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宏鹏
1937年11月20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作出了迁都重庆、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战斗的决定。至1938年底，国民政府各机关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都已相继迁抵重庆，这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为震慑政府高层、动摇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侵略军针对重庆展开了野蛮而残酷的战略轰炸，由1938年2月18日断续凌虐至1943年8月23日，史称“重庆大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城区及周边轰炸了数百次，造成了万人以上的平民死亡，致伤致残者更倍之；大量房屋被毁，城区大部分繁华地带均遭破坏。
然而，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多民众的义愤和同仇敌忾之心。许多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出川抗日，这也是全面抗战期间，川军占据正面战场军队总数相当大比例的原因之一。
更多普通民众没有与侵略者战场厮杀的机会，却也同样充满忧愤。他们有许多压抑需要排解，有许多悲愁想找到共鸣，这些普遍的社会情绪与重庆独特的时局相结合，催生了中国戏剧史上的划时代事件——雾季公演。
以雾为幕：战时陪都的戏剧盛宴
由于两江汇流、丛山环峙的地貌，重庆从每年10月到次年5月经常大雾弥漫，因此被称为雾季。雾季地面能见度低，不利于飞机轰炸，故这段时间日军飞机很少来滋扰。于是重庆文艺界就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以舞台剧为主要形式的演出，营造了空前的“戏剧节”盛况，这就是载入抗战文化运动史册的重庆雾季公演。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戏剧、文艺精英纷纷汇聚山城，这是重庆雾季公演的先决条件。当时，重庆有怒吼剧社、农村抗战剧团、上海影人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复旦剧社等50多个戏剧社团；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老舍、夏衍、曹禺、洪深、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王为一、郑君里、孙坚白等；著名演员有白杨、赵丹、张瑞芳、舒绣文、金山、秦怡、陶金等。这些当时最顶级的剧团、编剧、导演、演员携起手来，与热情而坚韧的普通市民一起，共同成就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独特盛事。
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每一个跨年为一届，到1945年，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据不完全统计，这4届雾季公演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上演大型话剧100多台，累计观众几十万人次。其中优秀剧目包括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夏衍的《愁城记》《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
这些剧目中，有近一半属于历史剧，另一部分则为反映平民和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下的生活剧，还有少量儿童剧等。它们或借古喻今，或针砭时弊，或抒发苦闷，或宣传进步思想，或呼吁团结抗战，深受各界群众欢迎。许多剧目即使放到今天衡量，也是难得的经典之作。
雾季公演的空前盛况，与重庆民众的热烈支持分不开。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广大民众的集体文娱活动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话剧这种不需要多高文化门槛、票价又相对低廉的文艺形式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人们花上不多的钱，便可以与成千上万人一起欣赏由当时第一流的编剧、导演、演员倾力合作的话剧，宣泄情绪、寻找共鸣，借此表达对侵略者的不屑与痛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日军飞机在雾季实施空袭的概率只是相对较小，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敌机滋扰。例如1942年，《法西斯细菌》的首场演出开场时，便又有日军飞机飞临重庆上空投弹盲炸，于是演出只能暂停，全体演员带妆与现场观众一起临时进入防空洞暂避。待敌机刚刚飞离，演出便立即继续，场内观众依然爆满。这些勇敢坚韧的演员和观众一道，在台上台下都表达了对法西斯的轻蔑与抗争。
