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 文（文史学者）
《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自从面世后，这部有着跟它名字一样质朴厚重的大书影响了无数人，被誉为“感动中国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的巨著”。
路遥的一生是浓缩的人生，他留给世界最好的纪念，就是用心血和生命凝结成的作品。为了这部佳作，三十多年前，路遥付出了无数的时间与精力，之后，作品的出版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而路遥本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
【成名后的清醒】
1982年是路遥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一方面，他因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问世扬名文坛；另一方面，成为名人的荣誉也带来了负累，使得路遥在事业、家庭、单位等诸多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路遥曾在自传中记述，《人生》发表后，他的生活就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至，要和他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他从被窝里惊醒。电影上映后，全国舆论愈加沸腾，他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不仅如此，路遥在文学事业上，还面临着下一步如何突破和创新的重大难题。当时外界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积累用光了，下一步看他咋走？再要突破怕难！”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文学，正是老中青作家云集、各种文学竞赛层出不穷的沸腾年代，如何在自己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路遥因此陷入了思考。
路遥身上有着陕北硬汉的性格，对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尽如人意，他没有选择逃避。他对文学事业立下誓愿：“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此时的路遥，决心力争在40岁前，完成一生中篇幅最浩大、内容最丰富、全方位展现改革年代和奉献给陕北大地的一部大书。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大多会自觉背负起历史的重担，将自我的命运与时代、与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正如路遥自己所说：作家的劳动……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兄弟同心】
路遥出生于陕北一个贫穷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作为长子，他一直背负着家庭的重担。所幸的是，路遥有一位肝胆相照的四弟王天乐，理解他的追求，扶持他的事业。路遥曾评价，如果没有四弟，他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
从1983年到1989年，王天乐成为了路遥生活和事业的助手、秘书、经纪人。路遥对四弟的信任和依赖，超过了其他亲人，而四弟在协助路遥创作的过程中，也付出了许多。比如，王天乐在1985年6月新婚第二天，便陪伴路遥踏上了前往陕北采风的路。路遥构思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长达六年时间，在这期间，王天乐陪伴路遥下农村采风，进城市调查，调动各种人脉，联系各地食宿，为路遥解决一切庞杂琐事，小到整理房间、收拾行李，大到联系地方领导，替路遥沟通联络、安排会面等。
即便是这样，创作劳动依然是孤独而艰苦的。长篇小说是为一个民族书写过往的历史，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是对一位作家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就作家而言，除了才华之外，还应兼具学识、修养、语言功力、人生阅历等诸多方面的储备。对于在特殊年代成长起来的路遥来说，无论在内外储备方面都存在不足，尤其是他刚经历过1970年代的草创期和1980年代的迸发期，还需要经历创作积累期，才能尝试触及长篇小说。
路遥开始了知识上的补课，首先是大量读书的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路遥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大半。他也读其它杂书，如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另外还找了一些专门著作，如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等，并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等。
很长一段时间里，路遥远离文坛，无论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书中，用他的话说，就是“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等读书活动进行到“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按计划，路遥开始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据他的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路遥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省报、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一页一页地翻看，并随手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
巴尔扎克讲过：作家是历史的书记官。路遥赞同并推崇这种观念，为全面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尤其是陕北发生的巨大变化，路遥行走陕北大地，遍访各行各业，进行采风。他对方方面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极力去触及。奔波到精疲力竭时，路遥便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等恢复了体力再出去。生活环境也变化无常——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就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无盖合衣躺着睡，另一夜就有缎被毛毯还可以洗热水澡。
王天乐也曾这样回忆：
为什么一部作品（《平凡的世界》）能让路遥把生命做了抵押？主要是准备工作太庞大，他一边写着还要一边准备，比如说农村的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说红枣熟了，什么野花开了，因为他的人物要在红枣林里走动，那不仅仅是红枣，还有一种什么花儿开着，花开到什么程度，而哪一种花又凋谢呢；哪一种庄稼该收了，哪一种庄稼又要播种，整个要做的笔记太多太多了。写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直接面对原型采访，这个准备耗尽了他很多的心血，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如果读了路遥的读书笔记，和他的采访笔记，我们都会为之震颤。
