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帮文
珠水光，云山叠翠。
广州，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与兴盛地，中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世界上著名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港口城市。
广州之魂，在开放包容；广州之实，在生猛淡定；广州之质，在其命维新。深植于名城广州的岭南画派，其命、其魂、其质，就在“维新”二字。
岭南画派是以广州画家为主要群体的艺术流派，诞生于20世纪初，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岭南画派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在传统中国绘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独树一帜，与京派、海派共同构成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广州，也由此成为与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绘画之都、艺术之都。
岭南画派从表面来看，虽然是一个地域性的艺术流派，但与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流派不同的是，其诞生、发展与中外文化的碰撞、互动有着紧密关联，或说画派理念的生成、美学范式的演进，离不开全球化背景。
广州2000多年的世界交通、商贸与文化交流史，尤其是近代西学东渐的首当其冲的城市区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岭南画派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地处近现代社会改革与民主革命的先行地，从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岭南画派基于时代变局重新定义艺术价值；岭南画派的先贤跨越国界采集西方文化菁华，大胆为我所用，完成了对中国绘画传统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与革新。
走过百年历程，岭南画派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域外传播度、接受度与传承度最高的中国绘画流派。岭南画派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成为广州与世界沟通、维系华侨华人情感的重要方式。
只有开放包容的广府文化才能滋养岭南画派的发展，也只有勇猛精进的城市精神才能让岭南画派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艺术流派——一座城与一个国际性画派的缘分，就是这样水乳交融。
【西风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前沿】
在广州西关一带，有一条繁忙的商业街，叫十三行。
如今，它看起来与其它普通的街道别无二致，但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它是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对外贸易中心，它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和世界之窗。作为当时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城市，广州是西风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前沿。
1582年，利玛窦漂洋过海抵达澳门，进而在广东肇庆、韶关等地生活长达八年之久，带来了西方教义，也带来了包括油画、地理、天文、数学、音乐等在内的学科知识，开启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美术与文化的大门。此后，许多欧洲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传播了油画、铜版画、建筑等技艺，大大丰富了清王朝的艺术品种。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广州。
对中国绘画产生深远影响的清廷画家郎世宁，就是通过广州十三行北上入京的。1715年，这位27岁的意大利画师到达广州，首先在十三行商馆学会了中国语言与礼仪，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郎世宁”的中文名字，再进入宫廷供职，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画师。
1757年，清政府关闭江、浙、闽三地海关，只留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形成了广州与东北亚、东南亚和非洲、欧洲、美洲的海上交通，使广州成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地区。
西方的绘画人才不断进入华南地区、进入中国，其中居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西方画家是英国的乔治·钱纳利。他成长的年代正是英国绘画的黄金时代，接受了系统的美术教育，于1825年来到澳门并定居于此，直至1852年去世。他常常往来于广州、香港等地，创作了大量的油画、水彩与水粉画，并培养了一批中国艺术家，林呱就是其中一位。1852年，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刊登了“钱纳利去世讣告”，有言“一个在广州的现代绘画流派，是钱纳利建立起来的，他的学生——包括林呱及其他一些中国画家，都画艺不凡”。
