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文史学者）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
这些缠绵深情的句子，摘自诗人、翻译家朱生豪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书信。
这对“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相知、相恋十多年，鱼雁往还千百度。但他们真正共同厮守的生活仅有两年多，便天人永隔，留下一段“诗侣莎魂”的故事。
“一笑低头意已倾”
“水那边，两三茅屋……信步走上了城墙，向下一望，几处民房，缕缕炊烟直上。”这是朱生豪少年时期的诗歌《城墙晚眺》，发表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校刊《秀州钟》。
学生时代，朱生豪的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文科，高中以后，他的诗歌作品已有些名气了。诗歌之外，他还写出了《古诗与古赋》这样颇具分量的学术论文，并办起了手抄报《家庭小报》，文学才华展露无遗。
1929年，17岁的朱生豪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校董会破格保送入刚复学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并享受全额奖学金。然而，才华横溢的背面，是朱生豪沉郁忧伤甚至还有点古怪的性格。因为父母相继离世，家道中落，寄人篱下，朱生豪的童年过早结束了。
在之江大学，朱生豪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将所有的心绪——双亲辞世的哀恸、寄人篱下的孤苦、无人倾诉的寂寞全然寄托于读书作文，因而也更加出类拔萃，被师友们公认为之江才子。当时的国文老师、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曾如此评价他：“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同时，夏承焘也注意到：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
直到遇见宋清如——这位比他大半岁，如同一泓清泉、让他倾全部身心爱恋的温婉美丽女子。1932年秋，宋清如从省立苏州女子中学考入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此时的她“不要嫁妆要读书”，经历了难忘的南京请愿行动，又成功退掉与江阴华家的包办婚约，来到杭州时满是新的憧憬。
一到学校，宋清如就被这里的环境迷住了。她的国文基础本来就好，在“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灯晚照，渔歌萤火”这样充满诗意的校园里，就读国文系的宋清如可谓如鱼得水，多篇诗作发表于当时名气很大的《现代》杂志，并受到杂志主编施蛰存很高的评价和鼓励。
彼时的之江大学，课余生活十分活跃，建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学生社团组织。朱生豪加入了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担任社长的“之江诗社”，成员则以文学社中一些爱好诗歌的师生为主。进入之江大学后不久，宋清如也加入了诗社。在一次活动中，朱生豪第一次见到了她。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彼此年纪又相仿，两人以诗会友，越聊越投机。
“大一学妹”宋清如向名满之江的“大四学长”朱生豪请教诗歌，两人的书信往来日渐增多。宋清如在信中附上自己所写的诗词，请朱生豪评价修改，朱生豪自然义不容辞，为她细细加工，修改后的词句，常较原句增色不少。鸿雁传书中，彼此的情愫悄然滋长。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朱生豪毕业以后仍继续保持着。
栀子花开，毕业的日子迅疾到来。1933年夏，在胡山源（作家、翻译家——编者注）老师的大力引荐下，朱生豪觅得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的工作。此时，朱生豪终于正式向宋清如坦然表白，他将自己作的三首《鹧鸪天》寄给宋清如。第一首描写的正是两人初识的场景：
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群。
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宋清如则写了一首《满庭芳》，发表于《之江年刊》：
南浦烟低，西山雾乱，群峰无雨冥冥。单衣团扇，江上暮凉轻。为问春归何处？萋萋草、绿满沙汀。茅亭畔，离樽共引，暗惜别时情。
年时携手地，塔铃风磬，几度同听。旧江山如画，新恨共潮生。此后六和月满，鸥飞远、孤艇谁迎？沉吟再，长亭莺语，为我说叮咛。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自此，朱生豪开启了“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的长情告白。
“我实在喜欢你那一身的诗劲儿”
毕业离校后不久，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写道：
为了你，我也有走向光明的热望，世界不会于我太寂寞。
来信与诗，都使我快活。每回你信来，往往怀着感激的心情，不只是欢喜而已。
自朱生豪1933年秋赴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两人开始长年异地恋，“两地书”持续了将近十年。离开了朝夕相对的好友，见不到宋清如面的朱生豪将全部思绪付诸笔端，常常两三天就写一封信，甚至有时一天两封。
