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祥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奇”在：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不仅保持了惊人的教学质量，人才辈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因为能够团结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优秀教师，谱写出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精诚团结的辉煌篇章——诚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记：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史上，曾出现过两位名教授被解聘的事件。被解聘的二人，是罗隆基与刘文典，一位是誓将恋爱进行到底的风流才子，一位是桀骜不羁的狷狂文士。
【政学两界皆有成就】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18岁时即赴东瀛留学深造，进入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1年，刘文典回国，在于右任、邵力子等创办的上海民立报社任编辑。这个时期，他曾以刘天民的笔名，写下不少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同行的刘文典的手臂亦被子弹击伤。宋教仁的被刺引发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但不久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逃往日本。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文典方得以回国。回国后，经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介绍，弃政从文，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主要讲授“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等课程。新文化运动时期，通晓英、日、德文的刘文典还担任了《新青年》的英文编辑，继续翻译和介绍外国学术名著。刘文典的国学基础极为深厚，对传统文化更是情有独钟，1919年1月，他与刘师培、黄侃及等在北大创办“国故月刊社”，出版《国故》月刊。
刘文典在政学两界皆有成就。1923年，当刘文典洋洋21卷并附录1卷的力作《淮南鸿烈集解》出版问世之时，胡适便用文言为此书作序，其中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1939年，当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陈寅恪又为之作序云：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能够得到新文化与传统国学两大泰斗级人物的好评，可见刘文典在学术上的造诣非同寻常。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本人。此话可与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才高八斗论”相媲美。当年的谢灵运也是心高气傲的人，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甚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一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为狂妄自大。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古今二人的高傲仿佛如出一辙。
【执教联大，如鱼得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各大高校的教授们纷纷撤离，但刘文典因为事务较多滞留家里。日本人得知他曾留日多年，便想说服他在伪政府中任职，被刘文典严词拒绝。熟人上门当说客，他回说：“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宪兵队硬闯刘文典家，他冷眼斜视问话的日本人，一言不发。翻译官问：“为何不答话？”刘文典反击道：“国难当头，我以发夷声为耻！”彼时，刘的堂弟在日伪政府就职，他决然与之断绝了关系。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曾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职西南联大。
那时的昆明常遭日机轰炸。1941年4月某日早晨，日军敌机来袭，刘文典位于昆明市龙翔街72号的寓所尽毁。所幸全家及时“跑警报”，并无人员受伤。之后，刘文典举家搬往官渡西庄六谷村，一住便是四年。六谷村远离昆明城区，实为僻远乡村，荒凉到日寇都不屑来此。每逢有课的日子，刘文典总是凌晨四点多便动身，步行至西庄火车站，坐到昆明南站，下车后再步行六七公里到学校。这条上课之路可谓“漫漫而修远”，路上也曾多次遭遇空袭，但他经常说，“宁可被炸死，也绝不缺课”，除了敬业，他也的确能在教学中领略到一种如鱼得水的快乐。
北大许渊冲教授撰文时，曾转引一篇清华学生的《教授印象记》，其中对刘文典有精彩的描写：“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清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既尖锐兮又无力……”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则这样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刘文典授课有他的独到之处——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善诱。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是刘文典的学生。张中行先生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士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看着吴宓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也像学生一样站起来，边点头边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最是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能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一年下来，刘文典只能讲两三篇文章，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提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说：“《文赋》有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提醒学生特别注意讲义上的文字，大家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是水字旁的字，刘文典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而在讲《月赋》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据学生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一文中描述，有一次，刘文典只上了半个小时课便结束了，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谁知他突然宣布：今天提前下课，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下星期三”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
到了那天，似乎老天爷也在暗中相助，以晴煦无云来配合。彼时，学生在室外摆上一圈椅子，刘文典端坐中间，“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他念念有词，细细讲解。众人或抬头望月，或低头顾影，心领神会。高潮处，刘文典吟诵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众人击掌而和，仿佛小小的音乐会，可谓雅事一桩。
【独具一格的教学】
在课堂上，刘文典也有许多颇具个性的发挥。譬如，他曾自称“狸豆鸟”——为什么？刘文典字叔雅，“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文典时常喜欢自嘲，故学生们“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有一次，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当时，联大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许多中文和外文系教授纷纷于不同时间和场合讲演《红楼梦》，受到听众的热烈追捧。吴宓在西南联大曾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为是红学家的刘文典并不认同吴的观点，就唱起了“对台戏”。
刘文典要讲演“红楼”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晚，讲演地点先是被安排在一个小教室，但由于听众太多，讲座便临时迁到了室外小广场。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落座后，一女生赶紧斟了一杯茶，刘文典端杯饮罢后，清了清嗓子，而后有板有眼地道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随后他讲解道：作为皇妃的贾元春，还在贾宝玉、林黛玉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大观园中各处山水楼台的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贾政听罢，即刻令人改换。贾元春为什么要留“花溆”，而独去“蓼汀”？这是因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贾元春在省亲时，就已有暗示。刘文典的这一解释，可谓慧眼独具。
“厚古”的背后往往是“薄今”，刘文典也不例外。他一心钻研古典文学，有点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然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文中子曾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但不管怎样，刘文典在学问上的修养以及他在教学方面的独具一格，使得他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脱颖而出，很多学生都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是一个善于授业解惑的好老师。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脑地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这让陶光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陶光听说老师如此抬举自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又觉得老鼠不过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落脚云大】
1943年，经陈寅恪推荐，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盛情致函刘文典，邀请他到云大任教席，其邀请函有云：“尝思欲于学术之讲求开一新风气，必赖大师。有大师而未能久，则影响亦必不深。贤者怀抱绝学，倘能在此初立基础之学府作一较长时间之讲授，则必于西南文化上成光灿之一页。”语气恳切殷重，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
云大不单态度诚恳，给出的待遇也远高于清华，“月支薪俸六百元，研究补助费三百六十元，又讲座津贴一千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此固与刘文典本身的学术造诣与个人经历之不凡有关，但亦足以见出熊庆来校长对云大的经营苦心，和对刘文典的期待、器重。
这一举措，使因外出未及时返校耽误课时被清华解聘，一时漂泊无着的刘文典得其所哉，于学校，于落魄学者，皆是大德之举。他是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云南的两位古典文学专家之一（另一位是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的罗庸）。
建国后，刘文典在云大的生活是颇为平和的。学校对刘文典亦厚待之，安排枇杷园中唯一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给他居住。刘文典曾说，当时他与陈寅恪都可以安静做学问，并大赞陈的“诗史互证”方法。之后，他又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晚年的刘文典喜好饮茶、抽烟、听戏。据学生记述，无论是在家读书或是外出上课，刘文典总是端着一把陶瓷小茶壶，随时饮茶润喉解渴。有时他也会到街上的文庙茶室、富春街茶室、光华茶室去一边饮茶、一边听戏，自得其乐。刘文典的烟瘾极大，常常是一支接一支地吸，学生傅来苏曾回忆说：一天下午先生上课后烟抽完了，就向我们几个坐在前排的男同学示意要香烟，因我们的烟质太差，不好意思递给先生，但看到先生一再示意，同学张君正想递上香烟，忽然有人推开教室门，原来是先生家中人送来两包‘大重九’香烟。”
1958年，刘文典病逝，享年69岁。次年，家人根据他的遗愿，将骨灰归葬祖籍地安徽省怀宁县。刘文典之墓，与另一位同乡好友、近代文化名人陈独秀的坟墓相距仅两公里。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