【用自己的语言写作】
中国的新时期文学，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承担了启蒙大众、探索未知的任务，因而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艺术精神，便不约而同地成为众多的作家和读者倾诉和传递心声的优先选择。从1978年北京城萌动的早春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各家流派竞相怒放，佳作频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渐次进展，文学界也在悄然进行着变化。1985年是发生激变的一年，这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新锐作家及其小说作品：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爸爸爸》、史铁生《命若琴弦》、王安忆《小鲍庄》、刘索拉《你别无选择》、残雪《山上的小屋》以及新朦胧诗、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等诸多新潮流派。这些作品令文学界顿感耳目一新，显示出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巨大努力。
陕西，作为中国的文学大省，从陕北到关中、陕南，无不感应到了文学革新的气息，于是作家们激动不安起来了。而路遥对此感触最深，最初他的反应是镇定的，他自述当时的心态：“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思潮席卷而去”。他不改初心，仍坚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同时做好了有可能陷入孤立境地的准备。
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当着路遥的面说：“你的作品语言不好……人家那语言，才是文学语言。可是，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一句……那样的语言。”路遥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
【几经周折：第一部的诞生】
1985年金秋时节，经过近三年的准备工作之后，路遥孤身一人，带着两大箱书籍资料来到陕西铜川，准备在此写作长篇小说。在王天乐的精心安排下，路遥选定了铜川郊外的一处僻静之所：陈家山煤矿医院招待所。为了更好地深入矿区体验生活，路遥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就在这大山脚下的简陋工作室里，路遥开启了创作之路，他每天昼伏夜作、闭门不出，完成稿纸上的劳动量（每天至少写作三千字）。路遥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他每天能从矿区食堂得到的只有馒头、稀饭、咸菜，聊以充饥，他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中，几乎忘却了一切。
王天乐回忆，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他们一起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后走出地面，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路遥在开篇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王天乐坚决反对，最后路遥改成：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1986年春天，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手稿辗转交给来西安组稿的北京《当代》杂志的编辑。编辑阅读手稿后不感兴趣，随后以“积稿太多”为由退稿。不久，北京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来西安组稿，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手稿交给了她。编辑审稿后不满意，认为这部书不符合时代潮流，属于老一套的“恋土派”，直接予以退稿。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编辑来到了西安，她就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198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成立，同年8月，李金玉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此工作，负责向西北地区作家组稿，重点是长篇小说。1985年秋天，李金玉初次到西安组稿，由于当时路遥远在铜川陈家山煤矿写作，李金玉未能见到路遥。
1986年3月，李金玉再次来到西安组稿，终于在陕西作协见到了路遥。她向路遥约稿，路遥当时未明确表态，但李金玉没有气馁。5月，李金玉再次向路遥约稿，她的执着和真诚终于感动了路遥，路遥通过陕西作协《延河》杂志的编辑转告她，愿意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交予她发表，李金玉为此在陕西作协等候了一个多月。6月，李金玉终于拿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当她通读全书时，便情不自禁地被这部小说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所震撼，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书中表现的经历苦难的人们不向苦难低头、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感深深地感动着我”。6月10日，李金玉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约稿合同交给路遥（当时小说取名为《普通人的道路》），路遥欣然提笔签名。
李金玉带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回到北京后，却受到上司的指责，认为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李金玉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她坚持自己的判断，在她的努力和斡旋下，几经周折，公司领导终于同意出版该书。
同一时期，路遥的朋友们也向他伸出了援手。西安文联《长安》杂志主编、诗人子页不仅建议路遥将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平凡的世界》，而且打电话给广州花城出版社总编、诗人李士非，向他推荐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陕西作协《小说评论》杂志主编、评论家王愚，也向广州《花城》杂志社大力推荐路遥的这部新作。《花城》杂志社派专人特意从广州飞到西安来见路遥，并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地审读，认为“这部小说主题鲜明，气势恢宏，立意深刻，耐人寻味，确实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决定在《花城》上发表。
1986年11月，历经一波三折的过程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终于在《花城》杂志第6期发表，作为重点作品以头条推出，内文中插入画家若峪为《平凡的世界》创作的七幅插图。两年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获得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榜首的殊荣。