在当时的广州，像林呱这样的学习西方绘画语言，并学以致用，以“兼采中西”的技法来表现本土风物的艺术家数量众多。他们主要活跃于十三行，其绘画作品通过航船外销到欧洲与美国，因此得名“外销画”。外销画主要包括油画、水粉画和水彩画，其中以油画的价值最高，真实记录了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主要是广州及珠三角）的社会风俗，记录了当时中西贸易状况，是极为珍贵的历史图像。
外销画是广州画家学习西方绘画的见证，对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思想兼收并蓄，并积极吸纳、调和。对此，广州艺术博物院研究员陈滢曾如是描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广州）先后接受了17世纪荷兰绘画、18世纪意大利绘画、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及法国的绘画，不拘一格，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散发着海洋气息的南粤画风……以中西合璧、别具魅力的岭南风物画打入西方的市场。
【岭南从来不乏文化革新巨擘】
走在广州老城区，随处可见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留下的痕迹。
荔湾区有一座千年古刹华林寺，它的前身为“西来庵”，是印度僧人达摩西来弘化佛教妙旨的初登之地；临近华林寺的上下九商业街，以及人民南路、一德路的骑楼，是广州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是国内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建筑之一，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珠江白鹅潭北岸沙面岛上的欧陆风情建筑群，是广州独特的露天建筑“博物馆”，曾有十多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九家外国银行、四十多家洋行在此经营；沿江西路的粤海关旧址大楼，则是近代流传到中国的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型建筑。
岭南画派就诞生在这样一座常开风气之先的城市。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就生活在广州。
在“二高一陈”之前，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康有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时年34岁。7年后，他连同学生梁启超等人，发动“百日维新”，鼓荡时代新风。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逃亡国外。1904年，在欧洲参观一些博物馆之后，他开始用世界视野思考中国绘画的出路，将“变法”二字，从政治领域延及到艺术领域。1917年，康有为在名作《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更是感慨：“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现在来看，康有为的这番惊世骇俗之论，多少有些偏激，但一腔慨叹，犹如投入一摊静水的石头，激起多少晚生后学与有识之士心中的阵阵涟漪。
而再向前追溯，岭南从来不乏文化革新巨擘，热土之下常涌动着不安分的创变冲动。唐朝的六祖惠能创建了影响世界的禅宗，明代的陈白沙提出的“心学”，带动了王阳明及近代哲学的转向。
到了“二高一陈”这里，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革新运动，在激荡的广州中外文化风潮中，正蓄势待发。
【十香园：岭南画派的摇篮】
在广州珠江南岸的江南西闹市中，流淌着一条清幽的小河，河边有一条不起眼的窄巷，巷口有一座岭南风格的园林。庭院布局精致、小巧玲珑，但亭台水榭俱全，山石嶙峋，各种花草点缀其间，幽雅且不失逸趣。
这个小园林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十香园”，因园内种植素馨、茉莉等十种香花而得名。十香园建于清道光年间，位于海珠区隔山村，原名为隔山草堂。抗战期间，此园遭日军破坏，化为断壁残垣，今天我们看到的十香园，基本是后来按原貌复原和扩建的结果。
十香园最早的主人是居巢、居廉，均是绘画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并称“二居”。居廉原籍为江苏扬州宝应县，先辈来粤做官，落籍番禺。同治三年（1864年），居廉随兄居巢返回番禺，在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怀德大街筑建“十香园”，专心作画、卖画，声名日彰，桃李甚众。
居巢、居廉曾突破前人的画法，开创了“撞水撞粉”技法，题材以花鸟虫鱼为主，兼及民生民俗，画风清新灵秀，逐渐成为清末岭南画坛的主流。
所谓“撞水撞粉”法，“撞水”是指在颜色湿润时，净笔蘸水注入，将颜色“撞”向另一端，注水的地方颜色冲淡，形成深浅不一的层次变化，体现天然肌理和光影变化。撞粉”则是在颜色未干时，将粉“撞”入，色粉交融，形成亮泽立体的色彩效果。水与色、水与墨、色与墨、色与色相撞后，形成松动空灵、饱和坚实的效果，让画作灵动中不失理法，尽显中国传统丹青独特之美。