中共的影响与周恩来的直接引导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很早就注意到文艺对于传播政治主张、发动各界群众的重要作用，早期的革命领导人很多都是撰文、演讲、办报方面的高手。对于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也很早就注意团结他们，许多中共党员本身就属于知识分子出身。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全民一心、抗击侵略的呼声，他们创作的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鼓舞了许多民众，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也成为中共政治工作的方针之一。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建立，由周恩来、博古、吴克坚、凯丰、董必武和叶剑英任常委，周恩来任书记。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中共派驻重庆的代表，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至蒋介石庐山谈话发表前后，中共陆续派往重庆的合法人员。他们以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等身份，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交涉，同时也与各党派和重庆各界人士交往，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重庆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共产党人于此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进行社会动员更需讲究策略。因此，南方局领导人格外重视文艺这种相对比较和缓、隐蔽的斗争形式。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感染性强、接受门槛低、更为广大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成为当时的首选。再加上前述一大批戏剧、文艺精英陆续汇聚山城的历史机缘，雾季公演的大幕也就具备了开启的各种条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轮反共高潮，国内气氛一片压抑。中共中央出于安全考虑，指示周恩来、董必武等立即撤离重庆，返回延安。但周恩来等人处变不惊，经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研判，决定坚守重庆阵地，同国民党当局正面交涉，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通过多方活动，利用各界进步人士的言论渠道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自己掌握的公开媒体将“皖南事变”真相公之于众，由此争取到国内各界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广泛同情支持，使国民党遭受空前舆论压力，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迫使蒋介石政府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挫败了此次反共图谋。
通过此次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了在重庆进行广泛宣传的重要性，而且宣传的内容除了抵御外敌入侵，还应揭露投降派、顽固派、分裂派的图谋。这些后来成为雾季公演中上演的许多历史剧的主旨之一。
1941年10月，中共直接领导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隆重上演《大地回春》，雾季公演由这部开门大戏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部由进步剧作家陈白尘创作的话剧，讲述了民族资本家黄毅哉在抗日烽火中艰难兴办民族工业的曲折历程。黄毅哉的“新中国纱厂”随着日军的入侵从上海迁到武汉，又从武汉转移到重庆，最终在敌人的轰炸中勇敢建立，并于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开业。
“国家虽然是山河破碎，可是我们的新中国一定会诞生的！”这是《大地回春》中借主人公之口发出的充满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的呼声，让重庆的戏剧观众倍感振奋。随后，《结婚进行曲》《法西斯细菌》《重庆屋檐下》《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反映民众在敌后艰苦卓绝的生活与抗争的戏剧被纷纷搬上舞台。
1941年至1942年，周恩来分批约请戏剧界朋友到他在重庆寓居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阳翰笙、陈白尘、吴祖光、郑君里、白杨等著名编剧、导演、演员皆在被邀之列，其中多以年轻人为主。周恩来亲自下厨做淮扬菜待客，与这些戏剧界朋友们平等相处，在喝酒谈天中潜移默化地向他们宣介进步思想，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了这些文艺界名流。许多当年与会的青年后来回忆说，从周公馆出来，总觉得内心充满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1941年11月，在周恩来的直接组织下，中共开展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活动。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郭沫若，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分管战时文化宣传工作，在政治界和文化界具有广泛号召力。中共正是要利用这次社会活动来进一步扩大进步力量的影响，并为雾季公演再添一把火。这就是两部“献礼剧”的上演——由中华剧艺社演出的阳翰笙编剧的《天国春秋》和郭沫若本人创作的《棠棣之花》。
