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舒
如果人生可以开一张“遗憾清单”，我的那张单子上，第一行一定会写“没能学考古”。
我们那时候，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的。老师发下来一张纸头，每个人填下想报的学校和志愿，我把所有有考古专业的大学都填上了，为首的是北京大学。几天后，我的母亲去学校开完填报志愿会回来，在厨房淘米切菜，半晌不响。我有些忐忑，但最先开口的还是母亲，她说老师给她看了我的志愿，“我们都觉得不合适，女孩子不适合学考古。”“北大是说考上就考上的吗？”“野外考察，看你就吃不了这个苦。”“你多粗心啊，随便就破坏文物了。”她一口气说着，手里的活儿不停，砧板上好像切着什么肉，“咚咚咚”，我在房间里做着作业，一边哭一边想起司马迁写的《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很多年过去了，我没读成考古，和考古最近的距离似乎只有斥巨资买的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我兴奋地把土块拿出来，用那把很不好使的“洛阳铲”费劲挖起来。挖得汗流浃背，挖得狼狈不堪，挖得越起劲，感觉自己离考古也越远——终于，当我总算挖出了成果，却不小心把藏着的镜子挖坏了的时候，一直在旁观摩的母亲再次把当年不让我报考古专业的理由又说了一遍。她也许是对的，我的动手能力就是差到不行。
到底意难平，只好做个半吊子的考古爱好者。
2022年夏天，我突发奇想，去了一趟山西，第一站是佛光寺，第二站是应县木塔，第三站是云冈石窟。出发之前，我刚刚买回三联书店出版的《宿白集》，开始读《中国石窟寺研究》，恰逢2022年8月3日是宿先生的百年诞辰，这一趟旅行很有意义。
走近石窟
宿白先生的名片上只有一个头衔：北京大学教授。除了1946年在北大图书馆短暂工作过之外，他确实一辈子都在北大教书，先是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后来是历史系考古专业。新中国考古先驱”——宿白先生肯定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但他说起自己时，却总是说“没有多少成绩，就是当老师而已”。
我无法忘记2022年春节拜访樊锦诗老师的时候，前一秒还在严厉批评某些现象的樊老师，一提起宿先生，忽然换了表情，低着头连连说，“哎，我的学问还是没做好”。她讲起把敦煌考古报告交给宿先生时的情景：“他脸一沉，我就想，完了，不满意。”
宿白先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不独樊锦诗，考古学家安家瑶谈起读史书对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时，一旁的宿先生突然插话：“你现在还读吗？”已是花甲之年的学生立刻从沙发上欠身回答：“读的读的。”
宿白先生讲话也很直率，有学者向他请教写弥勒造像的问题，他直接说：你不要写了，因为你搞不全资料的。”
宿白先生的成名作是《白沙宋墓》，但他考古的起点是云冈石窟。早在1941年，宿白曾经在假期与同学前往山西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云冈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石窟寺的研究就从云冈石窟开始。
去云冈的路上，仍旧有很多挖煤车，据说20年前更多。《水经注》里对于云冈石窟的记载曾经令我非常向往，尤其是那一句“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想来真是万佛瞩目，何等气象。今天当然是看不到了，但经过扩建的云冈石窟确实增加了许多景观设施，前往石窟群要走不少的路。
过检票口之后，会看到一个老头塑像，很容易就能猜出塑像的名字，毕竟此地叫“昙曜广场”。昙曜是北魏高僧，据说他在大街上遇到北魏文成帝，皇帝的御马咬住昙曜的衣袖不放，这才有了后面开凿云冈的佳话。用现在的话来说，昙曜是云冈石窟的“创始人”，文成帝是“天使投资人”。
昙曜经历过太武帝灭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首次“法难”，无数僧人被杀，更多僧人被迫还俗。昙曜聪明地将北魏几位帝王的面孔塑成佛像，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
已经成为云冈石窟名片的那尊大佛，便是昙曜五窟中的第二十窟。它之所以呈现露天样貌，是因为其前壁坍塌。林徽因还曾坐在大佛的脚下拍过一张照片。
第十六窟中的佛像正在进行数字化复原工作，所以暂时没有开放。一名小朋友对着围栏上贴着的图片大声说：“系红领巾的大佛为什么不开放？”童言无忌，这当然不是红领巾，而是鲜卑服饰风格的飘带佩结。这尊佛像象征的正是文成帝拓跋濬。塑造时，“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也就是说，为了和拓跋濬身上的黑痣相吻合，工匠们专门在佛像的脸上和脚上镶嵌了黑色石头，岁月侵蚀，黑石或脱落，或磨灭，于是留下了孔洞。
昙曜五窟里还有“灭佛者”太武帝，这便是第十八窟，生前不信佛的太武帝穿上了千佛袈裟。第十九窟的石壁上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群像，作家钟阿城在其著作《昙曜五窟》里认为，这些群像就是当时的“殉难僧团”。
拿回考古话语权
在云冈还有一个意外邂逅——宿白纪念馆。
从售票处步行笔直向前，即将进入石窟群时，会看到右手边有一个景点指示牌，其中一个是“宿白纪念馆”，右转走三分钟，就会看到那个安静的小院子。