从1865年起，居廉在此开馆授学，以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培养了一大批画家，当中以高剑父、陈树人最为杰出。
1892年，13岁的高剑父经人介绍，走进了十香园，拜居廉为师，学习中国绘画。在进入十香园之前，他的幼小生命却是在巨大的困厄中延展开来，甚至差点命丧于襁褓。
高剑父出身于番禺大石乡员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四。呱呱落地那天，恰是老黄历上的“大凶日”，全家人都以为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会有不祥之兆。但他的父亲不管家人怎么说，坚持将孩子留养下来。
高剑父自幼便显露出刻苦进取的个性。四岁入私塾，但因为家庭实在贫困，读了七年书后不得不辍学，幼年时就靠种田、放牛、在药店打工等维持生计。
进入十香园之后，高剑父十分珍惜这次学艺机会。从番禺家里到十香园有十余里路，交通十分不便，天刚亮，他就简单吃点糕粉，徒步赶往十香园。中午没有钱买饭吃，就挨着饥饿等着傍晚下课，下课之后再徒步回家。如此每日迂回往返，不计风雨来袭。
没多久，他的老师居廉嘉其志行，又怜悯他的贫苦，就把他留在家里食宿，每月只收很少的费用。但是，高剑父的家里仍然无力缴纳这笔费用，居廉对此也并不在意，倒是家人、仆役有时会在背后奚落他。就这样，高剑父在十香园留居了一年，一年里深受恩师教泽，也体味到世间诸般况味。
十香园给予高剑父的，不止是绘画的基本功，还有他一生的挚友——陈树人。
在高剑父进入十香园八年后，地道的“广州仔”陈树人亦入居氏门墙，两人由此成为同窗。相比于师兄，陈树人的家境要好许多。他的父亲靠经营盐务起家，娶了五房太太，共生子女11人，陈树人是最后一个孩子。1884年，当他降生在广州祖居的时候，家道开始走下坡路，但总还算是一位富家子弟，且生得一副清俊模样。
1940年，陈树人写了一首《寄怀高剑父一百韵》，回忆了早年认识高剑父、一同学艺的过程：
我本艺林人，自幼成画痴。
年尚未弱冠，委贽居古师。
及门得高子，才大气更奇。
一见便倾心，莫逆交相知。
切磋复琢磨，切切仍偲偲。
在居廉的倾心调教下，高剑父与陈树人这对莫逆之交走出十香园，走到中国艺术界的中心，并与高剑父的弟弟——高奇峰一起，横跨中西文化疆界，开创了中国绘画现代变革的重要流派“岭南画派”。这三位风云人物并称“二高一陈”，有“岭南三杰”之誉。
因此，十香园也被称为“岭南画派的摇篮”，记录着小人物在大时代的逆袭之路。
【东瀛求学】
在十香园，高剑父有一位同门师兄，叫伍德彝，比高剑父年长15岁，家中收藏了大量的古代名画。观摩、临习古画是中国画学习的重要途径，而能直接面对真迹，更是机会难得。酷爱学习的高剑父想得窥伍家所藏，便拜托同学容仲生介绍，想与伍德彝深交。伍德彝提出，欲窥所藏，先拜他为师。
高剑父不得已，只好向师兄行三跪九叩拜师大礼，并向其家属行礼如仪。每路遇，必肃立路旁低首请安。
伍氏家族为何有能力收藏这么多的古代名画？到底有何显赫与尊贵之处？
这就必须提到伍氏辉煌的家族史。广州十三行商行众多，尤以四大巨富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这四大富商就是潘振承、卢观恒、伍秉鉴和叶上林。其中，伍秉鉴有“大清国最后一位世界首富”之誉。伍德彝就是伍秉鉴的后人。
伍德彝见高剑父确实谦逊，又尽行弟子礼节，便留他居住在伍家万松园以观赏其藏品。当时，粤中的几大收藏家，都已败落，藏品尽归伍家。高剑父住在伍家万松园，用了两年时间，阅尽伍家所藏，尽得宋元各家杰作之秘奥。其间的一应供给，全是伍家负担。
在伍德彝的万松园，高剑父认识了伍家另一位在澳门的富商——伍汉翘，高剑父得到他的资助，转入澳门格致书院读书，住在伍汉翘家。又认识了从法国来的传教士麦拉，跟随他学习素描、西洋画。格致书院是中国华南地区最早引进西式教育和西式文明的学校之一，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富有博爱和世界大同精神的人才。后来，伍汉翘因为生意，又回到广州。无奈之下，高剑父也随之返回广州。
在这期间，高剑父还在无意中认识了一位日本画家，他就是山本梅崖，也是发现高剑父的伯乐。
当时，山本梅崖在广州述善学堂担任图画老师，同时到多个学校任教。在万松园的一次文人雅士聚会中，山本发起即席挥毫联合作画的倡议，各位宾客都各尽其能，而高剑父因为年龄最小，按排序最后才执笔，就在画面的边缘位置画了四五朵梅花。谁知掷笔后一鸣惊人，全部人为之倾倒。其中，山本尤为赏识，禁不住拍案叫绝。
自此结缘后，经过几次交往，山本对高剑父特别推崇，不仅时常谈论艺术，还教他学习日语。不久，山本离粤返日，临行前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特别嘱咐高剑父到日本游历、学习。
1903年，在山本梅崖的鼓励下，高剑父首度远赴东瀛求学，后来又数次往返于日本与中国。高剑父先是在日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画展中，初步认识日本画；接着在一些机构接受短期的西画基础训练；最后，又进入日本美术院学习。虽然他没有在高等学府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但“走马观花”式的游学已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从而基于世界视野重新思考中国民族绘画的命运与出路，并从以竹内栖凤为代表的日本画家折衷汉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探索中，获得了变革中国画的灵感。
高剑父去日本的时候，还带去了他的两个弟弟高剑僧与高奇峰，两人都曾在高剑父的指导下学习绘画，接受了最初的艺术启蒙。可惜高剑僧在日本感染时疫，不幸客死异邦，年仅23岁。
1908年，陈树人入读日本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1912年正式毕业后回国担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的图画老师，不久又再次东渡日本入读东京私立立教大学。相比于高剑父与高奇峰，他是正式的日本留学生。
