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宜庆（文史学者）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巴尔扎克的名言，陈忠实先生把这句话拿来，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题记。
【文学道路的铺垫与磨炼】
1958年11月4日，诗歌《钢、粮颂》刊于当天的《西安日报》。当时陈忠实正在西安第十八中学读初二，一次作文课上，他一口气写下了五首诗歌，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他写下整整一页评语，全是褒奖，他便斗胆将这五首诗寄了出去。陈忠实说，“尽管它不过是顺口溜，确凿是我第一次见诸报刊的作品”。
读高中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陈忠实对付饥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阅读文学作品。1959年，17岁的陈忠实在报纸上得知柳青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将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心里按捺不住兴奋和期待，为了买《延河》，他将父亲给的2角买咸菜的钱早早地省下来。当陈忠实一口气读完《创业史》题叙，“心里感到很安慰”，觉得把那2角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大地赚了”。这次阅读，让陈忠实深深地迷上了柳青，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视柳青为认识生活和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榜样。
初中二年级时，陈忠实就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从那时起，陈忠实便开始关注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他在60岁时回望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学之旅，觉得他人生中抓住了两次关键的选择：一是1978年初，科学的春天来临，文学的春潮也在孕育，伤痕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即将席卷神州大地，当时作为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副总指挥的陈忠实，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震惊异常。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仕途，申请调到郊区文化馆工作，专心于读书与写作。二是1982年末，他调入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终于实现了当一名专业作家的梦想。此时的他，还无法预料自己将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序列之中。
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代表作有小说《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等。陈忠实如一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人们将他与路遥、贾平凹并称为“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
【压力与契机】
在1985年夏天以前，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于陈忠实来说，还很遥远，他说：“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
这年夏天，陕西省作协召开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起因是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却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陈忠实回忆：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
然而，也就是短短几个月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的8月到11月间，陈忠实完成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蓝袍先生》的创作，让陈忠实感觉意犹未尽，激发了创作长篇巨制《白鹿原》的灵感。他曾这样自述：
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战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1986年，37岁的路遥在这一年的夏天，完成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年底，广州的《花城》杂志刊载了这部作品，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陈忠实与路遥同在作协大院工作，都是专业作家，如果说路遥的创作对陈忠实一点触动都没有，是不大可能的。但已经44岁的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展示，别的作家的创作，写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羡慕也好，嫉妒也罢，对自己的创作都毫无用处，关键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耐心地等待着创作《白鹿原》的契机。
1987年8月，陈忠实冒着酷暑在长安县查阅资料。一天晚上，一位年轻的作家突然来访，他便是《长安报》的编辑记者李东济。两人在旅馆边喝啤酒，边东拉西扯地聊天。关中人把这种交流叫“谝闲传”。“谝”本义花言巧语，有炫耀、夸耀或骄傲地显示之意；闲，两位作家年龄虽然有落差，但因为聊的是文学，逸兴遄飞，夜越深，谈兴越浓。
谈话中，陈忠实说起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感叹自己已是45岁的人了，“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还要装其他物什，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
【隐居故乡，潜心创作】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忠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祖屋后的白鹿原，以及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
白鹿原位于西安市东南，东起点与篑山相接，西到西安和长安，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之地。
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14年完成《创业史》最后安葬骨灰的地方；铜人原上留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二十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110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主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
