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坤琰
陈独秀认为，今之学校，学童“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贼儿童之脑力为何如耶”，亟待改良，于是他用十年之功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是文字学的大工程。上卷书成，陈独秀期望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能予以出版，为此他和编译馆书信往来达70多次。
当时，教育部致函陈独秀，想要把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坚持己见，气愤地说：“‘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出版由此搁浅。最后，编译馆在1942年仅油印了50份发行，梁实秋得到一册。1971年，梁实秋为使这一重要文化著作不致湮没，将之改头换面，重新出版。
狱中新著
陈独秀家学渊源深厚，旧学根底牢实，青年时代就钟情于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他的第一篇研究文字学的作品，是1910年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说文〉引申义考》；第一本文字训诂学著作，是1913年在上海时写的《字义类例》。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在上海隐居，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但未能出版。
1933年7月，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将他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陈独秀每次遭受挫折后，总是埋头学术研究，潜心著书立说。但在老虎桥狱中，陈独秀住的是单间，有狱卒日夜监视，不准读书看报，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亲友探监，更不准撰文写作，丧失了所有人身自由。
性格倔强刚毅的陈独秀岂能忍受这种野蛮的监规。他以绝食抗争，要求获得囚徒的基本权利。他的坚持终于赢得了国民政府的退让。监狱破例允许他读书看报、写信撰文，并在监室内为他设置了两个大书架，搬来不少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供他阅读，另外又为他配置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供他写作之用。
1933年10月13日，陈独秀在给出版家汪原放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说是消遣，其实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文字音韵学的研究中。陈独秀入狱后，曾向几位老友索字“以释消愁”。章士钊应邀为他写了一首诗，并在附言中建议：“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这个著书立说的建议正中陈独秀下怀，他欣然接受。
在近五年的牢狱生涯中，他潜心钻研文字音韵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撰成《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实庵字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干支为字母说》等十多篇论著。其中《实庵字说》等四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蔡元培称《实庵字说》“触类旁通，逼近太炎，惟太炎不信金文及甲骨文，而独秀不然，故更有理致”。（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则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魏建功《致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篇》第6卷）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还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之前身《识字初阶》书稿的大纲和条目分类。这部书稿专门研究汉字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
蔡元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更是知音。1936年初夏，蔡元培听说陈独秀在狱中研究古文字学，便委托刘海粟代表他和胡适、叶恭绰、章士钊、杨杏佛等，专程从上海赴南京探望。蔡元培和叶恭绰分别给陈独秀捎去一部《尔雅》和一套《小学》。此时陈独秀正在撰写《识字初阶》，这两部古文字学专著对他的研究大有裨益，令他欣喜异常，更鼓舞他在艰难的处境中写好著作。
未竟之功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鉴于当时的形势，在友人的奔走呼号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释放陈独秀。出狱后，陈独秀辗转流亡到大后方的四川江津（今属重庆），本想继续完成《识字初阶》，但嗣母新丧，加之疾病缠身，影响了他对初稿的修改、补充和重订。1939年5月5日，他在写给成都友人杨鹏升的信中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如水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陈独秀仍然坚持在艰困处境中写作，并将著作易名为《小学识字教本》。1940年初夏，陈独秀写完上篇初稿，他在6月15日写给忘年之交、有师友之谊的台静农的信中，进一步披露了写作的艰难过程：
……敌机每日光顾，江津城天天有警报，人心慌乱，仲纯兄几乎天天跑警报不在家，月底赴江津聚会之约，势必延期矣。此次续写之稿，约为期月余（原小字注：日写五六小时，仲纯若在此必干涉也，甚勉强），至于左边耳轰之外，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不可。下卷未成，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
1940年8月2日清晨，陈独秀在夫人潘兰珍的陪同下，到县城友人邓仲纯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晚上回来时，发现寓所的小偏房后窗大开——强盗进了屋。他一面催促伙夫去报案，一面清点损失。结果，被盗棕编书箱一口，内有衣被十来样，几本书籍，还有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玉印章。令陈独秀十分痛心的是，《小学识字教本》下篇“合体字”部分的书稿也被盗了。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告诉杨鹏升盗案的追查结果：“被窃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赐刻篆章及拙稿，则去如黄鹤矣。”（《陈独秀书信集》）
书稿永久失散，无法挽回，陈独秀当时正患高血压、胃溃疡等症，贫病交加，却不得不带病一字一划地重新撰写。在坚持续写下篇的同时，还要对已经付印的上篇作修改和订正。学者吴铭伦曾统计，从1940年6月18日到1942年4月20日近两年时间内，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49封信中，对成稿的增改计有200多处，另有对油印本的校勘，工作量之大之繁重、写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1942年5月13日上午，梅雨淅沥，气压低沉。已在病榻上躺了两天的陈独秀还是挣扎着起了床，强打精神坐到书案前。桌上摊放着他正在续写的书稿《小学识字教本》下篇。陈独秀濡墨挥毫，写下“抛”字。“抛”是下篇的第243个字，按照体例，接下来就该对这个今体字的字根、衍令，以及派生的形、音、义等诸要素加以诠释。
正准备阐述文字时，忽然听到妻子潘兰珍说包惠僧来访，陈独秀便停下手中的笔，招呼包惠僧到书房叙谈，并吩咐潘兰珍去数里之外的双石场割肉沽酒，他要好好款待一下从重庆专程来探望他的远客。中午，潘兰珍做了陈独秀爱吃的四季豆烧肉，他吃了不少，晚上又接着吃。他本来就有胃病，加之饮食过量，当晚腹胀难忍，至此，陈独秀一病不起。