正如爱情之花由含蓄到热烈缓缓绽放的过程，宋清如和朱生豪的相识相恋缘于诗歌，其表达交流方式也从典雅的古体诗词渐渐过渡到热情奔放的现代诗体，甚或与传统文言句式迥异的西式翻译体长句。这是时代的风貌，也是朱、宋爱情独有的光芒。
朱生豪生性讷于言辞，写信却是笔下生花。每当打开思想和情感的闸门，他就将自己的思绪清晰无遗地呈现在了宋清如眼前：宝贝：
现在是九点半，我想你大概已经睡了，我也想要睡了。心里怪无聊的，天冷下雨，没有东西吃，懒得做事，只想倚在你肩上听你讲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世界有些古怪，我巴不得永远和你厮守在一起。
你说我们前生是不是冤家？我向来从不把聚散看成一回事，在你之前，除你之外，我也并非没有好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和你一认识之后，便像被一根绳紧紧牵系住一样，怪不自由的，心也不能像从前一样轻了，但同时却又真觉得比从前幸福得多。
“我实在喜欢你那一身的诗劲儿，我爱你像爱一首诗一样。”在宋清如面前，朱生豪这个被称作“民国最会写情话的人”，时而是通达世事的长者，时而是不甚讲理的“弟弟”，时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音。
在书信中，朱生豪对宋清如的称呼有70余种：宝贝、宋宋、妞妞、祖母大人、女皇陛下、傻丫头、小姊姊、小亲亲、小鬼头儿、无比的好人、昨夜的梦、宋神经、宋姑娘……而朱生豪自己在信末的署名，风格更是千奇百怪：魔鬼的叔父、张飞、小三麻子、堂吉诃德、一个臭男人、猪八戒、顶蠢顶丑顶无聊的家伙、丑小鸭、叽里咕噜、牛魔王……这些坠入爱河之时情之所至的戏谑自嘲看似荒诞，甚至有点神经质，但无不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收到回信时，朱生豪快乐似神仙；未收到时，则刻骨相思，黯然销魂，“望你的信如望命一样”。1934年3月的一封信写道：阿姊：
不许你再叫我朱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上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特此警告。
你的来信如同续命汤一样，今天我算是活过来了，但明天我又要死去四分之一，后天又将成为半死半活的状态，再后天死去四分之三，再后天死去八分之七……直至你再来信……
朱生豪就是这样，外人面前沉默聪敏、落落寡合，面对宋清如却像变了个人——俏皮、活泼、忧郁、彷徨、勤奋……甚至豪迈。
正如他在信中对宋清如的至真告白：“无论怎样远隔着，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如果没有你，生命对于我将是不可堪的。”
“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在这“情书曲曲寄相思，人间暂聚易参商”的日子里，朱生豪的翻译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一向对莎士比亚十分喜爱的朱生豪，欣然接受了时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主任詹文浒的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令他下定决心翻译莎翁文集的，是鲁迅先生的几番呼吁——希望有人把莎翁作品这部世界文学的瑰宝翻译过来，能“在中国留存”“于中国有益”。
1936年夏，朱生豪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宋清如，说准备把译著作为献给她的礼物：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Tempest（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编者注）的第一幕已经译好，虽然尚有应待斟酌的地方。做这项工作，译出来还是次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便是把僻奥的糊涂的弄不清楚的地方查考出来。因为进行得还算顺利，很抱乐观的样子。如果中途无挫折，也许两年之内可以告一段落。虽然不怎样正确精美，总也可以像个样子。你如没事做，替我把每本戏译毕了之后抄一份副本好不好？那是我预备给自己保存的，因此写得越难看越好……我非常爱你。
收到信的宋清如很激动，她写信鼓励和支持朱生豪的翻译工作，并写了一首诗《迪娜的忆念》寄给他。
就这样，朱生豪手中捧着《简明牛津词典》和《英汉四用辞典》两本工具书，口袋里揣着一支笔，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动笔翻译《暴风雨》起，开启了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曲折道路。
这时，宋清如也完成了之江大学的学业，经人介绍进入湖州私立民德简师任教，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教学生涯。一个在上海全心翻译莎翁全集，一个一边在湖州悉心从教，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帮着抄译稿，虽然都不轻松，却也各有乐趣。
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战乱打破。随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偌大的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朱生豪和宋清如开始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饱受漂泊流浪之苦。朱生豪的译莎计划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他辗转沪上亲戚家、嘉兴姑妈家和周遭城镇避难，宋清如则随家人逃难去了四川，先后在重庆、成都执教。
