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从龙（文史学者）
父子两地书
漂来漂去，我终于如愿以偿，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州分销点落脚。高考落榜是我的一次失败吧，和叶田分手算是我的失恋吗，万替解散可是我的首次失业呀——失败、失恋、失业，我一一品味，一天天地长大成熟。
这是一个懵懂青年在给父亲的书信里写下的话，时在1996年3月28日。是年，他22岁，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1992年，他就读于河南博爱县第一中学。1993年，他高考“落水”，只好去郑州读自费的黄河科技大学。对于这所学校，他最初的印象是，“不免有失望感”，仅仅几天以后，又“深深地爱上了”它，因为“在这儿将要学到的知识和受到的教育，却是一中不能比的”。
1995年夏，他完成了在黄科大的学业，踉踉跄跄地走向社会。怀揣文学梦，他一心想去报社、杂志社工作，最后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家先做出版后做家政的民营创业公司——万替公司。在这里，他多次想施展抱负，大干一番，但最终未能如愿。在这期间，他还经历过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为了表示对“恋人”的珍视，他将她的来信“一笔一画地抄录于硬面笔记本”，想着将来依时序结集，一年一册，却没想到，等来的是对方决绝的分手。
生活宛如月圆月缺，命运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又常常会推开一扇窗。1996年，万替公司解散，他转身进入郑州三联书店。其时，他只知道去三联书店做一名营业员是夙愿得偿，却不知道在这里，他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写信的青年叫马国兴，收信的人是他的父亲马耀武——河南省博爱县磨头卫生院的一位医生。从1992年到2001年，马氏父子一共往来通信一百七十三封。2016年，马国兴陆续将这些书信誊录整理，并于2023年3月结集为《我在郑州挺好的：父子家书1992—2001》（下称《父子家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至此，这段父子之间的“纸短情长”才为世人所注意。
很多看过《父子家书》的读者，都为书信中涓涓流淌的父子情感所打动，笔者亦然。但相比之下，笔者特别在意贯穿于一百七十三封家书的一个细节：经济账。
在《父子家书》中，存有诸多关于马氏父子之间经济往来以及马家的家庭收支记录。在笔者看来，这些在当时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数字，客观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县城工薪阶层家庭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也为我们回望市场经济浪潮下的世相百态提供了颇为难得的样本。
经济账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马国兴读书及走向社会初期，马耀武为其提供的生活费；二是马国兴进入郑州三联书店工作后的工资收入情况；三是马耀武的工资收入；四是马家的日常收支情况。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记录虽然多寡不一，但都真实准确，值得深入探究。
儿子的大学生活费
《父子家书》始于1992年5月3日，此时马国兴就读于博爱一中，一年后因高考“落水”就读黄科大。这是一所自费、自考，毕业后需自谋出路的大学。1993年8月3日，马耀武请朋友开着夏利车，与长子马国正一起送马国兴到郑州上学。从这一天起，马国兴正式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一直到1995年6月毕业离开学校。
这段时间里，马国兴与父亲频繁通信。在父亲的回信中，除了鼓励儿子用功读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凡有汇钱，都会在信中予以说明，叮嘱其如数查收。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大学期间，马耀武向马国兴汇钱的情况大致如下：
汇300元（1993年11月）
汇150元（1994年1月）
汇150元（1994年3月）
汇200元（1994年5月）
汇300元（1994年9月）
汇200元（1994年11月）
索150元（1994年12月）
汇200元（1995年3月）
汇200元（1995年3月）
汇300元（1995年5月）
汇200元（1995年6月）
另有150元，由马耀武托马国兴同学苏秀珍分两次捎去（见1993年8月及1995年5月信），总计2500元。
从1993年12月马国兴写给马耀武的信中，我们得知，其大学学费是每学期350元，住宿费150元。而从1993年11月到1995年6月，共计20个月中，马耀武平均每个月要为儿子汇去125元生活费，相比学费与住宿费，这个数目显然是比较高的。而这还不包括信中未提及的一些汇款，如果算在一起，马耀武每月为儿子寄去的生活费应该要高于125元。
每月125元生活费，并不意味着马国兴花钱无度，相反，他秉承家风，一直是一个节俭的人。真实的情况是，1993年前后，受全面取消凭票供应等因素影响，物价普遍上涨。当年，上海的猪肉价格最贵时曾达到一斤12元，而很多人的月工资，仅有二三百元左右。
另一方面，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1994年夏天，博爱县一斤黄瓜只卖5分钱，马家要为马国兴凑齐1500元学费等，就得卖三万斤黄瓜。“那么多黄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一幕，给马国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这还是对于一个工薪家庭而言，对于那些没有工资收入仍要供孩子上学的农民来说，就更艰难了。
父亲的工资收入
如此一笔持续性的开支，从何而来呢？这涉及马耀武的收入情况。在1994年9月22日的信中，马耀武向马国兴坦言：爸爸为了培养你这个大学生，已一年有余没有正儿八经休过一个星期天，为的是多挣钱。”由此可知，工资是供给马国兴读大学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对此，马国兴也说：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生活费是求学支出的大头，远超学费与住宿费之和。当年磨头卫生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父亲的工资涨了一大截，所以我才能后顾无忧地来郑读书。”