病榻上的陈独秀仍然牵挂着《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修订和油印，但他已无力给参与校改和付印的台静农写信，只好口述，由邓仲纯书写转达。5月20日的口述信内容如下：
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径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十七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终止也。
廿日午后又书
写下这封口述信时，距离陈独秀去世只有一周时间。陈独秀呕心沥血撰述的《小学识字教本》终未完篇，未竟之功成了永久的憾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驾鹤西去，书稿上的最后一个字——“抛”，竟成了他的绝笔。晚年一直照顾陈独秀的何之瑜，在随后油印的《小学识字教本》下篇、“抛”字后的空白处写道：
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至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此下象声字百五十六已先撰成。之瑜记。
从1932年10月被捕入狱，到1942年5月病逝江津，近十年来，陈独秀的主要心血都在这部《小学识字教本》上，宛如曹雪芹写《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意义深远
在南京狱中，陈独秀对常来照顾他的濮德治说：“中国过去的小学家（按即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他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那么，陈独秀倾十年之功的《小学识字教本》，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他在《小学识字教本·自叙》中写道：
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基焉。
陈独秀指出，文字训诂之学本来不难，但因为汉儒的缘故，所以显得很难。陈独秀对《说文解字》及“六书”有所保留，他说“原本小学而变为专家之业，宜其用力久而难通也”。他还指出中国文字训诂难的根源，又讲述了他创立的形、声、义三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按科学规律教中小学生识字的最佳途径。
友人邓仲纯曾问陈独秀为何醉心于文字学研究，他说：“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
《小学识字教本》共20万字，上篇“字根及半字根”，分为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虫鱼、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郭、象服饰、象器用等十类；下篇“字根孽乳之字”，分为字根并合者、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两大类。全书共载1009个字，体系完整，条分缕析，科学实用，便于教师教、学生学。
此书汇集了陈独秀毕生研究音韵文字学之成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入门书，可以帮助人们较方便地掌握汉字。陈独秀晚年舍去包括自传在内的种种写作计划，全力撰写《小学识字教本》，就是为了从汉字源头与造字原则这一根本上探求“识文字善教育之道”，因此，这部书的意义十分深远。
悉心再版
陈独秀带着无限遗憾离去，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巨著《小学识字教本》在他生前未能出版面世。陈独秀去世后，国立编译馆只是印刷了50册土纸油印本，按照陈独秀生前的愿望，分赠给相关的学术界人士及朋友，以期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至于散佚。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梁实秋分得一册，虽然是土纸油印本，但梁实秋非常珍视。在他看来，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字学研究著作，他在后来的《文字新诠·序》中充分肯定此书：
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
二、对若干文字的解说，采取新的观点。
三、内容简明扼要，易于了解。
后来，梁实秋离开大陆，他将《小学识字教本》土纸油印本带到了台湾。22年后，他重新翻出悉心珍藏的《小学识字教本》，由于担心它磨损蛀蚀，难以永久保存，为了不使一缕游丝断绝，便萌生出将它重新出版的想法。梁实秋还把油印本拿给台湾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的同仁们看，大家都认为“该稿为有价值之研究资料，提议加以影印，藉供学者参考，庶使作者心血不致泯没。”（梁实秋《文字新诠·序》）
梁实秋对这部书的重新出版采取了严肃的学者态度，不但没有对原版内容作丝毫改动，由于原版的字迹已经变得模糊，梁实秋还特地请人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可谓费尽心机地保持原貌，他还在序中提到此书是有原作者的：
惟原稿字迹多有模糊之处，影印亦颇困难；爰请专人逐页以毛笔将模糊之处细心描过，历时四月，始告竣事。
本稿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字根及半字根，此一部分最为重要。下篇尚未完成，作者遽归道山，非常可惜。
此稿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我们钦佩作者研究之精神，但并不完全同意作者之观点，这是要附带说明的。
1971年底，《小学识字教本》在台湾先是照原样16开本影印出版，而后再版。梁实秋将书名改为《文字新铨》，并写序，由负责校阅的赵友培题签。重新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隐去了曾五度出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原作者陈独秀的大名，原版中陈独秀所写的“自叙”自然也用不了了。
梁实秋隐去陈独秀的署名，并抽掉原序、自己重新作序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考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台湾尚未解禁，且有前车之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67年9月出版了陈独秀的《实庵自传》，立遭查禁。梁实秋将陈独秀的遗著“改头换面”，为的就是免遭查禁，使这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余绪不坠，传诸后世。
实际上，梁实秋不想掠人之美，他背地里曾对他的弟子、著名诗人余光中等人说过：“这是陈独秀的遗作。”“这本书，实在写得好！……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柢。事隔多年，我认为这部稿子，仍有价值出版，在我有生之年，总算了了一桩心事。”（陈子善《陈独秀遗著归来记》，《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9月7日）
1987年，梁实秋临终前嘱咐女儿梁文薔，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部重要著作捐给大陆的博物馆。2003年8月，梁文薔来京，亲自将实秋珍藏的两册16开本紫红色硬壳布纹封面的厚书——《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文字新诠》影印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却梁氏的遗愿。《小学识字教本》土纸油印本，除了有“陈独秀著”的字样外，未见其他版权标志；影印本则不仅注明该书的再版时间和再版单位，更有梁实秋钢笔补注的手迹：陈独秀著：小学识字教本”题于其上。老舍之子舒乙馆长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了这一珍贵赠品，并将它作为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陆续有岳麓书社、巴蜀书社及新星出版社先后印制出版《小学识字教本》。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