1986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这部书第一版的印数是19400册。（据李金玉回忆，当时公司内部规定，一部书的征订数低于1万册，将不予开机印刷。）
路遥不会忘记真正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他曾写道：“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花城》杂志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迎风挺立：第二部的突围】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虽然问世了，但评论界和读者们的反响却是冷淡的。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花城》《小说评论》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在京和陕西的部分评论家们应邀参加了讨论。会上，有评论家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也有很多评论家持尖锐的批评意见。
本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路遥一头扎进陕北大山深处的荒僻县城吴起人武部窑洞，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
吴起，这个位于陕北西北角的小县，在上世纪80年代物产贫瘠、生活艰苦，四季气候无常。路遥执意要在这里写作《平凡的世界》最关键的第二部，是因为这里远离纷扰，加之路遥和王天乐的几位朋友在县城供职，所以路遥在此安顿下来。王天乐回忆：“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
1986年，《延安文学》杂志积极筹备在全国公开发行该杂志，两位副主编曹谷溪和高其国是路遥的好友，他们想在杂志次年第一期上选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里的章节。路遥考虑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他从《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里选定了两章，将稿子交给了高其国，发表时的标题定为《新上任的省委书记》。
1986年冬天，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初稿的写作，其中最后一章是在延安宾馆写完的。
进入夏天，路遥病倒了，他被长期超负荷的写作劳动摧毁了身体。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他忽然吐了一口血，当时他能求助的亲人只有王天乐。王天乐听到消息后，放下《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外围准备工作，马上赶到了西安。第二天，他们就去医院查出了吐血的原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王天乐认为，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表示，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并交代王天乐，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
王天乐回忆，当时“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为此，我和他无数次地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我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
然而，路遥用生命创作的书稿，却依然没有获得出版界的承认和青睐。1987年7月8日，路遥致信《花城》杂志社一位副主编，并托人捎去《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手稿，希望在《花城》杂志发表。信中写道：“我自觉尽了力，稿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了，心力衰竭，气力下陷，整天服中药，也没气力和兴致和其他刊物交涉。问题是此稿我仍想由您手里发出，哪怕只发行一两份都可以——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但《花城》杂志最终没有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其中缘由，杂志原主编范汉生后来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1987年8月路遥托人将第二部稿子带来，由于编辑部人事变动，新组成的编辑部尚在磨合期，在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内部意见分歧，发排受阻……三部中《花城》只发一部，未能争取到出版权。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个损失，也是《花城》杂志创刊以来的一大失误与遗憾。”
当然，评论界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评价不高，再加上读者反应平淡，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出版界的考量和抉择，以至于造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在公开出版前，除了《延安文学》杂志选发两章，没能在国内任何的大型文学杂志上全篇发表。这对路遥显然是打击，但他已经全然不再理会外界，他想的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就在这个艰难时刻，转机出现了。
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德，临行前赴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在京期间，路遥在公交车上与老同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叶咏梅相遇，交谈间叶咏梅问到路遥最近的创作，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送给了她。叶咏梅仔细阅读过全书，感叹不已，她感到这是一部融真、情、美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杰作，于是下决心把小说录制成广播节目，使它早日与普通人见面。
与此同时，李金玉信守承诺，她所在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愿为路遥继续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但由于这部书的征订数不足1万册，李金玉找到印刷部的负责人，经过沟通，才使得这部书得以开机印刷。路遥为此深深感动，将李金玉视为“恩人”。
1987年夏天，路遥在得到榆林老中医张鹏举的妙手医治后，随即又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这年秋天，路遥再次来到了黄沙裹挟下的故乡榆林。这座苍劲美丽的塞上驼城，每当路遥筋疲力尽时，他总是像游子归乡那样盼望着回到母亲的怀抱。
刚到榆林，路遥便被热情的朋友包围，在榆林地委书记等人的关照下，路遥得以入住新建成的榆林宾馆，并免除一切食宿费用，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抱病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写作。