【既是文艺家又是革命家】
高剑父、高奇峰与陈树人除了拥有相同的绘画渊源，都曾去日本求学这些人生相同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经历，那就是早年都加入了同盟会，都成为了民主革命的先驱。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日本游学期间，高剑父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同盟会成员交往密切，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系列革命主张，遂于次年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其后，高奇峰成为了同盟会成员。
陈树人，本来凭着相对优裕的家境，可以和贤妻过上清闲自在的生活，但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下，也加入了同盟会，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一个艺术流派的创始人都是同盟会元老与资深革命家，都是为苍生计的热血男儿，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堪称独一无二。可以上马杀贼，也可以下马捉笔，这就是岭南画派先驱特有的家国情怀。
为何岭南画派先驱既是文艺家又是革命家？这又不得不归结到三人的故乡城市广州的独特历史魅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迎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封建专制政体面临崩塌，国家遭受列强侵略，社会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反抗专制统治与列强侵略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革命思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念面临空前的质疑与否定。而广州则是当时反抗统治与侵略斗争、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涌现了先进的思想文化，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
众多满怀理想的青年希望找到拯救中国的新出路，而纷纷求学海外求药方。对于出国的初衷，陈树人在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交待得很清楚：
试就吾华想，方兹艺运衰。
苟无新借镜，那扩旧遗规。
自审于斯道，虽微亦有裨。
复兴文艺望，堪并国家蕲。
一言以概之，他们希望用艺术救国。
三人对当时那种只会玩味笔墨意趣、只顾孤芳自赏、脱离社会实际的绘画方式强烈不满，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林逸气与固化程式也感厌倦，论断这种美学风格无法唤醒民众、振奋民心。于是，重新定义中国绘画的意义，重新界定绘画与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联，重新借助域外艺术经验来激活疲乏虚弱的画道，进而启迪民智、振兴民族。
高剑父在岭南画派的纲领性文献《我的现代绘画观》中曾这样表示：“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觉到我国艺术实行艺术革新之必要。这三十年来，吹起号角，摇旗呐喊起来，大声疾呼要艺术革命，欲创一种中华民国之现代绘画。”很显然，其艺术革新主张，不过是其民主革命思想在艺术领域的具体投射与延伸，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共同构成广东在现代文化艺术变革大潮的主导与核心地位。
“二高一陈”对以写生和写实为基础、融中国水墨技法与西洋技法为一体的绘画样式倾心不已，并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运用到自己的画面中去，创造新的绘画美学。相比于西方传教士传教、中西通商所带来的西画东渐，二高一陈”主动走出去接受西洋画法，更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由此来看，高剑父受山本梅崖的劝说去日本游学，看似偶然，其实终是历史的选择。
“二高一陈”走出国门学习域外画法，并不是中国第一人，也不是广东画坛的孤例。第一个到西方学习美术的是广东鹤山人李铁夫，1887年起，他先后于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国学习绘画，曾从学于美国著名画家威廉·切斯和约翰·萨金特。1916年，李铁夫作为第一个东方人被吸收入美国当时最高的美术机构——国际绘画学院。1930年，李铁夫归居广州。对于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关联，李铁夫与高剑父抱有相似的观念，他曾说：“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
20世纪初，外出学习的广东画家特别多，成了一个壮观的风潮。冯钢百、陈抱一、关良、谭华牧、胡根天、林风眠、李金发、符罗飞、司徒乔、李桦、丁衍庸等等，尽是画坛风流，粗略统计达50多人。学成后少数寓居国外，大部分则回国，主要活跃于长三角城市及广州。
是历史之势选择了岭南画派，岭南画派也最终成就了历史之势；是广州造就了岭南画派，岭南画派也荣耀了广州的艺术之风。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