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振林
1985年6月中旬，岳麓山下迎来一批文学名流。自嘲为“出土文物”的萧军是其中的“大哥大”，这不仅是因为他78岁高龄，更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比他小7岁的叶君健二进长沙，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安徒生”，丹麦女王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62岁的名家峻青，虽然蜚声文坛，也只能屈居“老三”了。而湖南作家未央、谢璞及周立波的大公子周健明全程陪同，加上笔会主持人的我，只是三位文学巨匠的小弟子。
受共青团湖南省委委托，我担任全国青少年日记大赛的终审评委兼笔会主持人。两位青年作家杨远新、张广海是我的左右手。
长沙的六月，闷热得出奇，刚刚放下行装的文学名流们，第一件大事便是铺纸蘸墨，为省市领导，宾馆经理、司机乃至大厨献上墨宝。萧军和叶君健光着膀子，峻青穿着圆领短袖汗衫，墨汁和汗水同时洒落在宣纸上。那时，空调尚未普及，开电风扇又会吹起宣纸，于是作家们只好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了。
笔会的重头戏是6月10日上午8时，在长沙市青少年宫举行的授奖大会；最精彩的节目则是晚上举办的作家讲座。青少年宫大礼堂座无虚席，连过道和舞台旁也是人头攒动。第一位上阵的当然是萧军了。
萧军穿一件短袖，浅灰色派立斯上衣，留着花白的短平头，矮矮墩墩，圆脸大眼。时过38年，他讲了些什么我已淡忘，只有一名观众的提问让我记忆犹新：“为什么和萧红分手？”萧军大声回道：“是我脾气不好。”台下顿时笑声一片。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含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拼命三郎”的意思。1930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他曾大言不惭地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都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他问鲁迅先生：“我这野性要不要改？”“不改。”鲁迅回答。
萧军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和他长谈，有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军颇有自知之明地说：“我这个人自由主义太严重，就像一头野马，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极坦白豪爽的人”。
湖南的初夏，可以说是一年中最温馨美好的季节，青葱的山丘、连畴接陇的禾苗，空气中充溢着野草鲜花的清香。此行的第二站是张家界。6月11日清晨，两辆中巴从长沙城出发，直奔西北方向的张家界。我坐在后排，萧军和他40岁的女儿萧耘坐在第一排。萧军身板硬朗，双目前视，两手拄着手杖，简直像一位退役的老将军。
车行4个小时，萧军几乎一声不吭。中午在常德午餐，饭后直达桃源县。此时的桃源，桃花早已凋谢，树上可见粒粒的小青桃了，人们在秦人古洞等处游走一圈，便在小铺里围着小圆桌喝“擂茶”，桌上摆放着花生、炸红薯片、糯米粑粑、橄榄、蜜饯等大盘小盘的食物，俗称“压桌”。
大伙儿刚在常德美餐一顿，那些“压桌”几乎纹丝未动。休息片刻，领队的张广海一声吆喝“上车啰”，人们遂登上各自的座位。
此刻，萧军却像一个堂倌似的，将桌上所有的“压桌”统统装进他随身携带的几个塑料袋里，两手拎着沉甸甸的“压桌”上了我们的这辆中巴。萧军的这一举动令大家大跌眼镜，就是未吐出声来：“这老头……”
开车前，领队征求意见：我们是朝西直走张家界还是折回桃源县城住一晚，明日再赶路？
“张家界！”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今天我不走了！”萧军硬邦邦地吐出这句话，给大伙儿泼了一瓢冰水。无奈，他是“大哥大”，于是汽车又往回开了十几公里，到达沅江渡口。
沅江是“三湘四水”之一，正值洪峰季节，沅水北去，狂奔洞庭湖。当时沅水之上尚无大桥，各种车辆排成长蛇阵等待过河，我们的车子夹在其间，进退两难，人们只好从车上下来，等轮渡过河。天气燥热，又没有水喝，一时怨言四起。“不要后悔，后悔也没有用么。”萧军把随身带的一张帆布小凳拿出来，找一块较平的山坡，稳如泰山地坐下，悠然地欣赏起沅水夕照来。
经过在桃源县的一夜休整，一行人第二天傍晚才到达张家界。此时人们才发现，萧军昨天坚持不走是英明之举，要不半夜过后才能住宿，别说七八十岁的老人，就连中青年也受不了。
晚饭后，人们在金鞭溪三三两两地漫步。沉寂的群山，万籁俱寂。宾馆在小会议室里为作家们安排了一个小型文艺晚会。人们互相点歌，中文歌、外文歌都有，萧耘还表演了东北二人转，博得满堂喝彩。
夜阑更深，年轻人感到肚子打鼓了，而此刻商店早已关门，什么吃的也寻不到。正当人们饥肠辘辘之际，萧军悄然而至，他双手提着几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抹抹桌子，哗啦啦地将在桃源县搜罗来的“压桌”铺满大桌——人们激动得几乎要喊“萧军万岁”了。萧军面无表情地说：“不要谢，我只当了个运输大队长。”
第二天早晨，人们兴致勃勃地向黄狮寨攀登，而有自知之明、不逞当年勇的萧军，老老实实地拄着拐杖，戴着巴拿马草帽，跟女儿在金鞭溪“十里画廊”里徜徉，怡然自得。
6月14日早餐后，我们原路打道回府。回到常德，汉寿县委委托杨远新邀请大家到汉寿采风。汉寿县，地处洞庭湖滨，沅澧两水尾闾，历史悠久，境内有多处距今数千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不仅是重要的楚文化传承地和沧浪文化的发源地，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和龙舟文化，文人学士们向往久矣。
6月15日中午，萧军参观沧浪渔场，在场长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洞庭水产。一行人还参观了林业科学研究所。饭后，县委请萧军题写“汉寿县烈士陵园”7个大字，放下笔，老人郑重提出：“我要去祭拜革命烈士，现在就去。”这可为难了县委领导，因为“烈士陵园”还在纸面上。县委领导讲：“萧老，天热，您这么大年纪，陵园又没路，下次再去吧？”萧军执拗地说：“下次？我今年78了！走吧！”几乎是命令的口吻。
汽车把我们送到马路边，接下来的路只能步行。萧军头一个穿过田野，走上田埂小径，真是“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到了西竺山陵园，打眼一望，既无苍松翠柏，也不见墓碑，荒草萋萋，凉风阵阵。
陪同者指着一座荒冢告诉大家，“这是中共汉寿县第一任书记詹乐贫的墓”。詹乐贫（1902—1929），汉寿县毛家滩人。1924年加入共产党，并任汉寿县委书记；1928年奉命转移到中共南华安特委工作；1929年1月在南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
“敌人把他的头颅砍下，挂在街头示众”——当陪同者说到詹乐贫壮烈牺牲的惨状时，萧军毕恭毕敬地朝孤坟九十度三鞠躬，眼含热泪。不久，这位东北大汉竟失声痛哭起来——他被烈士慷慨就义的精神所感动，那是肯定的。环顾四野，詹乐贫的孤坟冷冷清清的，周围杂草丛生，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难过？
随行者都行三鞠躬致哀，有的抹泪，有的啜泣。大家对烈士的敬意油然而生，同时又为眼前的凄凉而感到悲怆。烈士牺牲多年，整个县内尚未建起一座烈士陵园，情何以堪。
回到长沙，萧军立刻将自己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等40本著作交给杨远新，并说：“回京后，我会捐一笔钱，希望为烈士们建一座比较好的陵园，才对得起为新中国而被砍了头、洒了热血的先烈们。”萧军虽然不是党员，但他对民族、对祖国、对党、对革命先烈的感情是赤诚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