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敏文
1947年3月，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后来天津、上海、武汉均设立“张自忠路”。武汉的张自忠路位于江岸区沈阳路附近，笔者每次经过，对张自忠将军的崇高敬意都会油然而生。
抗日战争期间，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和领土光复慷慨就义。其中，张自忠是在中国战场牺牲的最高职衔军人——第5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
以身殉国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一时无力发起全面作战，但仍不断进行不同规模的进攻，仅在湖南、湖北两省，就发起了4次长沙会战，在枣阳、宜昌、随州等地也有多次进攻。日军占领武汉后至1944年我军发起战略反攻前，是中国军队和人民最为艰苦的时期。
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战展开，张自忠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同时也是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右翼兵团的主要兵力包括张自忠第33集团军的第55军、第59军、第77军，以及王缵绪第29集团军的第44军、第67军，一共5个军的兵力。作战任务是防守大洪山至汉水东岸地区，以及汉水。张自忠把司令部设在靠近汉水的荆门县（今荆门市）快活铺。
日军的进攻兵力超过两个师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攻势非常凶猛。战至5月5日，第33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的一二线阵地全部丢失，日军在长寿店、丰乐河一线，沿汉水东岸长驱直入。第33集团军部分部队退过汉水，但仍有部分师旅坚持在汉水东岸，伺机打击日军。
此时，汉水东岸形势严峻，本是阻击日军进攻的右翼兵团，已经落在日军之后。第33集团军决定抽调4个师，组成追击纵队，由张自忠亲自率领，东渡汉水打击日军。集团军总司令部所有人都认为，张自忠应该坐镇总司令部，全面指挥部队作战。东渡汉水督战的任务，应该由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7军军长冯治安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亦反复强调，张自忠必须严守职责和岗位，不能冒险过江。
第33集团军参谋长李文田在总司令部人员的要求下，当即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打电话。冯治安接到电话回应说：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应顾全局，以免有失。”但是，张自忠过江督战之意已决。此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来电，令第33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过江截击南返日军。张自忠让大家不要再劝，坚持亲自指挥。
集团军总司令过江督师，参谋长李文田当然随行，张自忠令集团军副参谋长刘家鸾负责总司令部事务，“我明早过河，所有总部任何事情，归你负责办理”。刘家鸾说：“如有重大事情，我当随时向总司令请示。”张自忠说：“不必！万一有特别重大事情，可同仰之（冯治安，字仰之）商量。”当夜，张自忠分别给冯治安以及各军长、师长写信，并派人送去。
5月7日晨，张自忠率部自快活铺出发，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襄河，进入日军密布、战局凶险的襄东。张自忠和李文田率领总司令部直属部队，一边北进，一边联络已经过江的部队。5月10日，张自忠率部进至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坡一带，向北、向东扫荡枣阳、襄阳境内的日军。
5月12日，第5战区长官部电催张自忠：“敌进攻老河口受挫南窜，该集团军迅速回击败退之敌。”这股南窜的日军是第13师团，张自忠所率部队正好挡在了他们的南窜之路上。日军第13师团是日本常备甲种师团中的王牌，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江阴会战、武汉会战等，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先头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恶魔之首。
为夺路而窜，日军第13师团猛攻张自忠部。一直被张自忠追击的日军第39师团、第6师团各一部也返身攻击张自忠部。此时，张自忠所率的4个师、1个特务营已在汉水东岸与日军拼杀旬日，师老兵疲，伤亡日增，与汹汹而上的日军相比，兵力火力均处于劣势。张自忠临危不乱，沉稳果敢，指挥4个师分别占领有利地形，与敌厮杀。
14日，日军第11军情报机构发现汉水东岸可能有中国军队的“大鱼”。这时日军的电磁侦听、侦测技术已经成熟，从电台的发射功率、周率、频率、波长、拍发电码的手法等诸方面，就能判断我方指挥部的级别，甚至是哪一个指挥部。日军判断，所发现的是张自忠所率第33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张自忠就在汉水东岸的部队中。日军决定网住这条“大鱼”。
15日，张自忠命令黄维纲率第38师在枣阳、宜城一带阻击日军，自己则带特务营和第74师、骑兵第9师余部共计2000余人，向方家集一带截击日军。旋即在宜城新街以西一个叫南瓜店的地方，将数千日军截为两段。这意味着，张自忠所部将遭遇被截断日军的两面围攻。