1994年10月，马耀武的工资首次超过1000元，这对他和整个家庭而言，是一个重大变化。此后，他的工资一直在上涨。如1996年9月领到1300多元，10月领到1400多元，1997年春节领到1600元，3月领到2000元（两个月），4月领到1057.88元，5月领到1414元，6月领到1277.02元，11月领到1888元。1998年5月领到2120多元，“是创了纪录的新高”，以至于他在憧憬着，在不久的将来，能给家里添置一辆轿车。
工资不断上涨，既有赖于当时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与上升腾飞的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即使如此，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如在1997年四五月间，马耀武先后两次对马国兴说，自己当月的工资在兑付了日常的支出外，“所剩无几”，语气中明显有所怨艾。
怨艾的原因不是工资太低，而是每月用钱的地方太多。马耀武曾对儿子坦言，作为家里的“中流砥柱”，他必须做到“承上启下，心底无私天地宽”。言外之意，除了履行供给马国兴上学的基本义务，还要尽心尽力照顾好一家人。
故而他每个月的收入，总是会分成好几份，一份交给妻子，一份照顾其他子女。如1997年3月拿出2000元为次子还债；1997年5月的工资中有500元给了女儿，用于她购买自行车。6月又匀出1000元，支援城里你香姐了”，最后才轮到自己，往往“所剩无几”。
此外，自马国兴在郑州三联书店稳定下来之后，马耀武又有了一个新的“任务”：为儿子存钱，以备其将来的婚事。如1997年11月22日信中写道：“本月工资领了1888元，为你们储蓄一个四位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还有一些另外的开支，如帮次子修建新房，借给亲朋好友，春节给小孩压岁钱，为家庭成员添置衣物等，均由马耀武一人负担。这让他不由感慨：“钱是有花的去处。”养家，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
“人生路漫漫，上下求索”
相比父亲马耀武的“捉襟见肘”，马国兴的日子倒是有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意味。尤其在他进入郑州三联书店工作之后，事业一路攀升，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极短时间内，就从“失败、失业”的窘境中摆脱了出来：
从3月28日进入三联书店，如今我试用期已过。每月15日发工资，发的是上月那几十天的工资，我已领了三次，分别为347.70元、346.70元、385元。（1996年8月1日信）
本月收到550元——为工作以来之最。（1996年8月18日信）
15日发工资，基本工资加奖金加津贴加电话补助，加上加班费，共收到538.10元。（1996年11月19日信）
我们提前十天发了工资，我是基本工资、津贴、加班费、误餐补助、奖金共收了996.80元，另收红包400元。1997年2月7日信）
今天又是发工资的日子，三儿得到1000余元工资。（1997年3月15日信）
又发工资了，基本工资加奖金加津贴加……共计1188.50元，是全店最高的。1997年4月15日信）
工资逐渐上涨，也便有了存款。1997年2月，马国兴往银行存了700元，实现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笔存款”。此后，几乎每月都有结余，到1998年5月时，这笔存款已积累到5000元。从伸手向父亲要钱，到存钱自己“养活”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成长。
对于马耀武而言，这更是一种莫大的回报。1996年5月，当马耀武得知马国兴在郑州三联书店首次拿到工资时，他当即去信说道：“为你能拿到340多元工资而高兴。这是你辛辛苦苦为之奋斗而得来的，我想你一定很珍视。这仅仅是开始。”
1997年3月20日，当得知儿子的工资破千元并且还可以存钱之后，马耀武回信道：“为你高兴，因为每月能拿到千元以上薪水，并每月储蓄700元，这将为以后的日子能更好过打下基础。你工作上干得很投入，我及全家人等自然就放心了。”
次月，他再次写道：“也不枉你十年寒窗读书用功，今有收获，每月有千余元的薪水，对你立足郑州、图谋发展是很好的经济保障。试想，如果没有这笔收入，那将是一番不可思议的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的马国兴，或许并不能完全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多年以后，他追忆初入职场的日子，轻描淡写地说道：“当时月均900元的收入，自称已经步入小康。”殊不知，这个900元，在马耀武心中的分量有多沉，果实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为了马国兴的成才，他一直在默默地付出与守候。
谈到工作，人生路漫漫，上下求索，总不是一帆风顺、平直顺畅的，是会有坎坷和波折的。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只要通过个人艰难地不断地进取，成功和荣誉在等着你。爸爸相信你。
这是马耀武曾经写给儿子的寄语。现在，儿子终于做到了，作为父亲，心里该有何等的高兴。
《父子家书》中的经济账，留给笔者一个最大的印象是：在时代大潮中，无论儿子还是父亲，二人的生活都如旭日般不断上升，而非泥沙一样下沉坠落。在20世纪90年代，以收入而论，他们早已迈入中高收入阶层。但这并不是生活的终点。对于马国兴而言，他还要结婚成家，人生路上还有更大的事业等着他去实现；对于马耀武而言，他还要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做好家里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未来都还很长，很值得期待。
1992—2001年，书信中记录的不仅是马氏父子那十年的生命轨迹，也是整个时代的精神群像。从1992年“商业元年”“全民下海”的浪潮开始，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在不断地上升和腾飞，改变无处不在，希望无处不在。一个好的时代，恰如一个用心爱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