《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教训重申了内部分裂的危害，剧中借洪宣娇之口喊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而《棠棣之花》则指出“韩、赵、魏三家的分裂削弱了抵御秦国的野心”，最后的闭幕合唱中则发出了“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解放的大旗”的呐喊，这正是中共代表当时的广大民众发出的抗战政治宣言。
为了吸引更多民众通过公演的戏剧认清顽固派搞内耗、闹分裂的危害，周恩来从对敌斗争的高度，要求《棠棣之花》《天国春秋》以及紧随其后上演的《屈原》诸剧的演出能够起到克敌制胜的作用。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今天依然在演艺界极其有效的“全明星制”，即在演员配备上尽可能地使用当时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优秀演员、名家名角。
周恩来嘱托阳翰笙为这几出戏剧配置最强有力的阵容，把观众吸引到剧场来。他的直接授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如《天国春秋》饰演杨秀清的耿震、饰演洪宣娇的舒绣文、饰演傅善祥的白杨、饰演韦昌辉的项壁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话剧演员。《棠棣之花》同样是华丽的全明星阵容。这样高水平的演出当然一上来就轰动山城，赢得了大批观众。
《屈原》的轰动效应
如果要为重庆雾季公演找一出代表性剧目，无疑便是郭沫若于1942年1月创作并在同年4月上演的著名话剧《屈原》尤其是第五幕第二场的《雷电颂》，是全剧当之无愧的高潮，也是作为诗人的郭沫若的内心独白：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炫目的光明呀！
周恩来在同专家们讨论剧本时，盛赞这一段说：“屈原并不曾写出这样的词句，这是郭老借屈原之口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怨恨，是被国民党压迫的民众的控诉，好得很！”这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此剧的创作与演出也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与支持。郭沫若创作《屈原》期间，周恩来几次登门探望，并与郭沫若一同讨论、解决创作中的问题。剧本定稿后，周恩来又向郭沫若建议将剧本交付《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因为登载于这份国民党官办报纸上不但可以推广宣传，也能使《屈原》获得一定的合法性，为后面的公开演出铺路。当中华剧艺社决定排演该剧时，周恩来又叮嘱文艺界党组织务必选择和动员最好的演员来参加演出，并在七星岗孙师毅家中对演出的组织者和幕后实际负责人阳翰笙做出对策性指示。
周恩来甚至关注到排练的技术性细节。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著《周恩来传》记载，在《屈原》排练中，周恩来几次亲临剧场，并把金山（屈原扮演者）等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朗诵《雷电颂》一段。反复聆听之后，周恩来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照下，《屈原》又一次组建了在当时堪称超豪华的全明星演员阵容：由金山饰屈原、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这些演员皆是当时的“一线明星”。就连剧中的一些配角或近乎群众的角色，也都由著名演员扮演。《屈原》首演前一天，中共又在公开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上为该剧宣传造势：五幕历史剧《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助推力度如此之大，《屈原》于1942年4月3日一经首演便轰动山城，引发重庆各阶层的观剧热潮和强烈反响。不仅重庆城区的民众纷纷涌进剧场，几十里外的人们也赶到城里来看演出。许多观众为买到一张票，半夜带着铺盖到剧场门口排队；还有的只有“站票”，站着看3个多小时也甘之若饴；更有些观众从报纸上闻讯，专程从成都、贵阳等地赴渝观剧，这在当时绝对如朝圣般狂热。连国民党创办的中央社在其电讯稿中，也不得不承认《屈原》“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屈原》在当时心忧国运的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共鸣，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和青年。著名演员张逸生当时在剧中饰演一名钓者，据他后来回忆：“《屈原》演出以后，轰动山城，沙坪坝的学生走到城里来看戏，晚了不能回去就经常在剧场里坐到天亮。在散戏之后，我们演员有时也陪着他们在剧场里聊天，经常谈到深夜，交流思想，演员同观众打成一片，简直热烈得很，盛况空前。”
如周恩来所料，那段脍炙人口的《雷电颂》果然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共鸣，许多人在教室外、在广场上、在马路边、在轮渡中，都学着剧中屈原的声调慷慨抒怀。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又开辟了关于《屈原》的诗歌唱和与评论专栏。时任南方局常委的董必武亲自作《观〈屈原〉剧赋二绝句》，时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林伯渠也唱和诗作。至于黄炎培、沈钧儒、田汉、柳亚子等人的题咏、唱和之作，更是接连见刊；特别是黄炎培，与郭沫若一再应答唱和，往来多首诗作。用今天的话说，一时间，《屈原》成为“爆款”，话题长时间占据媒体热榜，成为社会文化热点。