被张自忠所部截击的是日军第39师团一部。遭遇劲旅，日军拉开架势厮杀，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炮兵以密集的炮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张自忠所部阵地猛攻。张自忠所部的后勤被日军切断，部队缺粮少弹。日军的攻击越来越猛，形势万分危急。
16日，日军的攻击更加凶猛。乘着夜色，日军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进逼，拉网式地围定了张自忠指挥部所在的区域。此时，围攻的日军已达5000余人，而张自忠所率第74师、骑兵第9师几乎伤亡殆尽，身边所剩兵力主要是特务营。
张自忠在特务营的护卫下且战且走，退到十里长山的一个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后面尚有骑兵第9师的部分兵力，可以形成退往汉江边的通道。形势危急，但生机尚存。此时，张自忠左臂已经受伤，随从参谋、副官已有多人伤亡。正面与日军相距不过七八百米，连日军小钢炮的炮口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左右官兵力劝将军过汉江以图再举，张自忠环视十里长山，断然说道：“退此一步，即无死所。”
午后1时，张自忠下令将两位集团军总部高级顾问（其中有一名苏军顾问）送出战场。张将军还对众人说，直到只剩最后一人，他也绝不会离开。
1940年5月16日，长山，南瓜店，这个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地方，即将载入史册。下午3时，张自忠和身边数十人，已经近距离暴露在日军的视线之内。特务营的官兵正在作顽强拼搏，张自忠镇静自若地与士兵们在一起，向日军发起冲锋。张自忠率左右官兵挺刀杀入敌群，与敌展开最后的肉搏。此时，张自忠全身已有6处负伤，血染征衣。
枪炮声中，张自忠的多处伤口在汨汨流血，没有时间包扎，也无法包扎。他戎马一生、九死一生，深知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然来临，对左右官兵说：“我力战而死，自审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言毕，壮烈牺牲。
张自忠殉国后，遗体由黄维纲率部找回并装殓。
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
张自忠作为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牺牲的最高职衔军人，一直以来，无数人为此感到痛惜。回顾他慷慨就义的过程，虽然局势艰困，但他并非完全没有选择余地。最终他依然决定亲自带兵出征，不难看出他赴死的决心。
首先，张自忠可以选择留守原地。作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和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他坐镇指挥部才能履行指挥责任。冯治安所言：“情况随时变化”，不宜离开，也认为张自忠应该“顾全局”，这些都并非虚词。同时，第33集团军组成的追击纵队里，有黄维纲的第38师。黄维纲是张自忠最信任的下属，追击纵队由黄维纲率领，完全可以做到军令必达。
其次，即使是在日军发现张自忠并形成包围之势后，他仍有机会脱险。事实上，张自忠所率司令部的一些人就脱险了，如李文田。在最后关头，张自忠所率骑兵第9师的兵力仍然控制着退往汉江的通道。既然可以将两位高级顾问送出战场，那么，确保张自忠安全撤退、渡过汉水，当然不成问题。在属下力劝撤退以图再举的情况下，张自忠的选择是与官兵坚守到最后。
可见，张自忠身上有一种以死报国的“死士”情结。这种情结是怎样铸成的呢？在日寇全面侵华，国家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张自忠作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家国情怀的高级将领，有两件事让他心怀愧疚，进而影响了他最后关头的人生决断。
其一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张自忠作为第29军的高层领导人，曾在华北地区与日本人周旋交涉，尤其是在七七事变前不久率团出访日本。他为何要这么做呢？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大败，其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是宋哲元，骨干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为了巩固西北军原有团体的基础，第29军诸将领议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居次，以下依次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秦德纯、萧振瀛、张维藩，“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3年长城抗战后，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统管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一切政务、军务，第29军由此坐大。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初，制定了对日以“睦邻亲善”为主的政策，作为第29军在平津地区稳住阵脚的权宜之计。1935年12月，张自忠先后就任察哈尔省主席、保安司令；1936年6月改任天津市长。面对复杂的局面，他决定采取“消极应对”的策略，核心要义是“不说硬话，不办软事”，对日本的无理主张据理力争，以不丧失领土、不损害主权为最高原则。
1936年7月18日，张自忠在市政府宴请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23日，日方在日租界张园官邸宴请张自忠。此后，日本军政要人频繁来津，张自忠免不了与他们交际应酬。
