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继东
初识刘勇先生，记得是在1977年春。那时，我在湘西一所山村小学当教师，与舒新宇兄合写了一个小稿寄给《工农兵文艺》。不出半月，收到落款“刘勇”的回信，要我们速去长沙编辑部改稿。十六年后，我来到省城谋职，他找到我供职的《湘声报》编辑部四楼看我。当我送他下楼时，见他步履已颤颤巍巍了。
一个农民的文学奇迹
说起刘勇先生，如今少有人知道，可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红遍中国的农民作家、时代英雄，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刘勇出身农民，1952年开始创作，总计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各类文艺作品达300万字。1957年至1961年先后出版《一面铜锣天下响》《金色的秋天》《走亲家》《春花》《姑娘的心》等8本书……
当时，为采写“三湘之子”专题报道，我两次踏进他在湖南省作协大院里的家门。刘勇是贫民，除了一台14寸的彩电和老式冰箱，家里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别人房子装修得红红火火，而他家十几年来连墙壁也没刷过；家具、床铺还是清一色的“土货”（因为他全家是1979年才从湘乡农村搬进城的）。当时的省作协党组书记告诉我：刘勇先生生活是很俭朴的。
刘勇不抽烟，不喝酒。按他自己的话说，30多岁时学会了抽烟，因有气管炎戒了；不喝酒是因为对肝脏有益，还可以省俭。他还不吃肉、鸡、鸭、鹅、鱼等，只吃蔬菜、豆腐；鸡蛋每天早晨吃一个，零食从来不沾。
我不愿太多问及家庭情况，他却禁不住告诉我，说自己最近写了篇小文，题为《我不该学习写作》。他说有个姓张的朋友，任省中医学院附二医院骨伤科主任时退休，年龄和他差不多，也没进过专门学校，属自学成才。到医院当医生，有了名气之后，组织上又送他到上海医科大学读了3年，后来就成了省内医疗界的伤科权威。退休几年来，一直在长沙一家药店坐堂。每当刘勇先生找他时，等候他看病的总是挤满了一屋子。刘勇说，每到这时，他心里就闪过一丝后悔，因为他也学过骨伤科，并且治好过不少人。要是那时不学写作，就学骨伤科，以学写作的毅力去学医，现在肯定是主任医师或教授什么的。说到这里，他脸上掠过一丝灰黯，浓重的湘乡口音变得伤感起来。
我的采访是在约定的两个下午进行的。骄阳似火的长沙，从空调办公室来到刘勇先生的小书房，尽管他将“袖珍电扇”对准我开到最大档，但仍然汗流浃背。他说他不热，但见他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
从前，我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春花》。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他的小说集《文化的主人》，我在乡下一个小书店买得，所以对他的作品还是略知一二的。但他的身世，却是这次采访后才知道的。
1925年，刘勇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决意送他读书，可读了3年，再也读不起了。到1949年时，他会写自己和家人的名字。1950年，村里办冬学和夜校，他又拿起了课本。1953年3月，他到长沙参加《湖南文艺》通讯员座谈会，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文艺”，连“艺”字都不认得，听了报告，才知道自己写的山歌、快板等就是文艺。当“通讯员”，他以为是送信什么的，在会上他说，自己家里缺劳力，要种田，没时间送信……
刘勇先生回忆这段经历后说：到今天，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命运。要是当年他不认识家乡那位区委书记，也许命运就不是这个样子。土地改革时，群众选他当村长，上传下达都要文化，不学不行嘛。有一次，王书记叫他写稿，他学着写了一篇两百多字的报道《陈劳模积肥又多又好》，可有一半字写不出来。他也学着高玉宝（自学成才的军旅作家——编者注）在纸上画符号，然后再请教别人。不久，这篇稿子见报了……从此，他就这样写下去，写消息，写诗歌——准确地说是写山歌民谣，写小故事、小说、曲艺……一发而不可收，八年写了12本书。这是一个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
刘勇先生的文学成就也算是辉煌的。茅盾主编的《一九五九年短篇小说选》一书收录了14篇小说，其中有他的《鸭》；1960年4月号《长江文艺》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文化的主人》，被《人民文学》同年第6期转载；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及当时的《中国歌谣》《农民诗选》等十多本诗集都收了他的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收了他的《师徒会》。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刘勇先生有6篇小说、散文入选中学课本。至于对他作品的评论，更是铺天盖地：中国社科院的《文学研究》（后改为《文学评论》）发表了1万多字的长篇文章《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张光年主编的《十年文学史》介绍了他的创作；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当时应邀参加苏联作代会，在会上也介绍了刘勇的创作。法国和苏联的“当代世界文学史”里都说“中国有个刘勇”，对其人及主要作品进行了评价。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大学主编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是1949年后我国最早的一部作家辞典，内收湖南作家仅5人，即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未央、刘勇。