站在这与民族历史基本同步的古原之上，陈忠实不禁思考：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在离这道原不过六七十华里的咸阳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到最后的封建帝制解体时，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是怎样活着的？他隐约地意识到，两千多年里，这道原上的人们遭遇过多少回战乱、天灾，仅仅依靠木犁和自织棉布这样简单的生存方式，他们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找到这个答案，就能揭开本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选择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陈忠实有一个基本考虑，那就是这三个县紧紧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必然积淀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查访过程中，陈忠实不经意间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白鹿原》的胚胎渐渐生成，并逐渐丰满起来。
比如，小说中的朱先生的原型，就是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人称“牛才子”。陈忠实的父亲说过，旧时谁家丢了牛，找牛才子一问，他一掐算，然后按其所说的地方去找，牛很快就找着了。陈忠实说：牛先生是我刚能听懂话时就知道的大名人，从大人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的事迹。”陈忠实想在《白鹿原》中塑造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人物是“耕读传家”的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他灵机一动，将牛兆濂的“牛”加了一个人字，就变成了书中的“牛人”朱先生。
史志里的一些材料让陈忠实震撼。他读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发现二十多卷县志中有四五卷记载的，是蓝田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这些事迹没有女人的真实名字，只是以夫姓和自家的姓合起来称呼，如刘王氏等；事迹也无非是：刘王氏十五岁出嫁、十六岁生孩子、十七岁丧夫，然后抚养孩子，侍候公婆，终老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有几卷没有记载任何事迹，只是把贞妇烈女们的名字一个个编了进去。陈忠实心中感到悲哀——这些鲜活的生命活得多么委屈，他萌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的创作冲动，这个人物不是受了某种现代思潮的启迪，只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要按人的生存需要、人的生命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
1987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的构思，人物形象都已经栩栩如生，一闭上眼睛，他们就出现在脑海里。陈忠实的好友邢小利说：创作《白鹿原》的陈忠实，显出了文学圣徒的气概，为了安心写作，他不仅坚决地辞谢了上级安排的文联书记的职务，而且在4年的写作过程中，敢于将最初的文学构想进行到底，完全不管结局如何。”
陈忠实回到了故乡灞桥隐居，在西蒋村小院中，十年磨一剑，潜心创作。
【坚守与耕耘：《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清明节期间的一个早晨，陈忠实坐在自家小院的板凳上，俯身于一张小圆桌上，在方格稿纸上写下这一句开头。完了，他抬起头，看到院子里种的梨树开花了，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在春风中微微晃动，此情此景，在陈忠实心中引起一阵悸动。悸动平复后，他感受到一种力量，万事万物在这个春天各就其位，生发出一种美好。陈忠实后来回忆说：“我的心境更沉静了，一种进入近一个世纪前的原上社会特有的沉静。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地自信。”
《白鹿原》的这个开头，受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都奠定了叙述的基调——站在当下，眺望未来，并打开过去的通道。
陈忠实进入了写作《白鹿原》的节奏，长驱直入，很快就接近腹地。然而，生活中总有平地波澜，打乱这种节奏。
1988年夏天，酷暑笼罩关中大地，热浪滚滚，逼近40度。陈忠实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半夜他躺在大门外的空地里，望着满天繁星，内心无比煎熬。他想找地方避暑，又怕中断了写作思路，让灵感阻滞。最后，他在一位朋友家的窑洞里写了10天。
陈忠实读中学的孩子放暑假了，其中一个还经历了高考，他为孩子新学期开学的学费发愁，又不得不中断了《白鹿原》的写作。其间趁着刮风下雨带来的短暂的凉爽，完成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他要为筹集学费赚点稿酬。
等到沸腾的蝉鸣变得稀疏，乃至沉寂，陈忠实又找回了写作的节奏。至1989年1月，他一气呵成完成了《白鹿原》的草稿。
春节即将来临，陈忠实终于可以走出家门，和乡亲们一样忙年。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说：“春节临近的时候，我已经从《白鹿原》的历史烟云中彻底摆脱出来，和村里的乡党搭帮结伙去赶集，挑选猪肉和蔬菜，进城买面粉、大米、清油和煤球，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给我这个住在乡下的城市居民的，今年办起这些啰嗦事来，心情都是前所未有的舒悦。”小说进展得顺利，陈忠实心里有底气。他算了算，除去暑假两个月，他用了8个月，写出超过40万字的《白鹿原》草稿。
过完春节，陈忠实又重新冷静地审视笔下人物，开始第二稿的写作。
陈忠实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几乎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他在作品未打磨到完美之前，谁也不给透露，包括最熟悉和亲密的朋友。他认为写作品像蒸馍，不敢把气漏了。这也是他的生活感悟和人生智慧，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
1991年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学谈论会上，当陈忠实从乡下赶来时，路遥正在发言。陈忠实的好友、文学评论家李星见了，问他：这几年，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怎么还没完？”陈忠实笑了笑：“不急。”李星开玩笑地说：“今年再（写）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陈忠实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一个极为普通的冬日的下午，但对于陈忠实来说，却具有独特的意义。
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并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陈忠实眼前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我在这一刻的感觉，不仅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真实的直接的感觉，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