院子里有三个展厅，门口挂着三块匾额，分别是“三乐自宽”“会心不远”“君子雅安”，均出自宿白先生的自治印章。展厅中有大量手稿和照片，我细细看了宿先生的考古笔记，再次感慨老先生的细致和严谨。
院子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院子右侧的小山坡上，是宿白之墓。当听说宿白先生埋骨云冈时，我有点震惊——不是他的老家沈阳，不是他生活得最久的北京，而是云冈。但细细一想，并不突兀。
在宿白先生之前，云冈石窟的研究完全被日本学者“霸占”了。第一个“发现”云冈并对学界做出介绍的学者是伊东忠太，他在1902年来到中国考察。伊东忠太从法隆寺的建筑样式中看到了某些希腊装饰的痕迹，他想从中国出发，经印度去希腊，最终证明法隆寺的建筑起源是希腊。然而，在第一站云冈，他就找到了答案，云冈北魏石窟建筑群的艺术形式有取法西方的部分，云冈就是日本推古式的源头。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里，关于云冈的研究，一直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的。虽然有梁思成等中国学者研究过云冈石窟，但都是从边边角角进行分析，并未进行过系统解读。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大同沦陷，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带队的日本京都大学考察队，在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并于上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30册。非常无奈的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世界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都只能将此书奉为圭臬，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云冈石窟影像记录了。
直到1947年，宿白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原文，碑文内容涉及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这才填补了文献空白，云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回忆：“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曾到大同云冈考察。后来，在主持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几乎每年都到云冈……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
宿白先生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冈石窟》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并且和日本学者进行了长期的辩论。1990年，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的末段“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宿白为中国学界扳回一局。
“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山坡爬上去有点消耗体力，但风景很好，宿白先生长眠于此，可以俯瞰云冈，应该很开心吧。墓碑小小的，黑色，上面镌刻着他生前最喜欢也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我在云冈待了大半天，从艳阳高照一直坐到夕阳西下，来来回回看了三遍石窟。真奇怪，我最喜欢的不是昙曜五窟，不是精雕细琢的双窟，而是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后的晚期石窟。
参与打造晚期石窟的工匠大多来自民间，他们带着供养人朴素的愿望，有的为纪念亡夫，有的为自身脱苦。这些佛像不同于早期大佛犍陀罗风格的刚健，不同于双窟的精美，它们拥有长长的脖颈，窄而下削的肩膀，所谓秀骨清像，便如是。它们穿上了人的衣衫，那些下垂的衣襞里，那些灵动的披帛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威严，而是烟火人间的慈悲。
昙曜塑造石窟寺的原因之一，是木头会朽坏，会烧毁，只有托体同山阿的石头才能永恒。但是，连他也不曾料到，石窟的造像们会在千年之中，始终接受着另一位工匠的雕琢，这位工匠是上天派来的，它的名字叫风。
石头被雕琢成像，时光流逝，又慢慢磨灭，混沌，还原，回归石头原有的模样，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佛，四大皆空相。在光阴面前，一切都那么苍白，那么无力，再伟岸的塑像，最后都抵不过一阵阵风。人类能做的，看上去很多，真正能做的，其实很少，滚滚红尘中，有人选择追名逐利，有人选择游戏人间，有人择一事终一生。
宿白先生还讲过另外一句话，我很喜欢，用以共勉——
“不要只看现在，大浪淘沙，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那就看这些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