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则柯
孙中山先生晚年下决心在广州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文即广东大学，武即黄埔军校。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大力扶持，以为纪念。
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誓言要落实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按照“全国最好校舍”的标准，为中大在当时广州东北方向的远郊——石牌地区（其进出口所在地后称五山地区）修建新校舍。无奈其时国力薄弱，体制不顺，校长步履维艰。但邹鲁矢志不移，终于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石牌地区征地四万亩，基本建成新校舍。回顾筹款的艰难，邹鲁写道：“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
读者今天如果去广州五山地区看看，多半会同意，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基本建成的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无论是文学院、法学院、其它院系的行政教学大楼，还是体育馆、学生宿舍、学生餐厅，风格上都是中西合璧，前有门厅，内嵌庭院，雕栏画栋，水磨石地面，规格很高，的确称得上是全国最好的校舍。
除了房舍以外，校园之考究还包括整体规划和园林草地，原岭南大学的“中区大草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区大草坪，主要指的是从怀士堂到孙中山纪念铜像之间的大草坪，常常也把黑石屋和马丁堂之间的大片草坪包括在内。站在这块草坪上，目光所及之处，树是绿的，草是绿的，房顶也是绿的，用黄天骥教授的话说就是：我们校园的大草坪，宽达几十亩，放眼望去，绿光氤氲，使人倍觉空灵清爽，连瞳仁也像被清泉洗过那样的舒服。”大半个世纪以来，凡是走访过中大的朋友，都会对这块大草坪的平整精致留下深刻印象。难怪1965年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首个重磅节目，会安排在这块大草坪上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备受西方势力围困和孤立。为改变现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从民间外交入手打开局面。其中，1965年举办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颇具代表性，这个活动为增进中日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5年6月，我国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日友好协会三个团体的名义，邀请500名日本青年于当年八九月之间来华访问。邓小平与访华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举行会谈，将该活动定名为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大联欢活动由国务院外事办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领导，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启立具体负责。
这次大联欢活动的邀请对象，包括日本的全国性政党青年组织、工会青年团体、宗教界青年团体等。当时，日本青年要来中国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有人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导致家庭反目；还有人因为公司不批准假期，结果被解雇。最大的挑战是，日本佐藤荣作政府以中日尚未恢复邦交为由，拒绝签发护照给热情赴会的日本青年。为此，受邀的日本青年团体到官厅请愿和上街示威。佐藤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退让，采取个案审批的方式，陆续给24个代表团的281人发放护照，剩下的十几个代表团的成员则继续争取。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代表已经拿到护照，但是他们决定推迟出发，以等待那些还没有拿到护照的代表团。这样，已经拿到护照的代表团共271人，便先后从日本各地出发，经香港，从深圳入境中国内地。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广州——将于1965年8月21日在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大型联欢节目。
中共中央对这场大联欢活动非常重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奉令为大联欢摄制大型彩色纪录影片。廖承志给纪录片定下人性化、生活化、情感化的调子。为了搞好这次绿茵大草坪上的青年联欢，还调来专业的合唱队和舞蹈队。
活动当天，歌舞节目一个紧接着一个地进行，唱到友好的歌曲时，中日青年往往都用各自的语言共同高歌；跳起优美的舞蹈时，几百双手一起击掌应和旋律。在太阳伞和树荫下的日本青年，被热情的主人团团围拢起来。他们一边欣赏节目，一边愉快交谈。彼此语言不通，就通过笔谈，外加手势比划。不少青年用各自的文字，把彼此的姓名、通讯地址记下来；又把自己亲手制成的精巧纪念礼物送给对方。
当时，电影院不管播放什么电影，通常都会在片头加映一两部长度十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来热场。那时，笔者还在上海教书，有一次，我偶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院看到了这部精心拍摄的纪录影片《中日青年第一届友好大联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朝气蓬勃的合唱队在中山大学中区大草坪上热情洋溢地演唱歌曲《东京—北京》，在雄壮的歌声中，两国青年手挽着手，一起跳起青年舞，陶铸等领导人也加入了舞蹈行列。