当天晚上，陈忠实吃了几年来最晚的一顿晚饭，这一海碗面条，吃得淡定、从容。很快，他进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
在书稿完成的前夕，在城里照顾老母亲的妻子王翠英来了，她再一次给陈忠实送来了干粮——擀好的面条和蒸熟的馍。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就这样吃了四年，最省钱，也最简单。陈忠实送妻子离开的时候，告诉她不用再送面条和馍来原上了，这一次带来的吃完，这本书就写完了。
王翠英回过头，疑惑地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平静地说：“那我就去养鸡。”这并不是玩笑话，因为在这四年中，家里生活得非常拮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洪清波对当时陈忠实家的经济情况感慨不已：“一个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如果这本书发表不了，意味着十年专业作家的道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应该另谋出路。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陈忠实撰写了纪念文章《别路遥》，文中写道：
路遥热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的进程，热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甚至包括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时期的饥饿在内的艰辛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才成为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路遥。
这也可以看作是陈忠实的夫子自道。路遥去世，对陈忠实是一个打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伤感地说：“早逝的已经逝去，活着的还在想着文学，文学这个魔鬼呀！”
【友情与信任：《白鹿原》的出版过程】
1992年2月下旬，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这是一份跨越20年的友情和信任。
1973年隆冬，何启治到陕西组稿，认识了青年作家陈忠实，何启治向他约稿。当得知何启治向他约的是长篇小说，31岁的陈忠实感到意外，直呼“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座出版重镇，在许多作家心中的分量之重，用陈忠实的话说，“在那里出书，做梦都不敢”。何启治鼓励陈忠实，拿出自己辅导延安插队知青创作长篇小说的先例。寒风呼啸，陈忠实心里却暖流涌动。
二十年人事沧桑巨变，但两人之间的约定没有变。
1992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洪清波、高贤均受何启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当代》的年轻编辑取稿时曾当场退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至于作品旁落，有前车之鉴，临行前，何启治千叮万嘱——别退稿，先拿回来。
陈忠实先把复印的《白鹿原》手稿送给了文艺评论家李星。一段时间过去了，陈忠实没有得到好友的反馈。写作品时沉得住气的陈忠实，这次坐不住了，他到陕西省作协家属楼找李星。当时李星买菜回来，正要上楼，听到陈忠实叫，李星平静地回应：到家里说。两人一前一后爬楼梯，李星不言不语，陈忠实跟在后面，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进屋后，李星走到书房，猛地转过身来，一只手高高抬起，狠狠地砸向另一只手的掌心，大吼一声：“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你不必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内，没有人能超越你；《白鹿原》一定会得到茅盾文学奖。”李星的这些预言，后来全都实现了。
3月下旬的一天，高贤均和洪清波到达西安。陈忠实当时还在乡下，他收到消息，得知二位编辑乘火车到达西安的时间是天亮的时候。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一尺厚。想着要接远方的客人，天未亮，陈忠实便起身上路。积雪封路，他步行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高、洪二位走出车站时，陈忠实已经迎接在车站门口。把客人带到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后，陈忠实说稿子还有最后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请二位编辑安心休息两天。
第三天早晨，陈忠实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准备交给两位编辑。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末了，他还是把这句话给咽了下去。
中午，陈忠实请二位编辑在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柳成荫创作的这幅画，连同这本书中众多精彩的人物形象，留在无数读者的记忆里。
《白鹿原》初版本第一次印刷了14850册。一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给陈忠实的稿酬是千字30元。陈忠实之前的作品都是拿稿费，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版税这个概念。出书时，何启治跟陈忠实算了一下账，如果拿10%的版税，可以多拿几千块钱。于是，出版社主动为陈忠实修改了合同。何启治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确认：“每1000个字30块，50万字，一共15000吧，后来又按发行量给他版税。”
《白鹿原》成为1993年的超级畅销书，4个月的时间就发行了56万册，很多书店开车到北京，在印刷厂外排队，交付现金，等待拉书。1997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时距离陈忠实动笔写《白鹿原》恰好十年。同年，该小说发行了160万册，据统计，截至2006年，陈忠实共获得455万的版税。
一次，陈忠实接受电视台采访，主持人问他，《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也有钱了，会怎么花？陈忠实说，他回到老家，把房里院里所有的电灯都打开，灯火通明，亮了一夜。
《白鹿原》出版前，白鹿原还叫狄寨原，著作出版后，这片土地因为孕育了大作家而名扬天下，故“这个富于诗意也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原的名字复活了”。出名后，陈忠实依旧穿着朴素，天天抽着廉价的香烟，吃着油泼面、羊肉泡馍，在很多人眼里，他仍是个地地道道的陕西汉子。
2001年到2003年，陈忠实又回到原下的老屋住了两年。在一篇散文中，陈忠实如此自陈心迹：“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驶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远离尘嚣，粗茶淡饭，他重新拥有了一种心灵上的大自在。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在西安去世，享年74岁。陈忠实生前留下一句话，“到《白鹿原》中找我去”。在白鹿原闲游的陈忠实，和那头神鹿一样，成了一个传说。