刘勇不愧为那个时代的英雄。1959年，《人民画报》记者专程来湘采访，回去发了14幅关于他劳动和写作生活的照片；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全国性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接着，他出席了“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1960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群英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见……
一个农民的文学创作，不仅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当时的国际媒体也给予了关注。
“牛尾巴姻缘”
谈及个人婚姻时，刘勇先生说了一个“牛尾巴姻缘”的故事。
刘勇因家贫，到了24岁还没有找上对象。在那时，这个年纪还未婚，似乎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他回忆，说那时没有人给他当红娘也不对，给他介绍对象的有几十人，见面一谈都行，可到家里一看就坏事了，说他家里太穷，怕女儿过去饿肚子。当时法律没有禁止表亲成婚，他姨妈的两个女儿，小时都与他玩得好，要成亲，姨妈却坚决反对。父亲的表姐也有两个女儿，曾与他一起同过两年学，提亲时其父说：“伢儿是不差，但我不能让女儿嫁过去饿肚子呀！”
刘勇是独子。他娘生怕儿子打单身，绝了刘家的根，于是想着法儿要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娘想，有了手艺就能赚钱，人家就看得起。其时邻居李二叔家来了一位姓王的亲戚，是个骨伤科医生。娘左说右说，总算让王医生收他当了学徒。仅半年时间，他就可以给人治伤接骨了。
他说，创作上有一句话叫“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生活中的偶然，也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那天，赵满爹家的牛在陈家田里吃了几丛禾苗，陈家人挥动镰刀去赶，不料牛尾巴甩在镰刀上划了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不止。牛是农民的宝贝，赵满爹急坏了。有人把刘勇叫了去，问他能止住血吗，他不吱声，轻轻点了点头。赵满爹便对他说：“勇伢子，只要你把牛尾巴的血封住了，治好了牛尾巴，我就把大妹子许配给你！”这时有凑热闹的人说：勇伢子，快把真本事拿出来，治好牛尾巴就有堂客了！”
其实那时刘勇也不以为真，只当笑话听了。他上山采了几味草药，嚼了，吐出来敷在牛尾伤口上，再用布包扎好。过了一个星期，赵满爹告诉他，敷在牛尾上的药昨天自己掉了，伤也好了。赵满爹接着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但就是没说把女儿嫁给他的话。这时，赵满爹的侄儿跑过来说：“叔叔，那天你说的话全忘了？”“什么话？”侄儿说：“你不是答应把惠妹子嫁给勇伢子吗？”赵满爹犹豫了一下，然后胸脯一拍：“我说话从来就算数……”于是，赵满爹就成了他的岳父，其女儿赵惠娥就成了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妻子。
说到妻子，刘勇先生脸上又掠过一丝抹不去的悲伤。1994年5月，小他7岁的妻子离他而去了，才60多岁。1949年3月他俩结婚，1960年他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夫妻分居20年，直到1979年才按政策解决了家属户口“农转非”，妻子才迁来长沙团聚。
他妻子是典型的中国贤妻良母。刘勇不在家，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就靠妻子一把手。生产队的活儿，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那时，家里有人在外工作的叫“四属户”，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困难户。每年春节时，生产队就催着“四属户”向队上交钱投资，每月二三十元，一年几百元要一次交清。但那时工资相当低，除了补贴家用和个人生活费，谁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呢。刘勇每月工资61元，一直拿了18年，他总是每月寄回45元，自己仅留下16元作生活费。
长沙离湘乡不远，但刘勇有时半年才回去一次。妻子识字不多，来信却总是说：你写吧，家里由我顶住。”刘勇遗憾地说：“其实，我这一辈子，真正才写了8年，当专业作家后，先是当编辑，后下基层挂职当公社副书记，再后来……当剧团团长……哪里还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在这一点上，他说自己是愧对妻子的。