后来，一些代表团成员的护照拖延了两三个月才陆续批出。结果，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分成了两批进行，第二批139人在11月中旬抵达北京，然后分赴各地，到12月中旬离开北京，陆续回国。最终，共38个代表团、450余名日本青年参加了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开创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局面。参加活动的两批日本青年，先后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就接见规格而言，可以说是空前的。
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给亲历者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一位中方的老师在活动中和日本青年互赠纪念品。她非常欣赏联欢节目中的女声独唱《红梅赞》。一位当时已经在中大工作的老师回忆说，8月正值盛夏，大草坪上支起几十顶鲜艳的大型遮阳伞，约20辆大巴浩浩荡荡载来了参加联欢的青年。当时国内尚未流行矿泉水和蒸馏水，于是，广州本地的“亚洲汽水”挑起了大梁，学校还准备了许多南方盛产的水果。这位老师得意地说起学校委派给他的任务：用隶书写繁体的“热烈欢迎”四个大字，主要是为了便于日本青年阅读。一名当时就读于中山大学力学专业二年级的同学，深刻记得自己在大联欢中与日本青年翩翩起舞的场景。
笔者的一位同事当年在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读无线电专业三年级，是学校文工团舞蹈队的成员。她被派去广州广九火车站迎接从深圳入境的日本青年，并陪同他们参与大联欢活动，她同样非常欣赏《红梅赞》女声独唱。华南工学院的女民兵还向日本青年表演了步枪射击。当年还在中大附小读书的子弟们，回忆起这次活动时说，他们虽然未能参加联欢活动，但都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备日本友人前来参观。
黄天骥教授发表过文章谈及这次大联欢活动。他记得，日本青年对中大校园之美赞不绝口：“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校里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那一天，晴空万里，我们在草坪上支起一圈彩色的遮阳伞。日本朋友一见，都竖起拇指，说：日本的大学找不到这样的美景’。”多年以后，黄教授应邀到日本讲学，才知道确实如此，并无夸大。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当时我是合唱队和乐队的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不能让联欢冷下场来。”黄教授还提到，当时中方表演的一支日本民间舞蹈“阿波舞”，获得了日本青年的一致好评，连呼想不到中国学生能把日本舞蹈跳得这么好。
全国众多媒体报道了这次大联欢活动。如活动当天的《羊城晚报》，头版两行通栏大标题是“陶铸副总理今晨接见日本青年，中日两国青年在中山大学举行友好大联欢”，并配发三张照片：一是陶铸等领导会见日本青年，二是从中大小礼堂高处俯瞰中区大草坪飘起气球彩带的全景，三是几位日本朋友与暨南大学的同学相互留言。其时，陶铸同志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并且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前后，作为很有特色的新鲜事物，诞生之初就以大报发行的《羊城晚报》，成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机关报。因为是晚报，所以能够赶在当天发布大联欢的新闻。8月22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还可以看到陶铸书记与日本青年跳舞的照片。
更早之前，上海《新民晚报》在8月19日发表了《在满载友谊的列车上》，以歌曲《东京—北京》的歌词开头，详细报道了18日下午中日青年乘坐92次列车从深圳到广州的经过。一位出生在富士山下的日本青年，与一位居住在长城脚下的中国青年结成了对子。大联欢活动结束后，中国邮电部发行了包括大联欢会徽在内的一套五枚邮票，《新民晚报》仔细解释了会徽的创意。
离开广州后，日本青年代表团赴北京。8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欢迎大会，幕布上挂着醒目的大联欢会徽。后来，代表团成员还观看了文艺节目，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中日青年在紫竹院公园共同植下“中日青年友好林”。登上长城之巅后，日本青年分三路离京，前往东北、西北和南方，其中南方的一路还访问了毛主席的故乡。每到一地，中日青年都进行了热烈友好的交流，还互赠礼物以作纪念。9月15日，上海举办盛会欢送日本青年。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分别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等六个城市举行，参加活动的日本各界青年达到3000余人。
2023年2月，笔者偶然发现，1965年12月23日，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在校内著名地标“红满堂”的坡下，举行过同样气球飘荡、阳伞招展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只是规模略小一点。
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结束的7年后，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