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国华（文史学者）
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讲述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小说自1961年12月出版后，发行量逾1200万册，先后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参加革命遭逮捕
罗广斌是《红岩》的作者之一，他1924年11月22日生于四川忠县（今属重庆）一个地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罗广斌在成都建国中学和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师从马识途。1945年7月，由马识途介绍，罗广斌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社”。1947年，罗广斌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6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担任西南学院系联合会主席。后因受到敌特注意，组织要求罗广斌撤离西南学院，前往盘溪民建中学教书，并负责印刷地下刊物《反攻》。
1948年初，罗广斌被组织派往川东秀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辟酉秀黔彭武装斗争据点。3月1日，由中共重庆地下学运领导人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入党，从事学运、统战和策反工作。7月，组织要求罗广斌回成都，和家庭恢复关系，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因为他的长兄罗广文担任国民党兵团司令。
罗广斌于8月底回到家中，9月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次年2月转囚白公馆。即便身在狱中，他依然设法参加刻印发行《挺进报》等一系列秘密斗争，得到了许多同志的信任和佩服。1949年7月，特务头子又安排罗广斌的父亲和他见面，声称只要他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即可释放，但罗广斌不从，坚持斗争，并拒绝兄长的保释，宁愿坐穿牢底，也不写悔过书。
在狱中，罗广斌与刘德彬因为一场篮球赛相识。刘德彬比罗广斌早三个月被关进渣滓洞。刘德彬，1922年10月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人，16岁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入狱前，刘德彬已和江竹筠相熟，因为知道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的，所以刘德彬对罗广斌分外有好感。
1949年10月7日，仍在狱中的罗广斌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他向狱友们提议共同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大家都同意。于是，罗广斌与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毛晓初一起，拆下红色被面，用铁片磨成的小刀裁剪黄纸板，缝在被面上。因为不知道五颗星的具体位置，所以把大五星放在中间，四角围着四颗小五星。大家把红旗平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围着它欢呼雀跃，闲时就把它藏在地板下。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举着这面红旗走出去。不久后，白公馆开始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11月27日，特务屠杀到半夜，白公馆内只剩下19名难友。罗广斌成功说服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难友们集体越狱顺利脱险。
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罗广斌顾不得休整，径直来到白公馆，在昔日牢房的地板下找回自己和难友一同制作的五星红旗，郑重地交给党组织。为了完成难友的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他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详细写到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过程，以及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
《红岩》的另一位作者是杨益言。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生于四川武胜，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回川后，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渣滓洞，与关押江竹筠的牢房相隔仅十几米。在囚期间，江竹筠及难友们与反动派英勇斗争的事迹，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重庆解放后，他署名“杨祖之”，在《国民公报》连载《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虽然都在渣滓洞看守所关押过，但罗广斌和杨益言之前并不认识，是刘德彬介绍两人认识的。刘德彬与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是中学同学。1950年1月，烈士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刘德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干部的领导下，把有关材料汇编为大会特刊。根据自身回忆，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特刊付印前，因为人手不够，他们就把杨益言找来，帮忙校对文稿。后来，这份特刊定名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
从此，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开始一起工作，主要负责对青少年开展宣传教育。1950年7月1日，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三人第一次共同发表作品。
厚积薄发著《红岩》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陆续到一些学校、工厂、机关去讲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事迹。他们十分善于宣讲革命故事，这些真人真事不仅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还为他们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1957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到一封来自四川长寿县的读者来信，说当地人听了罗广斌宣讲的集中营故事，深受教育，希望出版社能将这些故事以小说形式出版发行。此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已经有类似的选题计划，编辑当即向罗广斌约稿，写《江竹筠传》。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都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最初并没有选择小说这种体裁，而是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文学、宣讲提纲、个人回忆录。半年后，编辑部收到三人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这篇回忆录共分6节，有1万多字，后于1958年2月《红旗飘飘》丛书第六辑发表。
