胡蝶遭遇的困局、险境,岂止于‘人言可畏’?”

  而在刘慧琴整理的《胡蝶口述自传》(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版)中,胡蝶本人对这段“秘史”,用这么几句话淡淡提起: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上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在该书附录二《永远的演员——忆与胡蝶的一段忘年交》中,刘慧琴写道:在我未认识胡蝶之前,对这个谣言还有所怀疑的话,在和胡蝶交往十多年后,纵观她的个性和为人,我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造谣中伤。”她曾当面向胡蝶求证,后者承认与戴笠认识,也有一般的交往,但并无传说中的情事。书中还提到,潘有声为政府部门购买物资,确与戴笠有往来,但戴并非特别的一个,当时潘有声跟孔祥熙、杜月笙等人也打过交道。

  刘慧琴仔细梳理了1941年底香港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胡蝶在香港、韶关、重庆、桂林等地的行踪,包括媒体的报道和其他人的回忆等,意在为胡蝶辩诬。刘慧琴的这些归纳颇有道理,让人不由地重新审视传言的真伪。

  胡蝶去世以后,围绕她的身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插曲。2000年前后,李宗仁遗孀胡友松自称是胡蝶的私生女,一度被传得煞有介事。话剧演员吕恩是胡蝶的亲戚,曾经撰文澄清:胡蝶不能生育,从潘有声的兄弟那里过继了一子一女,她怎么会有私生女呢?《胡蝶口述自传》也特意说明:胡蝶1936年宫外孕流产,手术后不能怀孕,遂收养了潘家的两个孩子,子女后来都学有所成,也很孝顺。

  年过半百获奖

  抗战胜利后,胡蝶一家短暂居于上海,1947年再次移居香港。他们开办的兴华洋行,有一项业务是经营“蝴蝶”牌热水瓶,胡蝶还出任兴华实业制造厂的总经理。当她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展销会上时,来参观、洽谈的人络绎不绝,足见其深广的影响力。

  胡蝶对丈夫充满夸赞:“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克尽为夫、为父的职责,他对人宽厚和蔼,即使对司机、佣人也是平等的。”她说两人感情融洽,从未因任何小事起过口角。所以,1958年2月丈夫患肝癌去世后,胡蝶极度苦痛:我却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雪上加霜的是,经营了十来年的兴华洋行也在潘有声病危时接近倒闭,不得不转让产权,连汽车也卖掉了。

  为了排遣哀伤、有所寄托,也因为经济原因,胡蝶1959年应邵氏公司之邀重返影坛,出演《两代女性》。自1949年与王丹凤合演《锦绣天堂》之后,她离开银幕已经十年。由以前红极一时的女主角到当配角饰演妈妈,胡蝶泰然自若,十分通透: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不可能永远是主角。“尤其是电影这个行业,更是后浪推前浪,谁要把我的名字在海报上排在最末最小,我也无所谓。”

  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后门》,请胡蝶饰演女主角徐太太。该片1959年年底完成,1960年上映,同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获最佳影片金禾奖,年过半百的胡蝶获最佳女主角奖。盛年过后还有此荣誉,胡蝶十分欣慰。

  1966年,在拍摄《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之后,胡蝶正式退出影坛。此后,她在台北、香港、东京等地居住,1975年移居温哥华与儿子一家团聚后,她使用“潘宝娟”这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意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不过,她在街头还经常被影迷认出来。

  回首一部电影史,有多少女明星经不起风霜摧折过早香消玉殒,或陷入凌乱颓丧。胡蝶却比那些脆弱或迷乱的同行镇定清醒,不以压力而崩溃,也不因负气而失控。她的回忆录讲述到与林雪怀解除婚约、被媒体肆意炒作时,特意顺势强调舆论之“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好在我长期受母亲的熏陶,对任何事情都还能比较冷静处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切自会水落石出,雨过天晴。”怪不得张恨水这么看她: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若拿《红楼梦》中人物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这时再来看胡蝶的照片,从她圆润大气、绝无棱角的五官,以及泰然自若的神情里,的确看到了聪慧、柔韧和圆满。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