1937年2月，日本驻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以影响第29军为目的，促成冀察政务委员会派代表团访日。宋哲元决定派出以张自忠为团长的考察团赴日，日本方面也有心拉拢张自忠。考察团成员共17人，包括张自忠家属4人。此行让张自忠对日本的国情和实力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他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就发生了影响中日两国甚至是世界局势的七七事变。
其二是在处理七七事变的过程中，因为数年来第29军与华北日军之间的纠缠和应付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从而误判日军此次也不过是故伎重演。张自忠受命与日军交涉，希望就地解决事变，最终发现被日本人所骗。
七七事变发生时，身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指示第29军将领，一面积极“扑灭当前之敌”，一面“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7月11日，宋哲元回到天津，开始主持事变后对日谈判交涉事宜。其间，宋哲元与张自忠勉力与日方交涉，双方屡有冲突，日方提出大量无理要求，宋、张仍力求和平解决，维持第29军在华北的地盘及现有局面。至7月26日，已经完成在华北地区军事准备的日军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29军撤出北平及周边地区，并拒绝继续交涉。事实上，日方已经关闭谈判大门。
7月28日早上6时左右，日军开始对北平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地均遭受猛烈攻击。第29军虽然迎击，但因准备不足，多处防地被攻破。至下午4时许，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壮烈牺牲。显然，日军蓄谋已久，激发事态，将事变向冲突方向推进。第29军由于希望维持局面，对战斗准备不足，对日方的企图也没有充分的估计，结果遭遇滑铁卢。
28日深夜，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留下协助张自忠。其后几天，张自忠负责善后，争取尽量减少损失。
7月29日早上7点，张自忠与日军谈判，获得对方“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的承诺。下午，张自忠就任北平代理市长，尽力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转移抗日骨干，掩埋战死者，救治伤兵。
8月5日，张自忠发表辞职声明；9月3日，潜出北平。至此，张自忠彻底明白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阴谋诡计，也明白了自己此前对日本人、对时局的判断过于简单。
“我当以生命报效国家”
从北平逃出的张自忠在济南见到先期离开的秦德纯，为自己对局势、对日本人的误判痛哭流涕、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
1937年12月，张自忠获准返回旧部，暂代第59军军长。尽管返回旧部，但张自忠深以自己对日本人的误判为耻。回军之际，他对部下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由于李宗仁为自己回军做过担保，张自忠对李宗仁感恩戴德：“李长官出面缓颊，中央恕我罪过，我当以生命报效国家。”张自忠率部参加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会战，在救援驻守临沂的庞炳勋部时，以拼死顽强之势重创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为台儿庄大捷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张自忠未几即被提拔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第5战区右翼集团总司令的原因所在。
张自忠在5月7日率部东渡汉水的前一晚，写信给属下各军、师长，意在作最后的告别和嘱咐。他在给冯治安的信中写道：“到河东后……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字里行间透露出必死的决心。
收到张自忠身殉战场的电报后，老长官冯玉祥在悼念文章中，七次写“我说荩忱（张自忠，号荩忱）死得好”来说明张自忠战死的意义。冯玉祥此言用意甚深。抗战期间，西北军中出现了正面和反面的最高职衔典型，反面典型是韩复榘。作为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放弃济南、泰安及黄河天险。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国民政府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执行枪决。正面典型就是张自忠，他的牺牲，为西北军挽回了名誉。
张自忠牺牲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悼文中称：“张将军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朱德、彭德怀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不死。”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悲痛不已，绝食而逝。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2009年，张自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英雄之名，与日月同辉。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