随后，编辑张羽提出，希望三人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基础加以扩充，撰写成中篇回忆录，出版单行本。作者及时响应，同年将稿件《圣洁的光辉》寄来。1959年2月，出版社将《圣洁的光辉》改名为《在烈火中永生》，正式出版发行，《北京晚报》全文转载。此书一出，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故事，经中共重庆市委、中国青年出版社、作者、读者等多方研讨，罗广斌、杨益言决定进一步挖掘素材，将回忆录改写成长篇小说。由于此前两人都没有专职从事写作的经验，对于这样的长篇巨著缺乏驾驭能力，因此全稿的结构布局显得松散。更关键的是，他们写作的出发点是纪念先烈和故友，因而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就在这时，中共重庆市委对二人的创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肖泽宽在指导《红岩》创作的过程中发现，罗广斌、杨益言对狱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思想事迹比较熟悉，对国民党敌特人员的了解则不多。于是，他建议并经市委批准，罗、杨二人可以到公安部门查看相关敌特档案。在众多敌特档案中，二人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从而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了解。这些档案极大丰富了二人手中的素材，为后来成功在《红岩》中塑造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等高层军统特务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出版社编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责编在稿件的主题深化、题材发掘、形象塑造以及语言表达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并向各方广泛征求意见。两位作者根据意见，在思想路线、人物刻画、情节处理等方面都作了细致修改。
为了更好地塑造正面人物的形象，罗广斌、杨益言下足了功夫。比如，小说人物“江姐”的原型是江竹筠。此前罗、杨已经写过多篇关于江竹筠的纪实文章，主要把精力放在严格把握、剪裁史实上。而在小说写作中，二人大胆发挥艺术想象力，构思了许多原型没有经历的情节、细节，将“江姐”塑造成一个血肉更加丰满、个性更加鲜明的形象。
在小说的整体架构和格局方面，二人听取了不少专家意见。著名作家沙汀读过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后，给出关键建议：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一席话令罗、杨二人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创作基调过于低沉黯淡，应当昂扬起来。
数月后，出版社邀请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讨论初稿。1960年夏天，二人来到北京参观于不久前建成的十大建筑。在刚刚开放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他们看到了正在展出的1947～1949年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案。他们发现，原来小说里还缺少一样关键元素——对解放战争全局的了解，因为不了解全局，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二人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写出来了。
英雄故事不落幕
北京之行使罗广斌、杨益言从局部中跳脱出来，将这场顽强斗争与时代大背景相联结，提升了小说的整体格局。二人还约定，小说中不出现自己的名字。在小说定名会上，各方提出了十几个备选，包括：《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有“红岩”的就有好几个。因为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曾经的所在地，是中共在国统区的一盏明灯。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小说定名《红岩》。
小说从酝酿到成书，历时近10年，底稿300多万字，经历3次彻底返工，大改五六次，小修小改不计其数，最终成书40万字。在此期间，作者还给青年学生和干部作过百余次报告。1961年12月，小说《红岩》正式出版。全书描写人民解放军在进军大西南的形势下，重庆国民党当局强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等共产党人在狱中英勇战斗，最后惨遭屠杀，充分显示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红岩》的出版，标志着一个禁锢的旧世界彻底终结，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激情、勇于斗争的新世界正在开启。这部作品也是罗广斌、杨益言摆脱创作窠臼、实现飞跃的象征。
同样经典的还有《红岩》的封面设计。书名“红岩”二字是从魏碑中选取的；背景是夕阳下的红色山岩上，一棵苍松傲然挺立。此书后来多次再版，但一直沿用这一封面。如现任编辑叶施水所说，“魏碑的端庄浑厚与《红岩》风格相辅相成，红色岩石上的挺拔松树，鲜明而深刻、形象而具体地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和小说一样，这个经典封面也是几代读者的共同回忆，我们觉得，这就是最契合《红岩》内核、最能生动反映红岩精神的封面”。
罗广斌、杨益言在谈及《红岩》创作时曾说，《红岩》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是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此，《红岩》出版后，罗广斌、杨益言以及未署名的刘德彬，将部分稿酬用于资助烈士遗属，还有一部分稿酬以三人的名义交了党费，剩下的用于日常开支。
《红岩》出版后，好评如潮，洛阳纸贵。文学界一批著名评论家给予高度评价；全国各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内，人们排长队争相购买。很快，《红岩》的影响就蔓延到了艺术界。
1961年末，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于蓝读了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红岩》后，萌发了将它搬上银幕的想法。为了写好剧本，于蓝与导演张水华、宋日勋等人，在1962年奔赴重庆、成都、贵州等地调查采访。他们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以及从渣滓洞和白公馆劫后余生的共产党人，不断挖掘细节，试图还原先烈的真实形象。
于蓝等人还到重庆市博物馆参观，亲眼看到江竹筠写的一封托孤信。1947年7月，江竹筠被捕入狱时，把渣滓洞少尉看守黄茂才发展为地下联络员，负责狱内外的书信传递。1949年8月27日，拖着受刑后尚未完全康复的右手，江竹筠在狱友们的帮助下，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而制的墨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艰难地给自己的表弟谭竹安写下这封《狱中给亲友的信》，然后由黄茂才秘密送到谭竹安的手上。
竹安弟：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江竹筠之子彭云——编者注）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竹姐 八月二十七日
看完这封信，于蓝和张水华泪流满面。
为了揣摩“江姐”这个角色，于蓝甚至在渣滓洞监狱内待了一个多星期。她完全按照当年烈士的时间表生活，除了早上有短暂放风，其余时间都待在阴冷潮湿的监狱里，吃的也是稀饭咸菜。从大量素材和长时间走访中，于蓝触摸到了“江姐”真实的性格特征——冷静沉着，随时准备牺牲，但并非毫无牵挂，并非铁石心肠。于蓝用心而准确地揣摩角色，赋予“江姐”独特的英雄人物生动灵魂。
一行人在重庆待了3个多月，回到北京后，于蓝整理了约20万字的记录，和导演张水华改编出电影剧本《红岩》。1963年冬，电影正式开拍。
电影定名为《烈火中永生》，1965年元旦全国甫一公映，便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影迷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影片成功塑造了“江姐”、许云峰、华子良、成岗、“双枪老太婆”等革命先辈的英雄形象。“江姐”被于蓝演活了，这一角色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无数人从“江姐”身上获得了鼓舞。“江姐”这个角色也让于蓝的演艺事业走向辉煌，她从此与“江姐”密不可分。后来于蓝多次到访重庆，每次去，她都会到渣滓洞看看囚禁江竹筠的牢房，以示敬意。
除了电影，《红岩》还陆续被改编为歌剧、音乐剧、快板书、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激昂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