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 风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陈垣先生之子。陈垣先生是晚近中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陈乐素先生家学渊源，潜心研究宋史，也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史学家。
【风云际会，英才济济】
早年间，陈乐素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投身北伐革命，曾任北伐军第五军政治部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和《日本杂志》主编等，此后潜心研究宋史，至1933年著有《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等。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有许多热心的知识分子渐次从政治舞台上退出，转而以学术报效祖国，陈乐素也是其中的一员。
1942年冬，陈乐素应竺可桢校长的聘请，赴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浙大西迁已有数载，广大师生虽然每日都要面临生存的艰难险阻，但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之下，浙大却依然弦歌不辍。众多浙大教师亦一心一意，除辛勤教授学生之外，亦热诚服务于地方，尤其是史地系的师生，贡献良多。彼时，浙大史地系史地研究所人才如泉涌，令人惊艳不已。
当时，在竺校长和张其昀等人主持之下，浙大利用自身立足于西南以及针对战时纷扰的形势，对外广揽人才。而当时浙大学术气氛浓郁，成果丰硕，已为世人瞩目，许多著名学者都愿意来任教和从事研究。一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学者，更是对浙大情有独钟，竺校长等人也不失时机，向身陷香港的陈寅恪、陈乐素等人发出聘书，诚恳邀请他们来地处西南的浙大任教。
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历史学家们重新记忆和感怀伟大的中国历史的绝佳年代。陈垣先生当时有一本名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此书前面有陈寅恪先生所撰序言，其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
当年在浙大，先后有张荫麟先生和陈乐素先生讲授宋史，即所谓“浙大研究宋史的风气，张荫麟师倡于前、陈乐素师导于后，很多同学都亲受恩泽的”。而西南的浙大，地邻陪都，不啻“神州正朔之所在地”，而广西、贵州诸地，仿佛历史上的旧时“畿辅”，招揽天下英才济济一堂，正所谓“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那也是浙大历史让人心动的一页。
不久，史学巨子陈寅恪先生也表示愿意来浙江大学。可惜，他终因身体不能支撑（当时他已经眼盲），又因家累，滞留在广西桂林。不过，他却通过书信不断向浙大同仁报告陈乐素一家的行踪。当时陈乐素先生一家启程赴浙大，途中也艰苦备尝，他的眷属颇多（成人及儿童共有七人），由柳州径往遵义，实在也是不易。
及至陈乐素一行抵达遵义，当时教授浙大学生历史课的张荫麟先生已因病逝世，遂由陈乐素先生继之，在浙大讲坛主讲宋史。后来，陈乐素还开设唐史、日本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又兼任史地系史地研究所的导师。
【杏坛讲学，薪火相传】
陈乐素先生到浙大的次年，即1943年2月21日，享有大名的浙大“史地学会”于遵义新城何家巷设茶会欢迎陈乐素先生加盟。那天，陈乐素身穿蓝布长衫、履黑色布鞋翩然到会，言谈和蔼，许多史地系的学生瞻睹其风采，欣慕之至。史地学系位于浙江大学遵义本部，教师阵容整齐强大——系主任张其昀教授是竺可桢的入室弟子，也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师如历史学的顾毂宜先生（西洋通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陈乐素先生（唐史、宋史、日本史）、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李源澄（国史）、方豪（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李絜非先生（史学方法、中国近代史）与陶元珍先生（明清史等），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已经过世的天才学人张荫麟先生，以及“客座教授”钱穆先生和俞大纲先生、贺昌群先生等。至于地学（地理、地质）方面，则有叶良辅、沙学浚诸先生，可谓群星璀璨。
至于陈乐素等人的学生（研究生等），则有李埏（后为云南大学教授）、徐规（后为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宋晞、程光裕（二人均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省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等一批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优秀弟子。
陈乐素指导弟子和学生，要求他们定期报告研究进度，还会开列必读书目。有时，学生费了很大工夫却找不到一条相关的研究资料，他就会安慰说：你看完那部书，没有你需要的资料，就是你的收获。”
因陈垣先生阅书极富（相传当年只有杭州大儒马一浮先生可与之匹敌），陈乐素先生也养成了“无书不读”的训练习惯。至于史学研究的一门功夫——史源学，正是陈家父子所熟稔的。陈乐素先生在浙大为弟子现身说法，即指出“目录校勘之学是治史之基础学问，也是工具之学”，须认真阅读“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等学术门径。
对于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学等学术，陈乐素均极为精湛。所谓掌握史料、鉴辨真伪、论述史实，无不引证翔确，其所撰《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等，就以网罗宏富、考订甚详著称。
当时，陈乐素在浙大开设选修课“中国目录学史”和“史学方法”，以及“史学名著选读”“宋史专题研究”“避讳学”等课程，其循循善诱，令众多弟子十分感怀。如程光裕先生回忆说：当年在史地研究所追随陈乐素师研究唐、宋史，兼及目录校勘之学；陈师生活朴素，待人诚恳，抗战期间就读后方，虽举目无亲，但倍觉温暖。
陈乐素治学严谨，督课认真。他对史料出处、书籍版本、内容考据、文字组织等每次都有新的启发。他从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帖谈及报告、论文的抄写，也重视现代学者的学术造诣，介绍姚从吾、牟润孙、方壮猷等先生有关宋辽金元史之研究成就。在当时，这几位先生也成为学生们心目中敬佩的尊贤。
徐规先生也回忆说：陈乐素教课极端认真负责，课前他写有详细讲稿，引文必仔细核对，标明出处，内容充实，富有新意，板书亦清晰有力。他讲课不仅给予学生以历史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以至组织材料写成文章的一系列治学方法。对学生的论文和作业，陈乐素总是细心阅读斟酌，并与学生商讨，从选题到写成初稿和最后定稿，要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真是呕心沥血。后来陈乐素的学生中不少人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与其辛勤栽培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陈乐素先生一家也搬至杭州岳王路石贯子巷11号。那时陈宅里时常有学生去请教，而陈乐素无不谆谆训诲，不仅是学问，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予以潜移默化的教导。
【晚年犹香，“求是”其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乐素奉新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乐素出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室主任，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8年之后，陈乐素出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以及浙江历史学会会长等。
1979年，陈乐素赴广州任暨南大学教授，以迄其终。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并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予生也晚，只在山西大学读书时聆听过陈乐素先生的讲学。正如徐规、程光裕诸先生的回忆，直到晚年，陈乐素治学风范如一。他逝世后，遗稿先后结集出版为《求是集》等辑，之所以取名为“求是”，正是陈先生对浙江大学“求是”学风的缅怀和继承之意。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