兜兜转转，宋清如与家人在1941年10月回到上海，与在“孤岛”中奋战的朱生豪会面（因为怕累赘，宋清如回程时把朱生豪寄到四川的信件及其他文字资料销毁了，所以现在残存的书信，几乎都是1937年8月以前的）。劫后相逢，两人都格外珍惜对方。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租界全面沦陷，他们计划结伴离开上海去大后方。在好友张荃的建议下，两人决定先在上海结婚，再奔赴四川。
1942年5月1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朱生豪与宋清如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婚礼，十年苦恋终成眷属。在婚礼上，作为介绍人的夏承焘先生为新婚伉俪题下八个大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此语堪称朱生豪与宋清如一生爱情的写照。
因形势变化超出预料，朱生豪与宋清如的赴川计划搁浅，两人前往宋清如位于常熟的家里暂住。为此，两人还郑重其事地拟写了一份《约法七章》，约定内容包括“为避免离别痛苦起见，生豪愿于本年暑期后随同清如重回常熟居住；并为使莎剧译事早日完成，不致时作时缀起见，非有重要事故，暂时不再返归嘉兴”等。其中第五条尤其有意思：“清如必须保证向生豪保证不得有六小时以上之离别，如有必要之理由，当征得生豪同意，并约定准确归期，不可失信。”
那段日子，“他译莎，我烧饭”。朱生豪继续全力以赴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宋清如则甘愿洗手作羹汤，站在朱生豪背后默默支持他。她包办了家里的洗衣做饭事务，经济紧张的时候还去帮工挣钱贴补家用，甚为辛苦。
“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朱生豪夫妇回到老家嘉兴定居。他足不出户，一头扑在译业上。
其时，朱生豪的老家已是一派破旧景象，他没有固定职业，靠翻译稿子获得一些微薄的稿酬，宋清如也没有工作，家中极度拮据。然而，环境的恶劣和经济上的困顿，丝毫不影响朱生豪对翻译莎翁作品的专注和投入。他曾说，“饭可以不吃，莎不可不译”。
这一份热爱，宋清如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尽全力支持他的翻译事业。她不仅承担了全部繁重的家务，稍有空闲，便充当译作的第一读者，还常和朱生豪讨论一些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推敲酌定用词。虽然日子清苦难挨，两人的感情却愈发笃厚。
在废寝忘食的工作中，朱生豪的翻译进度相当快，到1944年初，他按照原计划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三本罗马史剧及几部杂剧。他估计，如果进展顺利，当年底就可以把全部莎剧译完，从而大功告成。
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翻译成果与日俱增的同时，朱生豪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他终于病倒了，确诊为肺结核。6月初，朱生豪不得不放下他的笔。此后，他的潮热持续不退，病情日益恶化。谢世前夕，朱生豪说：
夫以译莎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于兹矣……幸喜莎剧现已大部分译好，仅剩最后六个史剧……不管几时可以出书，总之已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1944年12月26日午后，朱生豪轻微地喊了一声：“小青青，我要去了……”少顷，他慢慢闭上眼睛，抛别宋清如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将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年轻的32岁。
“要把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此后几年，宋清如携朱生豪未竟之志，克服种种困难，独自完成180万字遗稿的全部整理校勘工作，并写下译者介绍。1947年，朱生豪译本中文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3辑）由世界书局出版。传至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竟能译出如此高质量的莎剧。
朱生豪将莎剧中的众多典型形象介绍到中国，填补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空白，开创了近代莎学研究的新局面。朱译笔调流畅，文辞华美富丽，保持了原作的神韵，传达了莎剧的气派，并熟练运用散文体格式，再现了莎翁无韵诗体的口语节奏。1954年，朱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12卷出版。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以朱译为主体的《莎士比亚全集》。
整理遗稿之外，宋清如还在朱生豪弟弟的协助下，翻译完成了朱生豪未竟的五部半莎剧。之后的数十年光阴里，宋清如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并写文章回忆纪念朱生豪和宣介他的莎翁译作。她希望朱生豪“永生于读者的记忆里，如同永生于我的记忆里一样”。
1997年6月，86岁的宋清如病逝于嘉兴。她身后带去之物，是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册她亲自编选的《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情书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