此时的王天乐虽然在延安，但也时常来榆林探望路遥，他描述当时路遥的状况：
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赴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他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他抽烟是固定的牌子，除过这个牌子其它的烟抽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今后每月送一次，必须按时，这个账榆林出。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作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它一次吧……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1988年1月27日，路遥在榆林宾馆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初稿。他说：“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态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大起大落：第三部的转机】
1988年5月25日，陕北甘泉县干部招待所的第29号窑洞里，路遥最终为《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改稿划上了最后的休止符。就这样，路遥历经六年艰苦漫长的文学远征，最终完成了三部、六卷、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988年5月，山西太原《黄河》杂志的主编珊泉得知，由于种种原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无法发表，便专程前往西安拜会路遥，并正式向路遥约稿。路遥被珊泉的诚意感动，决定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交给《黄河》杂志发表。为了等候路遥交稿，珊泉特意将当年的《黄河》杂志第3期推迟20天发稿。
5月25日，书稿刚完工，路遥便不顾近乎虚脱的身体奔赴太原。他赶到太原《黄河》杂志，并在招待所住了三天，这三天他几乎足不出户，对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直到定稿，然后郑重地把书稿复印件交给了珊泉。
路遥离开太原，即刻赶赴北京。岂料，就在登上火车前夕，心力交瘁的路遥发现自己竟把钱包丢在招待所，于是王天乐赶回去取。路遥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文学劳动，早已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描述当时的状况：“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做。”
6月1日，路遥准时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手稿，交到了叶咏梅的手上。
1988年3月27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开始首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用的是出版作品，第二部用的是二校清样，第三部用的是路遥手稿。借助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平凡的世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走进了千家万户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估算，当年国内的听众达三亿之多，与此同时，电台收到了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离休干部及待业青年等。他们共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听了《平凡的世界》，它教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如何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收到了读者来信三千多封，编辑、发行部门还不断收到读者电话，要求购买此书。广大听众和读者对《平凡的世界》的热爱，影响到了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从而有力地逆转了形势。
【摘取茅盾文学奖】
1991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评选。这届评奖由于时隔六年举办，有众多作家作品参选，所以竞争十分激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经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荐，报送参选茅盾文学奖，李金玉作为《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为该书撰写了选送报告。
1991年3月7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与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五部作品获奖，路遥名列榜首。
当路遥面临没有足够路费去北京领奖的窘境时，王天乐再度为兄长找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求助。结果，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书记被路遥的真实境况震惊了，他代表延安地委资助路遥五千元钱，成全了路遥的这次赴京领奖。
在北京，路遥拖着病体，登门拜谢所有帮助过自己的在京人士，并倾其所有，买下了一百套《平凡的世界》，一一赠送众多的文友。为了表达谢意，路遥还在饭店里摆下三桌酒席宴请文友。
3月29日，路遥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并代表获奖者致辞。路遥为此精心撰写了获奖词《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其中他总结回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并感谢支持《平凡的世界》问世的朋友：
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
继获得茅盾文学奖前后，《平凡的世界》又接连荣获了一系列奖项。但不幸的是，路遥在载誉而归后不久，就被病魔彻底击倒了。
《平凡的世界》获奖之后，文学上的巨大荣誉，并没有给路遥带来太多物质生活上的改观，路遥只获得了3万余元的报酬（稿费2万元，补助1万元，加上微薄的印数稿费和改编电视剧的著作权报酬680元），还有中国作协和陕西省委各奖励他的5000元。
1992年萧瑟多雨的秋天，路遥生命垂危，住进西安西京医院。临终前的日子里，他仍然念念不忘心中的文学宏愿，对身边的同事、作家航宇说道：“如果我哪天再站起来，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可以超过《平凡的世界》。”
1992年11月17日，路遥溘然长逝。2000年，王天乐抱病赴京领奖时，将《平凡的世界》手稿交予路遥的女儿路远保存。七年以后，王天乐也因病早逝。
路遥魂归陕北大地，留给世间的是他坚毅而倔强的背影。正像普希金讲过的那样：“你是强者，就得永远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