借助《屈原》的热演与热议，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再一次被空前激发，许多知识分子也因此更加倾向认同共产党的进步主张。这也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强。1942年4月底，第一届雾季公演即将落幕时，周恩来专门设宴祝贺《屈原》的成功，席间他对该剧的评价上升到了革命斗争的高度。
灵活斗争与公演落幕
早在《屈原》“爆红”时，国民党当局便意识到了于己不利的苗头。民众在街头巷尾借评议剧中角色怒斥投降派、激情朗诵《雷电颂》的场景，让一些国民党高层如坐针毡。他们想禁演《屈原》，却被中华剧艺社的老板反问：“你们《中央日报》能够登（剧本），为啥不能演？”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地把《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人员训斥了一顿，又撤掉了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职务。到1942年5月，陈立夫、潘公展等国民党文化管理高官终于叫停了《屈原》的演出。
宣布禁演《屈原》，是在当时的中苏文化协会文艺招待会上，郭沫若和部分《屈原》的演职员在座。潘公展向郭沫若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领导抗战很英明，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不能把抗战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在座的演职员们纷纷拿起盖碗茶的杯盖敲击茶碗，用叩击声淹没了他的叫嚣。随后，郭沫若带领一众演职员离场，以示抗议。
重庆不让演了，《屈原》剧组在同年6月底移师北碚（那时北碚还不属重庆管辖），接连演出了5场。北碚在当时虽偏远，但热情的观众仍从四面八方赶来；由于路远且时值降雨，许多观众看完剧后只能夜宿当地，北碚的旅馆一时人满为患。
然而，也正因为《屈原》及此前《天国春秋》等剧的巨大影响，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剧本审查和对进步剧团剧院迫害。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43年3月14日宣布，所有剧团的上演剧本都必须先送审，发给所谓的“准演证”后始能排演。1943年6月起，当局勒令国泰大戏院只准放电影，不允许演出话剧，中华剧艺社失去演出场地，被迫移至成都，离开了雾季公演的主战场。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许多剧团不得不调整方向，不再上演过于锋芒毕露、隐喻明显的剧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做出了注意保存火种、讲究斗争策略的指示。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即将由重庆返回延安汇报工作，预计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回来，临行前，他去郭沫若寓所会见了重庆几大进步剧团的负责人和出版界人士，同他们商讨如何应对审查。周恩来告诉大家：要有策略思想，稳扎稳打，不要乱闯，即使在极端不利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这一指导方针也启发进步剧团及编创者们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应对，开启了雾季公演更加丰富的篇章。
第四届雾季公演中上演的茅盾创作的唯一剧本《清明前后》，就是剧团采取巧妙策略争取到公演机会的例子。承演该剧的中国艺术剧社知道，这样揭露国民党黑暗面的作品很难通过审查，就故意将戏演得一塌糊涂，审查官认为这样糟糕的剧作上演了也没多少人来看，就予以通过了。结果，在获得正式演出机会后，全体演员突然演技“在线”，再加上强烈的现实感，该剧场场爆满。等到当局反应过来，再次将此剧禁演时，该剧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干预再一次失算。
第二届雾季公演之后，各剧团上演的剧作也更趋多元。影射性较强的历史剧和揭露现实较深刻的生活剧仍时有出品，但普通历史剧、喜剧、市民剧、爱情剧，甚至神话剧和儿童剧等类型也逐渐丰富起来，这也让审查有所松懈。参演剧团采取兼容并包的文艺方针，催生了一大批即使脱离抗战语境也能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经典之作。比如曹禺的《北京人》《家》，陈白尘的《岁寒图》《升官图》，夏衍的《天上人间》等，都已是载入戏剧史并可一再复演的名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5月5日，重庆临时政府还都南京。自此，重庆雾季公演的各种内外条件已不复存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也画上了句号。
重庆雾季公演虽然只进行了4届，但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戏剧节，不仅催生了一大批话剧经典，铸就了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更是进步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一次突出展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文艺创作方向、进行文化统战工作的卓越成果。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