他很少回家，一是为了省车费，二是免得队长看到，要他投资。分居20年里，他偶尔回家，总是搭晚班车。如在家里休息一两天，不必要时不出门露面。“四属户”的滋味妻子尝够了，都是自己连累了她。妻子早逝，是积劳成疾而死的。
“嫁给一位作家，还不如嫁给一个地道的农民。”妻子曾经这样对他说。
向我述说这些的时候，他很平静，而我心里却不是滋味。
作家是属于时代的
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书难时，刘勇先生说，“文革”前他出了12本书。80年代后，他排好版的两本书，因征订数达不到出版社所要求的印数而未能开印，另有编好的5本书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在一篇小文中写道：“我的熟人多，有四位编辑我曾经帮过他们，他们都很真诚。但都说每本书要拿1万元钱来或是自己包销5000册书。”他说：“照这样，出7本书就要7万元。天啊，我到哪里去弄7万元？只好作罢。唉……”
在他一声轻轻的叹息中，望见他那高度近视镜片下有点悲怆的眼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问：刘老师，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我们能帮得上你什么吗？”他听了，连连说自己老了，不过，很快话锋一转说：“作家是以写作为生的。我还想写‘女性三部曲’，第一部写我的祖母，第二部写我的母亲，第三部写我的妻子，其中‘母亲’已写了8万多字。但鉴于目前的出版情况和身体状况，我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我不会封笔，还会写些忆旧文章，将来有机会再出个集子。当然这只是想法。”
我又问：你是否还有出个人文集的想法？”
他摇了摇头。
“你对自己的作品是怎样看的？”
他说：“我是农民，文盲出身，作品白纸黑字俱在，读者自会评说。去年6月18日《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不能忘了农村读者》，这是我为农民兄弟呼吁。我不是‘九斤老太’的秤。我承认今天的读者文化层次高了，要求不同了，但文学的教化作用还是要的吧……”
刘勇先生曾是一位新生活的歌手。客观地说，他的作品，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满足了。他感受和经历了那个时代，其作品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从泥土中来，到泥土中去
刘勇先生是时代造就的，而时代又让他寂寞。他主持湖南省作协常务工作那么长时间，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可唯独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也许是无暇顾及，也许是根本不在乎，直到1988年3月10日他向党组织提交了“关于离退休前三点要求的请示报告”。
后来，我在《湘泉之友》报纸上，又读到他的《我的四本书》，文章不足千字，写他的4本书的稿费去向。1960年出版的那两本书的稿费，他全部捐献给了年轻的人民公社。当他捧着两本书的稿费离开家门时，妻子说：“你真积极，细伢子衣服都冇得穿……”年过花甲的老母也尾随着他说：儿呀，我床上那棉絮已盖了30多年了……”那时，他对妻子和老母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能写书吗？我能拿这么多稿费吗？”
刘勇一生从来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到退下来时提出“三点要求”，也许有违他的一贯思想。其实，时代在变，人怎能不变呢？谈及孩子们的境况，记得刘勇先生久久不语。在金钱和权力越来越显示魔力的大都市里，他这个拿笔的“正处级”，自然“老朽”而不是竞争对手。他的子女有的还在农村，有的是自谋职业。当时他的大女儿夫妇在长沙的一个小工厂，两人月工资才400来元，养不活一家三口，他只得在自己700元的工资里每月抠出100元去接济……
就关系到刘勇生计的一些问题，省作协党组书记告诉我：享受国务院津贴是经省委组织部门审批的。作家享受津贴，以创作成就而论。刘勇上世纪50年代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影响教育了一代人，我们省作协也希望他拿到津贴。”谈到当时的房改，彭书记说：“刘勇买那套房子，是要2万多元，而作协其他人五六千元就买了，这是因为他爱人没有工龄。我们考虑到他的承受能力，曾专门派人去省房改办反映了这个问题。省房改办答复说，‘像他这种情况还比较多，目前没有相应的照顾政策，不好开什么口子……’”
2014年12月3日，刘勇先生在长沙仙逝，享年89岁。他的创作，也许会随着那个时代被人渐渐遗忘。
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湘西那所农村小学任教时正做着文学梦。刘勇先生寄给我省作协内部编印的《中短篇小说名著选》上中下三卷，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都是那时读到的。
刘勇先生的子女大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那几百万字的作品，也许大多会流失于泥土。从泥土中来，到泥土中去，也许这就是农民作家刘勇的人生。
（作者系资深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